戰爭期間，大明總計發行了三筆外債，總共三億英鎊。

第一次是戰前以鐵路公司名義的借款，第二次是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第三次是戰爭爆發第二年，也就是1887年發行的債券。

其中第一筆的利率高達六釐，而第二筆的利率近一步提高到了七釐，可到了第三次的時候，利率反而跌倒了四釐五，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大明軍隊在戰場上取得了優勢，讓大明債券升值，大明國家信用提高，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大明的財政狀況不斷改善，戰爭期間，大明財政收入一度高達兩億大明兩，摺合855萬英鎊，同期英國財政收入不過1.億英鎊，大明財政收入高達英國的六成以上。

看似驚人，但赫德卻認為大明政府的徵稅能力和稅收水平還是太低，以大明超過一億人口，是世界最大的生絲和茶葉出口國，並且發展起了相當規模的工業產業的水平，財政收入竟然比不上英國，赫德認為很不合常理。

這不是赫德有意誇大其詞，這是歷史事實，因為作為被英國瘋狂壓榨的印度，其財政收入都有英國本土收入的一半，大明作為一個獨立發展的大國，竟然還比不上印度，顯然大明政府的徵稅能力還太差，連西方一些二流國家的徵稅能力都比不上。

一個先進的稅收制度，能夠帶來的稅收徵收能力，是傳統社會的文人無法想像的。

歷史上，甲午戰爭時，滿清的財政收入是8867萬兩白銀，日本財政收入7585萬兩白銀，小小的日本，透過建立完善的財政制度，在徵稅能力上，竟然能與龐大的滿清相當，而滿清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恰好是赫德主持的最完善的機構海關，每年能為清政府帶去的收入，佔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比日本還小的暹羅，建立了完善的財政收入之後，到1909年的時候，財政收入竟然能達到480萬英鎊，相當於當時清政府收入的9%，人均納稅是滿清國民的17.倍，暹羅儘管富庶，暹羅人的生產水平也不可能比滿清高十七倍，因為那時候的暹羅依然是一個農業國。

如果說暹羅窮刮民脂的話，事實證明，當時暹羅百姓的生活條件相對較好，吸引了大批中國移民前往暹羅謀生，這說明在現代財政制度之下，政府提高了徵稅能力，將大量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裡，並沒有將老百姓的生計逼到破產，可滿清以低稅率文明，不是不想徵，而是徵不上來，結果是滿清的國民不斷的破產，滿清的低稅率顯然沒有讓老百姓受益。

真相就是，中國傳統的徵稅制度落後，儘管政府官方名義的稅率很低，可事實上老百姓繳納的稅收遠高於官方稅率，多餘的部分全都被貪官汙吏給侵吞了，享受政府低稅率帶來好處的，不過是一群蛀蟲。

如果大明的人均稅率，能夠達到暹羅的水平，以大明目前的人口規模，應該是歷史上滿清財政收入的四倍，滿清的財政收入以八千萬兩計算的話，大明就應該收到兩億兩。

但大明的工業水平，顯然要高於暹羅，因此徵稅能力應該比暹羅更強才對，所以赫德認為大明的徵稅能力還有待加強。

可是朱敬倫真的不敢任由赫德進行歐洲化的改革了。

因為赫德要大力度的觸動中國社會的根基：地主的土地。

赫德強烈建議應該對土地徵稅，因為任何國家土地稅都是最重要的稅種之一，英國是如此，英國在殖民地的制度也是如此。

一戰之前，印度的財政收入達到了10億盧比，相當於1億英鎊，其中土地稅是.1億盧比，主要是英國投資者繳納的公司稅和所得稅只有0.9億盧比，關稅1.1億盧比，消費稅1.億盧比，鹽稅0.5億盧比。

