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學時代，是我真正開始接受文學作品薰陶的時代。比較起來，我中學以後所讀的文學作品，還抵不上我從1963年至1968年下鄉前這5年內所讀過的文學作品多。在小學五六年級，我已讀過了許多長篇小說。我讀的第一本中國長篇小說是《戰鬥的青春》；讀的第一本外國長篇小說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而在中學我慢慢知道了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等外國偉大作家的名字，並開始喜歡上了他們的作品。

我在我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幾處引用了希臘傳說中的典故，某些評論家們頗有異議，認為這超出了一個中學生的閱讀範圍。我承認我在引用時，的確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但說“超出了一個中學生的閱讀範圍”，證明這樣的評論家根本不瞭解中學生，起碼不瞭解上世紀60年代的中學生。

我的中學母校是哈爾濱市第二十九中學，一所普通的中學。在我的同學中，讀長篇小說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不論男女同學，大多數在那時候就開始喜歡讀長篇小說了。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讀。一個同學借到或者買到一本好小說，會先在幾個親密的同學之間傳看。傳看的圈子往往無法限制，有時幾乎擴大到全班。外國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評論家之間曾經有過下面的風趣而睿智的談話：

作家：最近我結識了一位很有天賦的評論家。評論家：最近我結識了一位很有天賦的作家。作家：他叫什麼名字？評論家：青年。你結識的那位有天賦的評論家叫什麼名字？

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

青年永遠是文學最真摯的朋友。中學時代正是人們生機勃發的青年時期。他們透過擁抱文學擁抱生活，是最容易被文學作品感動的最廣大的讀者群。即使現在我們進行一次相關的社會調查，肯定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我在中學時代能夠讀到不少真正的文學作品，還要感謝我的母親。母親那時已被“鐵路”解僱，在一個條件低劣的加工棉膠鞋鞋幫的小工廠工作，每月可掙三十幾元錢貼補家用。

我們渴望讀書。只要是為了買書，母親給我們錢時從未猶豫過。沒有錢，母親就向鄰居借。

家中沒有書架，也沒有擺書架的地方。母親為我們騰出一隻舊木箱，我們把買的書，包上書皮兒，看過後存放在箱子裡。

家裡最先獲得買書特權的，是我的哥哥。哥哥也酷愛文學。我對文學的興趣，一方面是母親以講故事的方式不自覺地培養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影響。我之所以走上文學道路，哥哥所起的作用，不亞於母親和我的小學語文老師。

60年代的教學，比今天更體現對學生素養的普遍重視。哥哥高中讀的已不是“語文”課本，而是“文學”課本。

哥哥的“文學”課本，便成了我常常閱讀的“文學”書籍。有一次我晚上從哥哥的書包裡翻出他的課本看，沒有放回去，結果第二天哥哥上“文學”課就找不到課本了。

一冊高中生的“文學”課本，其文學內容之豐富，絕不比現在的任何文學刊物差。甚至要比某些文學刊物的內容更豐富，水平更優秀。收入高中“文學”課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優秀文學作品裡的章節。詩歌、散文、小說、雜文，無所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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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槍挑小梁王”、“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魯迅、郁達夫、茅盾、葉聖陶的小說，郭沫若的詞，聞一多、拜倫、雪萊、裴多菲的詩，馬克·吐溫、歐·亨利、高爾基的小說……貨真價實的一冊綜合性文學刊物。

那時候高中的“文學”課多麼好！

我相信，60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願上代數課的，有不願上物理課、化學課、政治課的，但如果誰不願上“文學”課就太不可思議了！

我到北大荒後，曾當過小學老師和中學老師，教過“語文”。70年代的中小學“語文”課本，遠不如“掃盲運動”中的工農課本，讓我這樣的老師根本不願拿起來。

當年哥哥讀過的“文學”課本，我都一冊冊保存起來，成了我的首批“文學”藏書。哥哥還很捨不得把它們給我呢！

哥哥無形中取代了母親家庭“故事員”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課，便讀“文學”課本給我們聽，我們理解不了的，他就想辦法啟發我們。

一個高中生朗讀的“文學”，比一位沒有文化的母親講的故事當然更是文學的“享受”。某些我曾聽母親講過的故事，如“牛郎織女”、“天仙配”、“白蛇傳”，哥哥照著課本一句句念給我們聽，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從母親口中，我是聽不到哥哥讀高中“文學”課本裡的那些文學詞句的。我從母親那裡獲得的是“口頭文學”的薰陶，我從哥哥那裡獲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學的薰陶。

感激60年代的高中“文學”課本的編者們！哥哥還經常從他的高中同學們手裡借書回家看。他和幾名要好的男女同學還組成了一個“閱讀小組”。哥哥的高中母校哈爾濱一中，是重點學校。在他們這些重點學校的喜愛文學的高中生之間，閱讀外國名著蔚然成風。他們那個“閱讀小組”還有一張大家公用的哈爾濱圖書館的借書證。

