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大明經歷了本國歷史上第一次資本主義式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不是什麼好事情，讓人感到痛苦絕望，社會充滿了悲觀情緒，這些在大明也都有。

不過大明經濟危機主要集中於兩大產業，生絲業和茶葉，因為這兩項產業生產已經嚴重過剩。經濟危機期間，也出現了西方式的兼併現象，尤其是茶葉最為嚴重，由於出口下降，大型資本主義式的的大茶園開始轉向內銷，進一步擠壓的中小茶園陷入困境，大量茶農破產，很多大茶園就趁機兼併小茶園。茶葉生產開始向大規模轉型。

生絲業則表現為另一種特徵，由於大明生絲業有特殊情況，那就是繅絲廠多為地主鄉紳創辦，鄉紳出身的陳啟沅推動繅絲業的主要方式就是鼓勵鄉紳階層辦廠，結果大量繅絲工廠在鄉間創辦，這項產業的發展跟茶葉一樣，並沒有帶來城市化的結果，而是是一種鄉村工業化。

鄉村工業化的好處是，讓更多的農民看到了工業化生產方式，讓工業影響了更多人，大家都熟悉了，適應了工業化，也就不懼怕了，所以這兩項產業發展起來之後，大明其他產業的工業化開始爆發，因為人們不再抵制了。

但鄉村工業化在效益方面，還真的無法跟城市工業相比，大多數鄉紳企業規模都較小，以加工本地原料為主，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就小，加上宗族的求穩性和保守性，造成一種中國特有的工業現象，那就是出租工廠。

宗族和地主將工廠看作了一種生息產業，越來越多的地主鄉紳自己退出了生產，將企業出租給商人。

結果就是原本培養出來的工業鄉紳階層，大規模的去工業化，他們最終沒有按照朱敬倫設想的那樣，轉變成德國容克資本和英國新貴族或者日本武士財閥一樣的階層，他們前進了兩步後，又後退了一步，變成了瞭解工業的鄉紳階層。

他們瞭解工業，懂工業，也參與工業，卻是透過出租工廠來參與，如同他們出租土地一樣，他們成了工業的食利階層。

這種情況已經非常普遍，新的統計顯示，廣東已經有七成工廠是出租經營。這意味著鄉紳階層絕大多數都已經退出了直接的工業生產。鄉紳階層向工業階層的轉型失敗了。

朱敬倫擔憂的是，作為傳統社會中堅力量的鄉紳階層退出工業化，會帶來什麼樣的社會影響。其實鄉紳退出工業化，帶來更嚴重的是工業生產的短期性，德國和日本後來的工業發展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為主導他們工業的容克地主和武士財閥追求的是長期利益，家族式的產業往往更講究延續性，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利潤。

鄉紳沒有將自己的家族跟工業捆綁，而是建設了工廠之後，連工廠帶土地一起出租給了商人。商人本就有追求短期利潤的習性，加上工廠和土地都是租來的，他們更加沒有意願進行持續投資，就好像租別人家的房子就不可能給放在進行精裝修一樣，商人租來的工廠，也不可能珍惜工廠的裝置，更不可能用自己的利潤更換新裝置，他們往往都是短期內榨乾工廠，然後轉投利潤更夠的產業。

這種現象讓朱敬倫很鬱悶，但他已經不打算出臺政策了，因為出臺了政策鼓勵了大量的鄉紳辦廠，可最後還是回到了商人手裡，誰知道在用政策干預，會帶來什麼扭曲的結果，既然現在資本的力量已經形成，資本的文化已經出現，工業革命已經到來，那就讓資本去市場中博弈吧。

18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終於在1886年，大明跟法國開戰那一年結束，世界性的市場開始復甦。

由於跟法國的戰爭，導致大明的生絲業恢復緩慢，因為法國是大明最大的生絲進口國，可是國際市場的復甦，消費能力提高，還是影響到了大明資本，最大的生絲進口國跟大明開戰了，可是最大的絲綢消費國英國和美國卻跟大明關係不錯，大明的絲織工業開始發展，於是繅絲業出口轉內銷，大量生絲轉為在國內加工生產，然後出口到英美兩國。