儘管英國在印度執行的稅率，確實照顧了英國白人利益，但土地稅遠遠超過其他稅種的結果，也不完全是壓榨印度的結果，因為這一年英國的土地稅也很高，該年英國本土財政收入1.98億英鎊，其中關稅0.億英鎊，消費稅0.4億英鎊，而土地稅、財產稅和所得稅加起來達到0.5億英鎊，土地稅為主的收入稅達到了四分之一的稅收收入。

可是之前，大明卻一直都沒有對土地徵稅，濫觴於當年朱敬倫為了安撫地方，不斷的免除稅賦，久而久之商稅收上來後，就徹底放棄了重新對土地徵稅的做法，這是巨大的稅收損失。

日本明治維新期間，進行了徹底的土地稅改革，讓土地變成徹底的私產，允許交易，按照地價徵稅，結果讓明治政府從農民身上搜刮到了最大的一筆工業化資金，明治政府時代，日本農民攻陷的財政收入長期超過政府收入的一半。

就算跟印度比例相當，大明對農村土地的免稅，也損失了三分之一的稅收。

可是當赫德要求對土地徵稅的時候，直接就驚動了朱敬倫，不是他有心保護地主利益，而是他知道動農民的地，那相當於動宗法社會的根基，遇到的反彈將比任何一次反彈更大，不修鐵路和辦教育更大。

事實上，中國社會在清末，土地兼併遠沒有宋代時期嚴重，日本佔領華北期間做過一個調查，發現擁有百畝以上土地的地主佔有的土地，不到全部土地的三成，超過七成的土地都集中在自耕農，小地主的手裡。

中國南方比北方的宗法制度更強大，因此這種土地分散的情況更嚴重，將近八成的土地都是小資產。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源自於明朝時候推行的分家制度。

中國漢代之前的財產繼承制度，基本上也是嫡長子繼承制，跟西方一樣，能夠儘可能的將財富傳承下去，漢初，漢文帝採納名臣晁錯的建議，在諸侯中推行推恩令，要求諸侯將封地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兒子，目的是想透過這種辦法分散諸侯國的國土，削弱諸侯國的國力。

結果諸侯國很清楚朝廷的陰謀，紛紛起兵，打出了“清君側誅晁錯”的旗號，最後漢文帝被迫不得不殺了晁錯，平息諸侯國的憤怒。

晁錯是死了，但是中央王朝透過要求諸侯分割財富的辦法，卻慢慢推廣開來。歷代朝廷利用這種方法，不斷的削弱民間的強大勢力，始終讓中央王朝擁有絕對的力量。

到了明代，朱元璋做的更徹底，將這種原本用在諸侯和大宗族身上的權術，向整個社會推廣，在法律中規定了，每一個男性子嗣都有權力平分家產，包括私生子也不例外，結果就是大地主的土地根本無法傳承下去，傳承的越久，分割的就越多，最後都變成了小塊土地。

清代繼承了明代的制度，這種對大家族土地的分割制度繼續執行，因此很難出現土地兼併集中現象。而宗族社會對抗這種法律的方式就是，各個家族大量購買公產，將土地掛名在祠堂名下，作為祭祀產業，相當於把土地掛在某一個祖先名下，於是就不用分割了。所以宗族力量強大的南方地區，鄉間土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族公地。因此土改的時候，有些農學家認為江南不需要土改，認為江南並沒有北方式的地主階級，結果就是政府還是收走了公堂土地，將宗族族長當地主打擊了，至於那些農學家，一個個死的很慘。政府要收地最大的目的，本就是要打散宗法社會制度，同時為工業化集中資本。農學家看不到這一點，死的並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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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的宗法制度也是很強大的，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宗族手裡，不但是公地，即便私人持有的土地在出賣的時候，宗族也有權力干涉，約定俗成的傳統是，土地應該優先轉賣給同宗、同族、同村的親戚，甚至在地契上都必須申明，問過血親無異議等字樣，買主才能完成合法的交割，不問過同族賣出去的土地，都能給要回來。

