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裡內疚極了，一轉身跑了出去。我沒有用母親給我那兩元錢買《紅旗譜》。幾天前母親生了一場病，什麼都吃不下，只想吃山楂罐頭，卻沒舍得花錢給自己買。我就用那兩元錢，幾乎跑遍了道里區的大小食品商店，終於買到了一聽山楂罐頭，剩下的錢，一分也沒花。母親下班後，發現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頭，沉下臉問“：誰買的？”我說：“媽，我買的。用你給我那兩塊錢給你買的。”說著將剩下的錢從兜裡掏出來也放在桌上。“誰叫你這麼做的？”母親生氣了。我訥訥地說：“誰也沒叫我這麼做，是我自己……媽，我今後再也不跟你要錢買書了！……”“你跟媽要錢買書媽不給過你嗎？”我搖搖頭，一句話也不敢說。
“那你為什麼還說這種話？一聽罐頭，媽吃不吃又能怎麼樣呢？還不如你買本書，將來也能儲存給你弟弟們看……”
“我……媽，你別去做活了吧！……”我撲在母親懷裡，哭了。母親變得格外慈愛。她撫摸著我的頭髮，許久又說：“媽媽不去做活兒，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點錢，日子沒法過啊……”沒買《紅旗譜》，我心裡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願望沒實現。那時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兒書，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兒書。
我的同學就有出租小人兒書的。一天少可得兩三毛錢，多可得四五毛錢，再買新書，以此法漸漸購得更多的小人兒書。
一個星期天，我揹著母親將自己的全部小人兒書用塊舊塑料布包上，帶著偷偷溜出家門，來到火車站。在站前廣場，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下，鋪開塑料布，擺好小人兒書。坐在一旁期待。
火車站是租小人兒書的好地方。我的書攤前漸漸圍了一圈人，大多是候車或轉車的外地人。我不像我的那幾個租過小人兒書的同學，先收錢。我不按小人兒書的頁數決定收幾分錢，厚薄一律二分。我想得周到，帶了一截粉筆，畫線為“界”，要求必須在“界”內看書，我自己在“界”外。這既有利於他們，也方便於我。他們可以坐在紀念碑的臺階上，我盤腿坐在他們對面，注意力都放在他們身上，防止誰貪小便宜將我的書揣入衣兜帶走。看完了的，才許跨出“界”外，一手還書，一手交錢。我“管理”有方，“生意”竟很“興隆”，心中無比喜悅。
“喂，起來，起來！”背後突然響起一聲吆喝，同時一隻皮鞋踢向我的屁股。我站起來，轉身一看，是位治安警察。
“你們，把書都放下！”戴著白手套的手，指著那些看書的人。人們紛紛站起，將書扔在塑料布上，掃興離去。治安警察命令：“把書包起來。”我心知不妙，一聲不敢吭，趕緊用塑料布將書包起來，抱在懷裡。那治安警察一把從我懷中把書奪了過去，邁步就走。我扯住他的袖子嚷：“你幹什麼呀你？”“幹什麼？”他一甩胳膊掙脫我的手，“沒收了！”“你憑什麼沒收我的書呀？”“憑什麼？”他指指寫有“治安”二字的袖標，“就憑這個！這裡不許出租小人兒書你知道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我今後再也不到這兒來出租小人兒書了！……”我央求他，急得快哭了。
“那麼說你今後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出租啦？”“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今後哪兒也不去出租了，你還給我，還給我吧！……”“一本不還！”那個治安警察真是冷酷，說罷大步朝站前派出所走去。
我“哇”的一聲哭了，抬腳追上他，一邊哭一邊央求他把書還給我。
他被我糾纏火了，厲聲喝道“：再跟著我，連你也扯到派出所去！”
我害怕了，不敢繼續求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他揚長而去……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那種絕望的心情，猶如破了產的大富翁。
經過霽虹橋時，真想從橋上跳下去。回到家裡，我越想越傷心，又大哭了一場，哭得弟弟妹妹們莫名其妙。母親為了多掙幾元錢，星期日也不休息。哥哥問我為什麼哭，我不說。哥哥以為我不過受了點別人的欺負，也沒理睬我，到學校參加什麼活動去了。
母親那天下班特別晚，回到家裡，見我躺在炕上，坐到炕邊問我怎麼了。
我因為那六七十本小人兒書全被沒收，一下子急病了。我失去了一個“世界”呀！我的心是已經迷上了這個“世界”的呀！
我流著淚，用嘶啞的聲音告訴母親，我的小人兒書是怎樣在火車站被一個治安警察沒收的。
母親緩緩站起，無言地離開了我。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夢到我從那個治安警察手中奪回了我全部的小人兒書。
睡了兩個多小時，覺得嗓子焦灼我才醒過來。窗外天黑了，屋裡亮起了燈。
我一睜開眼睛，竟看到了我包小人兒書的那個塑料布包！我驚喜地爬起，匆匆忙忙地開啟塑料布，裡面果然是我的那些小人兒書！外屋傳來“嘭、嘭、嘭”的響聲，是母親在用鐵絲拍子拍打帶回家裡的氈團。母親每天都得帶回家十幾斤氈團，拍打鬆軟了，以備第二天絮鞋幫用。
“媽！……”我用沙啞的聲音叫母親。母親聞聲走進屋裡。我不禁喜笑顏開，問：“媽，是你要回來的吧？”
母親“嗯”了一聲，說：“記著，今後不許你出租小人兒書！”說完，又到外屋去拍打氈團了。
我心中一時間對母親充滿了感激。母親是連晚飯也沒顧上吃一口便趕到火車站去的。母親對那個治安警察說了多少好話，是否交了罰款，我沒問過母親，也永遠沒有機會知道了……
三天後的中午，哥哥從外面回來，一進門就告訴我，要送我一樣禮物，叫我猜是什麼。那天是我的生日，生活窮困，無論母親還是我們幾個孩子，都是從不過生日的。我以為哥哥騙我，便不肯猜。哥哥神秘地從書包裡取出一本書：“你看！”