新的生絲生產方式也開始出現，類似胡雪巖投辦的復繅工廠多了起來，大大提高了生絲的均勻度。

這種復繅工業和織稠工業一樣，更容易集中起來，因為他們的原料不是蠶繭而是生絲，更方便運輸，所以大量集中在城市中。大明政府將口岸集中起來管理，進行統一規劃，不但大大改善了基礎設施，還按照西方最新思想，規劃了工業區，招商引資，給予優惠政策，大大推動了工業化。

復繅工業和織稠工業開始向城市集中後，作為他們的原料供應商，繅絲廠也開始搬遷，大型繅絲廠開始多了起來，他們集中投資興建儲繭設施，擺脫了蠶繭供應的限制，這種設施如果鄉村小工廠來建設的話，根本就收不回成本，可如果集中於交通便利的城市中，規模達到八百人以上的企業，那就大大有利可圖，規模性效益彌補了儲繭設施帶來的額外成本，而且大幅度降低了桑蠶生產的時效性，儲備的蠶繭讓工廠即便是冬季也有足夠的原料可用。

類似復繅工業和織稠工業，其他工業也在城市開展起來。

比如棉紡織工業，從一開始就是依託於城市。

紡織工業也沒有遭遇到戰爭對生絲產業那種影響，因為大明主要還是一個棉紡織品的進口國，棉紡織工業的意義是取代進口，在經濟危機期間，棉紡織工業受到了來自英國紡織品的傾銷打壓，可是經濟危機結束之後，棉紡工業的潛能立刻就爆發出來。

跟繅絲工業的投資者主要是地主鄉紳不同，棉紡工業的投資者主要是買辦階層，這些人更具有國際化失業，大多數經歷都是進入洋行當學徒，一步步爬到買辦的地位，普遍具有西方管理經驗，對工業化生產沒有牴觸。

最重要的是，他們有資本，普通的洋行學徒很窮，可一旦脫穎而出成為大買辦，他們的收入相當豐厚，有的買辦的收入甚至能跟洋行分庭抗禮，對小學徒來說，是靠著洋行吃飯，但對頂級買辦來說，洋行是靠著他們的。

這些人將跟洋人合作積累起來的資本，開始投入新產業的時候，爆發出來的力量不可小覷。而且他們一開始就向巨頭化發展，很多買辦直接去國外的大型工廠參觀，深受啟發或者深受利益的誘惑，將國外最先進的工廠，成套成套的引入國內。短短幾年時間，大明的棉紗工業翻了十倍，但依然還是一個進口國，發展空間還很大。

這些工業企業提供豐厚的稅收，經過赫德的稅收調整，工業企業的納稅額已經達到了兩千多萬兩，成為僅次於消費稅的單項稅收，當然臨時性的納妾稅不包括在內，那個才是第一大稅收。

相比於繅絲、紡織等輕工業，大明的重工業呈現的狀態則是畸形發展。

與輕工業承受了兩次工業危機不同，以兵工廠為代表的重工業幾乎沒有受到經濟危機的打擊，因為戰爭，不管是太平天國的戰爭，還是大明跟法國的戰爭，恰好都發生在經濟危機期間。

戰爭帶給重工業極大的紅利，戰爭期間重工業不但沒有縮減，反而攫取了暴利，大幅度擴張。

兵工廠作為最大的機械工業企業，工人人數已經達到二十萬，而且每年還在以兩到三萬增長。

兵工廠這個龍頭企業的擴張，讓機械工業整體呈現增長態勢，但整個行業卻過於集中，中小企業大受打壓，始終都發展不起來，形成了兵工廠這樣的壟斷巨頭，和大批只能以修理裝置為生的小型作坊並存，中間嚴重缺少中型專業化工廠的畸形狀態。

這種產業形態，顯然是不正常的發展軌跡造成的，不是一個良性的產業體系。

造船業其實也有這種現象，受到戰爭、救災等刺激，突然暴漲，然後陷入過剩危機。但總體來說，造船工業卻是有大有小，有一個完整的生態體系的。大工廠有兵工廠的造船廠，有同文行的造船廠，中型的有陳聯泰這種民間機械企業資本，福州造船廠，怡和洋行的合資船廠，小型的有一大批依託港口承包維修船舶業務的造船廠，生態體系相對齊全。

