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用白話說起來並不複雜，依其重要程度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推行法制。在商鞅變法之前，華夏國家普遍的情況是延續了西周流傳下來的禮教制度。雖然諸國征戰，權貴爭權的樂崩禮壞局面使得這種制度越來越難以維持，也越來越脫離時代的要求，但濃厚的禮教文化和強大的貴族勢力，使得這種制度能夠在變法浪潮的衝擊下頑固的生存下來。在商鞅變法之前，已經有李悝在魏國推行新政，吳起在楚國變法，其他國家也有變法的舉措，但李悝的新政側重點在經濟層面，吳起變法則失敗了，他們都沒有改變所在國的根本制度。其他諸侯國的變法還比不上這兩國。只有商鞅明確提出並在變法中貫徹了用以取代禮治的“法治”主張，在《商君書》中，一再出現“以法相治”、“垂法而治”、“緣法而治”的字句。商鞅認為，治國要靠法，人民和官吏都必須守法，只有法制，才能使國家大治，如果不依法制國，國家必然衰落。至於儒家所鼓吹的忠孝仁義之類，在實現法制之後自然就會成為現實。他還把法的作用強調到極點，甚至提出了“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的主張，即使君主本人也必須依法行事，他的決定如果不合法，則不能生效。在今天，這樣的主張當然是不足怪的，但不要忘記，在那個時代，這樣的說法該有多麼的驚世駭俗！當然，下面我們將看到，在實踐中秦國並沒有實現這點。不過君主以下無分貴賤，人人必須守法，則是大體上得到了貫徹執行的。

第二，確立土地私有，發展農業。其實這個舉措並非商鞅首創，不僅李悝新政時已經頒佈類似法令，且在商鞅任左庶長之前，於那場著名的辯論後，秦孝公已經頒佈《墾草令》。商鞅的貢獻在於使其成為常制，更重要的是確立了按畝徵稅的制度，在新制度下，土地收入除賦稅外都歸土地所有者，土地出產越多收入就越多，生產積極性自然高漲。既增加了國家的田賦收入，又使人民得以公平納稅，意義重大。秦國之所以富強，根本的“妙方”在於鼓勵耕戰，而對土地制度的變革，是“耕”這方面得以迅速發展進步的首要原因。為了發展生產，還進一步規定：努力耕作和紡織，生產的糧食和絲綢增加的人，可以免除其徭役和賦稅。

值得注意的是，袁林所著《兩週土地制度新論》中提出商鞅變法不是確立土地私有，而是恰恰相反，是將原先的土地私有制變成了國有制。此說值得注意，但不是通說，因此作者不取。對這個問題，看來還需要進一步的考古發掘來考證。

第三，取消世卿世祿制度，開創以軍功受爵的制度。所謂世卿世祿，也就是西周以“親親尊尊”為原則，按血緣關係實行分封，由嫡長子繼承父親爵位，次子庶子降級為官，世代永享富貴的制度。不用說，在這種制度下，人的地位在母親腹中就已決定：基本上貴族永遠是

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因此無論貴族還是平民，一般來說都沒有奮發向上的動力，整個國家處於渾渾噩噩的狀態中，如楚國就是典型；國家對貴族封地，不能直接徵稅，影響了國家收入；更可怕的是貴族世代統治封地，日久年深，勢力龐大，一旦有了“ 奮發向上的動力”，那麼君主的末日也就到了。齊國和三晉就是典型。而廢除這種制度，改為以軍功封爵的制度，可以一舉三得：一來既然軍功是發達的最好途徑，在厚利的驅動下人們自然會努力奮戰；二來平民有了飛黃騰達的機會，會為了自己而戰，戰鬥意志非同一般。貴族不立軍功就要失去爵位和收入，也會努力進行戰爭；第三個好處是貴族不可能世世代代都立下軍功，富貴難以長久，當然也就不會形成龐大勢力，威脅君主——秦國歷史上難見權大欺主的貴族，即使是呂不韋，也是一擊即倒。到了秦始皇的時代，照淳於越的說法，連皇帝的子弟都成了平民，跟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貴族勢力之龐大牢固相比，可以說秦國的貴族簡直沒有勢力可言。

第四，利出一孔。所謂利出一孔，就是獲得利益的途徑只有一條，這是一種文學化的概括。在商鞅變法的實踐中，秦人獲得利益的途徑實際共有三條：一是農耕；二是戰鬥；三是告奸，也就是告發犯罪行為。