之所以這麼看重土地，因為土地就是農民的命，是宗法制度的根基，是宗族的基礎。

一旦要動這些土地，宗族勢必起來反抗，少不得要流血才能完成改革。

經過激烈的商討之後，朱敬倫部分同意了赫德的改革方案，他批准赫德可以對商品化程度高的土地進行徵稅，這種土地往往收益也高，更容易接受徵稅，所以遇到的抵抗相對也就會小。

英國之所以能在印度推行土地稅制度，主要也是因為英國把印度經濟，打造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經濟，農業生產高度商品化，用來生產棉花的土地超過一千萬英畝，種植菸草的有五六百萬英畝，種植甘蔗的也超過六百萬英畝，所以才比較容易推行土地稅。

日本能夠大量收土地稅的代價就是多達幾千次的農民暴動，光是從1868年到1877年，農民起義就多達499次。明治政府對這些農民，進行了殘酷鎮壓，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這種代價朱敬倫不打算承擔。

於是赫德只能在城市的商業用地、農村的桑園、茶園和甘蔗種植土地上徵稅。

但這依然是一筆巨大的稅收，因為大明桑蠶面積巨大，廣東珠三角地區的桑蠶面積超過五百萬畝，廣西也發展到了兩百萬畝，每畝徵收二兩，就高達一千多萬大明兩，茶園面積更是巨大，超過千萬畝的茶園，每畝一兩也有一千多萬兩。甘蔗則有三百多萬兩。城市商業用地則能承擔更高的稅率，徵稅高達三千萬大明兩。

光是土地稅一項，大明就增收了六千萬兩，大大提高的大明的徵稅能力。

但僅此還不足以讓大明稅收提高到英國六成的程度。

赫德還向特定人群徵稅。

比較有特色的是，對蓄養小妾的富人徵收納妾稅，對堅持女兒裹腳的父親徵收裹腳稅，這兩項稅收朱敬倫是大力支持的，因為他歷來就反對裹腳和納妾的惡習。

別說這兩項稅收也是相當豐厚，大明這些年出現了大批富豪，有能力納妾的階層，至少有百萬人之多，政府登基的小妾數量高達四百多萬人，赫德對此徵收重稅，每個小妾，每年必須繳納十兩銀子。而裹腳的女子，數量則無法統計，因為很難一家家清查過去，裹腳屬於保守的封建糟粕，而保守的家庭，女子是很少出門的，中國女人的腳相當於西方女人的胸，傳統文化中是一種**官，更是不可能讓人檢視。

所以暫時裹腳稅收上來的還不多，一人一年只需要繳納五兩銀子，去年才徵收到了五百萬兩銀子，而大明女人裹腳的何止百萬。

另外赫德還加徵所得稅，但遇到了裹腳稅同樣的問題，那就是登基困難，大明百姓還沒有習慣將收入存進銀行，很多人更習慣持有現金，結果就是無從統計百姓的收入，對上億人口進行收入普查，需要的行政資源又太大，讓百姓主動申報，傻子才會報。只要有一個人偷逃這種稅收，其他人就會在“他都不交，我也不交”的公平心態下拒絕繳納，一旦人多了，就又會形成法不責眾的心態，更沒人肯交了，因此這項在英國最重要的稅收專案，在大明基本推行不下去。

說到底還是因為英國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國家，土地是作為資產高度流動的，買賣土地跟買賣棉花一樣，只是生意，而土地在中國則帶有濃厚的精神意義，土地往往無法跟金錢完全掛上等號，因為有錢也很難買到想買的地。

農業社會對個人素質的要求，也沒有商業社會那麼高，在商業社會不講誠信所帶來的成本，遠高於講誠信所付出的代價，而農業社會對誠信的要求並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種高尚的道德，所以對於那些統計困難的稅收，基本上很難推行，因為老百姓肯定是能偷逃就偷逃，沒人願意多交稅。

但赫德的目標是，將大明的財政收入，提高到英國同等級別，因此他還必須繼續推行各種稅收試驗，尋找到最合適中國人的稅收制度。

這時候他的目光盯在了高度增長的工業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