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說西方人了，就是中國人，包括大明的讀書人和滿清的讀書人，都不這麼認為。

但是他們不認為曾國藩不能保持客觀，而是認為曾國藩一定能證明洋教的邪惡。

廣大讀書人，除非真正瞭解西方宗教，甚至是信教的中國人，很少對洋教有好印象，這是目前的普遍現象，可以解釋為一種文化團體對外來文化入侵的一種應激性心理反應。

歷史上，當天津教案爆發之後，清廷同樣是讓曾國藩出面解決。曾國藩是一個把誠作為信仰的人，這是他的修養，所以他去調查的時候，追求的是客觀事實，調查的結果並沒有讓廣大讀書人如願，他經過調查認定，教堂裡並沒有人們謠傳的洋人挖人心肝之類的情況，傳聞中放小孩眼睛的陶罐裡，放的不過是洋人泡的蒜頭而已。

曾國藩的調查結果是事實，但是卻不符合中國人的認知，結果天下人反曾，曾國藩在天下人的咒罵中，第二年悻悻離世。

研究外交史，就不可能繞過西方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史，不能繞開因為教案引發的相關歷史事件。

朱敬倫太清楚曾國藩因為調查教案一事，名譽掃地，至少在當時被讀書人咒罵。

明明知道曾國藩去調查這件事沒有好結果，朱敬倫還是要去做，原因很簡單，因為曾國藩是罪和斯的人。

歷史上清廷之所以選擇曾國藩去處理，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曾國藩是當時天下第一大儒，平定太平天國保衛中華禮儀人倫的巨大光環套在曾國藩頭上，讓曾國藩成為一個最接近聖人的人。

國家出現聖人不是壞事，可問題是這個聖人如果是一個活人的話，就會讓人尷尬了，尤其是對皇權，面對這種活的聖人，你用他吧，無法控制他，不用他吧，又交代不過去，總之這樣的人在任何時代出現，都會給皇權造成非常大的現實困擾。

所以滿清讓曾國藩去做這件事，因為這種事非常麻煩，牽扯到了群體性的不理智，誰都清楚沾上這種事就不可能全身而退，哪怕是曾國藩沾上，也得惹一身腥，一個毫無汙點的曾國藩清廷不敢用又不能不用，但如果有了汙點的曾國藩，那就可以放心用了，因為這樣的曾國藩就不在是聖人，只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才。

朱敬倫其實也遇到了跟慈禧和奕欣一樣的問題，曾國藩的威望太高了，高到了讓朱敬倫不能忽視的地步。他不是一個嫉賢妒能的人，他並不擔心國家出現精神感召力超越他的人，儘管那樣會帶來麻煩。

他之所以覺得曾國藩是一個麻煩，不是因為曾國藩的號召力太強，關鍵是曾國藩的號召力跟他的想法不一致，曾國藩用他的號召力擋了朱敬倫的路。

這個歷史上，曾國藩的威望比之原本的歷史有過之而無不及，原本的歷史上，曾國藩主要的功績是保衛了儒教，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這個歷史上，保衛名教這份功勞只有一半，但是曾國藩卻透過在大明推廣儒教，在各地廣建孔廟，讓他在士大夫心中的地位比原來應有的威望一點不差，三年來，曾國藩在大明境內已經假設了五萬所孔廟，每個孔廟中都設有一座大小不一的學堂，有一個老夫子教授學生禮義廉恥，現在曾國藩的信徒已經不計其數，他們已經公然喊出了要讓人人“懂禮儀知廉恥做君子”的口號了。

曾國藩將隱藏在大明傳統社會基層的那種傳統儒教力量給徹底激發了出來，已經形成了一股難以撲滅的熊熊烈焰，如果僅僅是辦學，哪怕因此曾國藩的威望升上了天，哪怕讀書人把他當成一個當世孔子，朱敬倫也不在乎，可問題是，曾國藩發起建立的學堂，已經完全脫離了朱敬倫的設想，最讓他難以接受的，就是這些學校不教授數學，他們是自己辦的私塾，他們不接受官府派來的數學教師。

而此時在鄉間的辦學熱情最為高漲，關鍵是最保守的士大夫在曾國藩這面旗幟下，抱成了一團的情況下，政府再想強行推廣數學教育，恐怕會造成動盪的。

所以朱敬倫才選擇了跟滿清權貴一樣的做法，他覺得在這個時候，打擊一下曾國藩的個人威望，是很有必要的，有必要就要去做，這就是政治，至於對於曾國藩本人，那就只有抱歉了，既然曾國藩闖入了朱敬倫他們這種人的政治獵場，就要隨時做好被獵殺的準備，或者拿起槍來也選擇做一個獵手。

曾國藩歷史上就沒有選擇做獵手，他選擇了解散湘軍，他沒有造反，他想做聖賢，他不想做君王，結果他只能是一個獵物，在獵手們認為有必要的情況，隨時會拿他開刀。

朱敬倫挑中曾國藩的原因，當然不止這一點，如果僅僅是打擊一下曾國藩的威望的話，方法多得很，他只要還是想利用一下曾國藩的威望，既然曾國藩的威望已經阻擋了他的路，遲早都要打擊的話，那麼在最有利的時刻，讓曾國藩的威望發揮一下效用也好。