哥哥每次借的書，我都請求他看完後遲幾天再還，讓我也看看。哥哥一向都會滿足我的願望。

可以說我是從大量閱讀外國文學作品開始真正接觸文學的。我受哥哥的影響，非常敬重蘇俄文學，至今仍認為蘇俄文學是世界上偉大的文學。當代蘇聯文學不但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的傳統，在借鑑西方現代派文學方面，也捷足先登。可以明顯地看到當代蘇聯文學現實主義和現代派文學有機結合的痕跡。蘇聯電影在這方面進行了更為成功的實踐。

回顧我所走過的道路，連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蘇俄文學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在文字上則接近翻譯小說。後來才在創作實踐中漸漸意識到自己母語的基本功很弱，轉而注重閱讀中國小說，開始在實踐中補習中國本土小說這一課。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書，看哥哥借到的書，“小人兒書鋪”是中學時代的“極樂園”。

那時我們家已從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婦們新搬到一地，首先關心附近有幾家商店一樣，我關心的是附近有沒有小人兒書鋪。令我感到慶幸的是，那一帶的小人兒書鋪真不少。從搬家到光仁街到我下鄉前，我幾乎將那一帶小人兒書鋪中我認為好的小人兒書看遍了。我看小人兒書，總在對比著自己閱讀長篇小說時頭腦中想象出來的人物是否和小人兒書上畫出來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興。二者相差甚遠，我則重新細讀某部長篇小說，想弄明白個所以然。有些長篇小說，就是因為這樣才讀過兩遍的。

談到讀長篇，我想到了《紅旗譜》，我認為它是建國以來中國最優秀的長篇小說。《紅旗譜》讓我又想起兩件事。那時候，我想買《紅旗譜》看，只有跟母親要錢。為了要錢才去母親做活兒的那個條件惡劣的街道小工廠找母親。那個街道小工廠，是個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頹敗的大屋子，低矮、陰暗，天棚傾斜，彷彿隨時會塌下來。五六十個家庭婦女，一人坐在一臺破舊的縫紉機旁，一雙接一雙不停歇地加工棉膠鞋鞋幫，到處堆著氈團。氈絨瀰漫，所有女工都戴著口罩。幾扇窗子一半陷在地裡，無法開啟，空氣不流通，悶得人頭暈。耳畔腳踏縫紉機的聲音響成一片，女工們要想說句話，不得不摘下口罩，扯開嗓子喊。話一說完，就趕快將口罩戴上。她們一個個緊張地不直腰、不抬頭，熱得汗流浹背。

有幾個身體肥胖的女人，只穿著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門口，四處尋找母親，卻認不出哪一個是。

負責給女工們遞送氈團的老頭問我找誰，我說了母親的名字。我這才發現，最裡邊的角落，有一個瘦小的身軀，背對著我，像800度的近視眼寫字一樣，頭朝向縫紉機低垂著，正在做活兒。我走過去，輕輕叫了一聲：“媽……”

母親沒聽見。我又叫了一聲。母親仍未聽見。“媽！”我喊起來。母親終於抬起了頭。

母親瘦削而憔悴的臉，被口罩遮住了三分之二。口罩已經溼了，上面附著一層氈絨，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親的頭髮上、衣服上也落滿了氈絨，讓母親整個人都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這個角落更缺少光線，更灰暗。一隻可能是100瓦的燈泡，懸吊在縫紉機上方，向窒悶的空間持續散熱，一股蒸蒸的熱氣頓時包圍了我。縫紉機板上水淋淋的，是母親滴落的汗。母親的眼病常年不愈，紅紅的眼瞼裹著黑白混濁的眼睛，目光呆滯地望著我，問：“你到這裡來幹什麼？找媽有事？”

“媽，給我兩塊錢……”我本不想再開口要錢。親眼看到母親是這樣掙錢的，我心裡難受極了。可不想說的話，還是說了，我追悔莫及。

“買什麼？”

“買書……”母親不再多問，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點數，點夠了兩元錢遞給我。我伸手遲疑地接過。

離母親最近的一個女人，停下手中的活兒，看著我問：“買什麼書啊？這麼貴！”

我說：“買一本長篇。”“什麼長篇短篇的！你瞧你媽一個月掙三十幾塊錢容易嗎？你開口兩塊，你媽這兩天的活兒就白做了！”那女人將臉轉向母親，又說，“大姐你別給他錢！你是當媽的，又不是奴隸！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學，還供他花錢買閒書看嗎？你也太順著他了！他還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咋的？”

母親淡然苦笑，說：“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呢！我可不就是為了幾個孩子才做活兒的嗎！這孩子和他哥一樣，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愛看書！反正多看書對孩子總是有些教育的，算我這兩天白做了唄！”說著，俯下身繼續蹬縫紉機。

那女人獨自嘆道：“唉，這老婆子，哪一天非為了兒女們累死在縫紉機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