《紅旗譜》！對我來說，再也沒有比它更使我高興的生日禮物了！哥哥又從書包裡取出了兩本書：“還有呢！”我激動地奪過一看--《播火記》！是《紅旗譜》的兩本下部！我當時還不知道《紅旗譜》的下部已經出版了。我放下這本，拿起那本，愛不釋手。
哥哥說：“是媽叫我給你買的。媽給了我五塊錢，我手一鬆，就連同兩本下部也給你買回來了。”
我說：“媽叫你給我買一本，你卻給我買了三本，媽會說你吧？”哥哥說：“不會的。”
我放下書，心情複雜地走出家門，走到胡同口那間母親做活的條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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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趴在低矮的窗上向裡面張望，在那個角落，又看到了母親瘦小的身影，背朝著我，俯在縫紉機前。縫紉機左邊，是一大垛軋好的棉膠鞋鞋幫，右邊，是一大堆拍打過的氈團。母親整個人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
我心裡對母親說：“媽，我一定愛惜每一本書……”卻沒有想到將來當一位作家回報母親。
至今我仍保持著格外愛惜書的習慣。小時候想買一本書需鼓足勇氣才能夠開口向母親要錢，現在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平日沒時間逛書店，出差到外地，則將逛書店當成逛街市的主要內容。往往出差歸來，外地的什麼特產都沒買，反倒帶回一捆書，而大部分又是在北京的書店不難買到的。
買書其實不如借書。借的書，要儘量擠時間早讀完歸還。買的書，卻並不急於閱讀了。雖然如此，依舊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
迷上了文學作品的我，學習成績大受影響。我在中學時代，是個中等生，對物理、化學、地理、政治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每次考試都是勉強及格。俄語初一上學期考試得過一次最高分--95，以後再沒及格過。我喜歡上的是語文、歷史、代數、幾何課。代數、幾何之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是因為我覺得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題卻需要靈活性。我覺得解代數或幾何題如同寫小說。一篇同樣內容的小說，要達到內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統一，必定也有一種最佳的創作選擇。一般水平的多種多樣，最佳的可能僅僅只有一種。重審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創作之前沒有進行認真選擇的。所謂粗製濫造，原因概出於此。
初二下學期，我的學習成績令母親和哥哥擔憂了，不得不限制我讀小說。我也唯恐考不上高中，遭人恥笑，就暫時中斷了我與文學的“戀愛”。
“文革”風起雲湧，同一天內，我家附近那四個小人兒書鋪，遭到“紅衛兵”的徹底“掃蕩”。
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到通達街雜貨店買鹹菜，見雜貨店隔壁的小人兒書鋪前，一堆焚書餘燼，冒著嫋嫋青煙。窗子碎了。出租小人兒書的老人，泥胎似的呆坐在屋裡，我常去看小人兒書，彼此都不陌生，我們隔窗相望，無話可說。我心中對他充滿同情。
“文革”對全社會也是一場“焚書”運動，卻給我個人帶來了更多讀書的機會。我們那條小街住的大多是“下里巴人”，竟有四戶收破爛的。院內一戶，隔街對院一戶，街頭兩戶。“文革”初期，他們每天都一手推車一手推車地載回來成捆成捆的書刊。我們院子裡那戶收破爛的姓盧，我稱他“盧叔”，他家戶前屋內書刊鋪地。他每天一回來，我是第一個拆捆挑撿的人。書在那場“文革”中成了定時炸彈。不知有多少人，忍痛將他們的藏書當廢紙賣掉。而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發國難財”的人。《怎麼辦》、《獵人筆記》、《白痴》、《美國悲劇》、《婦女樂園》、《白鯨》、《堂·吉訶德》等等一些我原先連名字也沒聽說過的書，或在書店裡看到了想買卻買不起的書，都是從盧叔收回來的書堆裡找到的。找到一兩本時，我打聲招呼，就拿走了。找到五六本時，不好意思白拿走，象徵性地給盧叔一兩毛錢，就算買下來。學校停課，我極少到學校去，在家裡讀那些讀也讀不完的書。同時擔起了“家庭主婦”的種種責任。
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時刻，是冬天裡，母親下班前，我將“大子”淘下飯鍋的時刻。那時候，家中很安靜，弟弟妹妹們各自趴在裡屋炕上看小人兒書。我則手捧自己喜愛的文學作品，坐在小板凳上，在爐前邊看鍋邊看書。飯起碼兩個小時才能熟，兩個小時內可以認認真真地讀幾十頁書。有時書中人物的命運牽動我的沉思和聯想，凝視著火光閃耀的爐口，不免出了神。
1968年下鄉前，我已經有滿滿的一木箱書，下鄉那一天，我將那一木箱整理了一番，底下鋪紙，上面蓋紙，落了鎖。
我把鑰匙交給母親替我保管，對母親說：“媽，別讓任何人開我的書箱啊！這些書可能以後在中國再也不會出版了！”
母親理解地回答：“放心吧，就是家裡失了火，我也叫你弟弟妹妹先把你的書箱搬出去！”
對大多數已經是作家的人來說，通往文學目標的道路是用寫滿字跡的稿紙鋪墊的。這條道路不是百米賽跑，是漫長的“馬拉松”，是必須一步步堅持的“競走”。這也是一條時時充滿了自然淘汰現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斷進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時期內忍受寂寞的勇氣的人，即使“一舉成名”，聲譽鵲起，也可能“曇花一現”。始終“競走”在文學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