另一項產業，則比機械工業還要集中，那就是鐵路業。大明鐵路公司作為政府大力支持的特效鐵路公司，是唯一壟斷鐵路業務的一家公司。唐廷樞主持這家公司以來，利用資本市場融資，大規模擴張。密集施工修建了廣州到上海的鐵路，廣州到桂林，廣州到南寧鐵路，即便是經濟危機期間，也沒有停止擴充套件的步伐，因為對於一個嚴重缺乏交通設施的國家，鐵路業帶來的上百倍的交通效益提升，完全可以抵禦經濟危機對貨運量下降的衝擊。

廣州到桂林鐵路已經完工。到南寧鐵路已經跟雲南鐵路對接，戰爭期間，大量歐洲和印度商品從鐵路進入大明，大明商品從鐵路進入印度洋，讓這條鐵路的效益驚人。年盈利高達兩百多萬兩銀子，這還是在跟英國鐵路公司分成的情況下。廣州到上海的鐵路，已經修建了八年，今年就會通車，已經通車的路段，已經帶來了相當的營業額，比如杭甬鐵路，就是最先修築，也最先盈利的路段。

從廣州到上海，一千兩百多公裡的路線，之所以修了八年時間，不能說經濟危機對鐵路的修建沒有影響，但跟唐廷樞的經營理念也有莫大的關係。

他最先集中修築的都是盈利前景最好的路線，比如最先動工的不是從九龍往福建去的路段，而是先修寧波跟杭州路段、上海跟杭州路段、以及從九江通往武漢的路段，在這些盈利叫好的路段上，他不惜砸下重金，甚至用五百萬美元的價格僱傭卡內基公司建造漢口長江大橋。

可是在山地路段的福健路段，粵北山區路段，動工就十分緩慢，因為這裡投資成本大，預期收益低，所以直到滬杭路段、杭甬路段、江漢路段都通車之後，才開始修建連線福州、廈門等港口的區間鐵路，這些口岸鐵路修通之後，最後才開始修建山區路段。

這樣的經營思路，固然讓鐵路建設的成本降到最低，利潤達到最高，可是修建速度卻大大下降。

1886年以後，經濟危機結束，全世界的鐵路建設再一次高漲。從1885年到189年，全世界修築的鐵路線達19萬公裡，是上次高峰期的兩倍。其中美國就修築鐵路7.5萬公裡，比上次鐵路高漲期多一半。

但大明鐵路修築速度，反而不如救災期間的速度，總共修建的里程數不過000公里，遠遠低於世界平均速度，更不用說跟美國相比了。

而且唐廷樞雖然主管鐵路公司，鐵路公司的經營業績相當優良，可是他本人似乎並不看重鐵路公司的股份，他將大量資本投入其他產業，依託鐵路公司他在河南和山西開發了大量礦產，跟李鴻章等洋務派大臣的關係，讓他的開礦事業有政治後臺，同時也給這些後臺大量股份和分紅。

他在東莞投資棉紗工業，已經成為當地最大的棉紗企業。相比於固定投資周期長，見效慢的鐵路業，他顯然更喜歡輕工業這種投資小，見效快的短平快產業，顯然唐廷樞是以商業的思路在經營的，追求的是成本最低化，利潤最大化。

所以他不增加在鐵路公司的股份，還一次次透過發行新股融資，降低了自己的股份，目前唐廷樞在鐵路公司的股份，已經下降到了半成，可是他依然是最大的個人股東，依然是鐵路公司的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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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公司的股份，對他來說可能只是謀求一個控制權，而不是什麼預期收益。透過控制鐵路，他打造了一個以礦產、輕紡等圍繞鐵路業務經營的產業集團。事實上，唐廷樞已經透過經營鐵路，從一個大買辦，轉型成了一個企業財團。

而且唐廷樞的企業財團，還在不斷的擴張新專案，鍊鋼和航運就是他的下一個目標。（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