換做任何一個人去調查這件事，最後得出的結果都可能沒有公信力，但是曾國藩已經獲得了儒家系統中所能獲得的極限，他是全天下讀書人中的楷模，是大家的模範，他調查的結果其實是讓人信服的，之所以後來大家那麼憎恨曾國藩，就是因為他們信服曾國藩，可正因為這種信服，讓他們格外的憎恨，因為曾國藩揭露了真相，讓他們難以接受的真相，換做一個人，他們不信服的情況下，反而不會如此憎恨了。

朱敬倫就是要用曾國藩的威望，打擊一下全天下的保守士大夫，包括大明的士大夫，打擊一下他們的愚昧，讓他們開開眼，不要總自以為是的看問題，他們憎恨洋教也好，喜歡洋教也罷，但是給洋教頭上安上那麼多愚民迷信的東西，在用那些東西去愚弄文盲的愚民，這是朱敬倫堅決不能接受的。

朱敬倫也擔心這個時代西方宗教的文化入侵，因為這種文化入侵也是造成這個時代中國社會問題的一個很大的原因，但是他絕對不願意看到中國文化團體用這種愚昧的方式進行自我保護，因為他們今天不能正確看待西方的宗教，明天也就不能正確的看待西方的科技。他們今天對愚民說天不下雨地發幹只因教堂遮住天，明天就會告訴愚民扒鐵路推電杆東海去翻火輪船。

朱敬倫很清楚，那些認為洋人神父挖小孩心肝的人，跟認為工廠煙筒的影子壓到他家房頂給他們家帶來黴運的人都是一群人，而這群人的思想，則是他們心中的文化人，是一群鄉下土夫子們給他們灌輸的。

因此根源還是那些保守的文人士大夫階層，是鄉紳階層的思想問題，能觸動這些人思想的，不是報紙上邏輯嚴密的評論報道，不是政府的理性引導，而是他們自己心目中的太陽，他們自己挑出來的精神偶像，比如曾國藩這樣的人物，做出一種跟他們思想相悖的事情。

歷史上，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一事上，名譽掃地，天下人大罵曾國藩，可是之後洋務運動卻馬上發展到了高朝，不得不說曾國藩這個標杆的倒下，對傳統士大夫精神的巨大衝擊，是有莫大關係的。

曾國藩自己不可能不明白這種結局，可是當朱敬倫派人找上他，告訴他皇上請他去調查天津教案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沒法推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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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明官員告訴他，此事非他不能處理，如果處理不好的話，英國、法國、俄國和美國的洋人，勢必會聯合向北亰發動進攻。

同時大明政府還透過報紙發表聲明，告訴天下讀書人，官府邀請大儒曾國藩去天津調查教案，瞬間贏得了一眾讀書人的響應，他們認為他們心中的偶像出面，肯定能震懾住洋教。

忠君也好，不忠也罷，曾國藩毫無疑問是一個愛惜自己羽毛的人，他是天下敬仰的大儒，洋教問題，大家都翹首以盼的等他出面，如果他不出面，他用一輩子建立起來的名譽就會轟然倒塌，因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退縮了。

另外曾國藩是一個真正有休養的儒士，後世被稱為儒家輝煌最後的尾聲，他不是世俗的政客，而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士大夫，至少在精神道德層面上，他是跟範衝淹、王安石等士大夫文化顛峰時期的這一群精英士大夫平齊的，中國士大夫的道德支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簡單一點說，一個真正的士大夫，是有一種傢伙天下情懷的，他們心中對國家、民族抱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

這種責任感也讓曾國藩無法去推脫。

但他心裡其實明白，他去了，對他個人，恐怕會是一個打擊，他明白他自己現在的位置太高了，高到他當初都想象不到的地步，他本沒想過要收穫這麼崇高的威望，他最初的願望不過是希望透過教育子孫懂禮儀知廉恥明大義，是不希望看到下一代被洋人的邪說蠱惑。

可他沒想到，他推動的教育儒家化，透過大明日益發達的現代報紙，傳播的範圍和速度超乎了傳統社會所能到達的極限，如果沒有這些現代傳播方式，可能曾國藩的行為，要在他死後才能慢慢產生效果。

但是在這些媒體的推動下，他的行為已經不侷限在讀書人階層，而是在全社會各個階層中廣為流傳，而他的行為也被人各種解讀，他成了一個符號，一種象徵，而別人又在他身上加註了他本來沒想負擔，也承擔不起的各種美好願望，比如現在在大明廣為流傳的，說他曾國藩在將大明變成一個君子之國的說法，就是他從未想象過的事情，這顯然是外界對他行為的美好解讀，但這種解讀明顯過度了。

這種解讀讓他享受到了過高的讚美，也站到了過高的高度，所以他不會有好結果。

因為登高必定跌重。

明明知道對自己不利，可曾國藩還是要去，這就是他跟李鴻章這種人的區別，這也是一個真正的士大夫跟政客的區別，他不是不懂得趨利避害，而是因為從孟子時代傳下來的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讓他不能不去。

但他知道此行恐怕不會有好結果，他甚至連自己一旦不幸，棺材運送路線都交代好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