在商鞅那個時代，人們就已經知道農民最辛苦（這是一種生活常識！）。即使有了前述的鼓勵措施，出於迴避辛苦的本能，人們仍是會儘可能的迴避耕作的。解決的辦法，除了下面要說到的重罰以外，就是堵死人民獲得利益的其他途徑——在當時主要是指手工業和商業。在古代，農耕民族往往有重農抑商的傾向，中國便是一個典型，而開創這一傳統的就是秦國。不過在秦國，商品經濟始終是存在的，並沒有蕭條下去，只是在自然經濟為主導的社會經濟構成中不佔主要地位而已。

鼓勵人們英勇戰鬥，是一個更加重要且困難的任務。因為人類與生俱來的迴避危險的本能，本身就使戰鬥成為人人畏懼的可怕事情。為此，商鞅的解決辦法是使軍功成為獲得富貴最快、利益最顯著的途徑。以至於跟建立軍功相比，其他獲得富貴的途徑就顯得很不吸引人了。為了鼓勵作戰而創立的“首功”制，也就是以割下的人頭多少確定軍功大小的制度，成為後人最為熟悉，最常提及的的秦國法律，可見這種獎勵給人的印象之深。除了厚賞，就像遏制跟農耕相對立的工商一樣，對於跟武人相對立的文士，也要進行遏制。在商鞅這樣的法家看來，那些坐在舒適溫暖的屋子裡搖搖筆桿子就可以得到君王垂青，衣食無憂且高官厚祿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實在是百無一用，甚至是國家的蛀蟲。因此商鞅主張凡是散播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言論，不利於耕戰大局的人——他的意思是除了法家之外的其他學派，以及其他博學多才、能言善辯、道德高尚、精通禮樂、風度翩翩、喜歡交朋

友的人，等等——都不應使其得到富貴。不僅不能得到富貴，而且還要剝奪他們的發言權。從秦國歷史上沒有一個著名的文學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人才嚴重依賴“進口”的情況看，這個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執行的。對於“告奸”的規定是“與斬敵首同賞”，這樣的獎賞也非常誘人，對於遏制犯罪，鼓勵告密顯然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畢竟使人感覺很不舒服，而且在秦統一後，很快淪為一種弊政。

第五，鉗制人民。儘管商鞅在現代被評價得很高，但是看過《商君書》就可以明白，他絕不是一個愛人民的人。“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是他的主張。變法中把這一主張落到實處的是建立什伍連坐制。什伍制的創立者是管仲，商鞅的“創造”是將它與連坐聯絡在一起。人民每五家為一保，兩保十家彼此監督，一家有罪，其餘九家有檢舉揭發責任，若不檢舉，一經發現十家連帶處罪。除了平民的什伍連坐外，軍隊有軍伍連、官吏有職務連坐，加上輕罪重罰、鼓勵告密，秦國人民簡直就像生活在一個大集中營裡。網上常有羨慕嚮往秦國的言論，只是如果在秦時發表這些言論，卻要冒被流放的風險——在商鞅變法的法令剛剛頒佈時，秦民有說法令不好的，後來法律堅持實行了十年，好處充分體現出來，這些人中有人改口稱讚法令。商鞅卻說：“這些都是攪亂政治的人。”把他們統統流放邊疆，於是從此沒有人再敢議論法律。

第六，廢除封邑制，實行郡縣制。郡下設縣、縣下設鄉、鄉下設裡。郡縣長官均由君主任免，對郡縣事務，君主也都有最終決定權，尤其是至關重要的兵權，完全由君主掌握。因此很容易看出：設立郡縣制的目的，除了便於管理之外，主要還是為了加強君權，防止地方貴族坐大。

第七，嚴刑峻法。商鞅認為：“禁奸止過，莫若重刑。”而且刑的重要性大於賞。他並進一步發展這種思想，提出“刑用於將過”和“行刑，重其輕者”，也就是不僅懲罰犯罪行為，而且懲罰預謀犯罪；不僅對重罪用重刑，而且對輕罪也用重刑。從史書和出土的秦簡來看，秦的法律實踐貫徹了這些主張。

第八，強制百姓分家以及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父子同室而居是秦國舊俗，一向被其他華夏國家恥笑。不過這兩個法令的主要目的還是促進人口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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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統一度量衡。這是秦始皇在全中國範圍內統一度量衡的先聲。

以上就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這樣劇烈的改革，涉及到秦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可以說是從根本上改變了秦國社會，不能不引起很多猜疑，人們不知道這種大變法是能夠堅持下去，還是將曇花一現。據司馬遷的說法，為了取信於民，在變法的法令下達前，商鞅搞了一場“徒木北門”的表演，其過程人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