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不是只有好處，其壞處很致命，但都被歷代秦國君主化解了！

春秋戰國，是華夏大地從大紛爭向大一統過度的重要時期。

春秋五霸也好，戰國七雄也罷，無一不是強大一時，無一不是以統一華夏為終究目標。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春秋時期活躍在中原大地上的幾百個諸侯國最終還是慢慢被兼併滅亡了，到了戰國已經形成了戰國七雄主宰華夏大地的格局。

戰國七雄之間強弱也有別，從戰國初期魏國一家獨大，到戰國中期秦、齊、楚三足鼎立，再到戰國末期秦、趙爭霸，這中間二百多年的歷史，卻處處透露著不一樣的精彩。

戰國與其說是諸侯爭霸的年代，不如說是秦國逐步強大乃至最後吞併六國統一華夏的歷史，那麼秦國為什麼會強大到令六國仰視的地步呢？

原因兩點，一是商鞅變法，從骨子裡改變了秦國的落後，二是人才，能治國能強大秦國的人才。

其實商鞅變法並不是只有好處，其壞處也很致命，但都被歷代秦國君主化解了，這個壞處和秦國的人才有關。

縱觀秦國的治國人才幾乎全是從六國引進的，那麼秦國的治國大才為什麼要從六國引進？因為秦國本土根本培育不出來，我們還要從秦國的人才說起。

秦國從山東諸侯引進人才自孝公始。

自秦孝公始，秦國開始從山東諸侯國引進人才，秦孝公看著越打越窮的秦國，立志要恢復秦穆公時期的霸業，所以他向山東諸侯釋出了歷史上有名的“求賢令”。

“凡大才能治國者，寡人與之分國”，這是秦孝公求賢令中的話，魚蛇混雜的山東士人開始向秦國蜂擁而至，當然這中間還有一條真正的蛟龍，他就是商鞅，金麟之才，一遇風雲便化龍，秦國就是商鞅的風雲。

商鞅到了秦國之後，得到秦孝公的賞識，在秦國開展了歷史最為著名改革最為徹底的變法，當然他也影響了今後幾千年的歷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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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逐步強大，秦孝公也實現了自己的諾言，把能給商鞅的都給了，就差把秦國給他了，只是商鞅變法旨在廢除分封制，但他自己卻被封為商君，享受封地，雖然可笑，但此舉卻讓山東六國的士子趨之若鶩。

秦國統一華夏的路上出現了哪些治國人才？

秦惠文王時期的張儀、公孫衍，縱橫家是戰國時期特有的一個群體，其興也快，其亡也快，張儀和公孫衍就是縱橫家裡最為傑出的代表，尤其是張儀縱橫捭闔，一次次化解六國合縱攻秦的陰謀。

秦昭襄王時期的范雎，遠交近攻的策劃者，一舉為秦國統一六國指明了方向，也加速了六國的滅亡，范雎的出現，也為六國敲響了滅國的喪鐘。

秦莊襄王時期的呂不韋，奇貨可居的他以一介商人的身份蛻變為秦國的掌權者，為強大秦國的實力添磚加瓦，進一步加速了六國滅亡的速度，尤其是培養出來的秦王政，直接開創了

歷史上第一個封建性大帝國，秦朝。

當然，秦國引進的治國人才並不是只有這些，這些只是各個時期最為著名的代表，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身份，那就是山東士子，秦國本土就沒有治國之才嗎，其實還真沒有。

商鞅變法阻礙了秦國本土治國人才的誕生。

戰國時期需要的人才有兩種，一種是能帶兵打仗的將軍，這個秦國不缺，本土盛產很多，第二種就是治國人才，這些人才秦國每個朝代都缺，秦國的大環境也決定了秦國本土培育不了這種經世之才。

為何如此說？這是因為商鞅的變法阻斷了這種人才的誕生，能治國的經世之才無一不是知識超群，博覽群書的主，但是商鞅的變法只給了秦國年輕人兩條路走，要麼當兵，要麼種地，想要讀書那是不可能的。

一個人即使天分再高，如果後天不讀書，不學習，那麼他面臨的結局只有一個，那就是越來越不行，想要有治國的才能，根本沒有可能，就像我們曾經讀過的《傷仲永》。

這其實也是秦國為什麼名將很多，但是治國的丞相卻只能從山東諸侯國引進的原因，不得不說，商鞅本身就是士子，卻把秦國想透過讀書成才這條路完全給堵死了，不可謂不狠，這也是商鞅變法最為致命的壞處。

秦國歷代君王孜孜不倦的向山東諸侯求賢彌補了商鞅變法的缺陷。

透過秦國每個時代都會有山東士子的大才蹦出，我們可以推測出來，從秦孝公開始，在山東六國中搜尋能治國的人才，已經成為了秦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秦國的歷代君主，都能從茫茫人海中找尋到自己需要的治國人才，這決定了秦國即使培育不出能治國的人才，它也不會衰亡，因為自己培育不出，能挖來為自己所用的，就是自己的。

我們不能武斷的認為，秦孝公對於商鞅變法的這個嚴重弊端不清楚，透過秦國統一華夏的歷史來看，秦孝公應該也認識到了這點致命的壞處，但想要強大就要付出代價，有壞處當然也有彌補的方法，值得慶幸的是秦國君主找到了。

當商鞅變法強大了秦國之後，不斷從山東諸侯挖來經世之才，本國又不斷培育出能打仗的名將，這三點從根本上保證了秦國統一華夏，也只是時間的問題，畢竟秦國這臺戰車，征服天下的條件已經具備，差的也就是向前走了。

秦國的治國大才為什麼要從六國引進？因為秦國本土根本培育不出來，商鞅變法讓秦國不再有“士子”這個職業，想要成功要麼上陣殺敵，要麼好好種田，沒有別的路可走，這也決定了想要透過讀書改變命運，在秦國行不通。

商鞅變法不是只有好處，其壞處很致命，但都被歷代秦國君主化解了，商鞅變法的好處，就是用根本上強大了秦國，官僚隊伍也從世襲制開始向選聘制過度，任人唯親也開始轉變為任人唯賢，這就是強大的基礎。

但商鞅變法的致命壞處就是讓秦國沒有能力培育出自己的治國之才

，但這點卻被歷代秦國君主化解了，從外引進，讓這些外來務工人員，拼命為自己打工，歷代秦王在這點上都做得很出色。

為什麼這些入秦的山東士子幾乎都沒能落得一個好下場？其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些山東士子畢竟是外人，他們為秦國效命也是為了實現自身的理想，當他們有尾大不掉的風險時，等待他們的也只有被驅逐或者死亡這一條道路了。

史學家公認，法制對於秦國國力的增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實現了以法制國，秦國與六國的實力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並最終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秦國的改革，基本上是順利的，而不象東方六國一樣舉步維艱，這跟秦國獨特的地理歷史條件有關。只有在秦國，法家的理想才得到了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實現。而秦國也就在“事皆決於法”的政治制度下，從被發達的中原國家瞧不起的“夷狄”，變成了令他們懼怕得要死的“虎狼之國”。在這期間，以商鞅，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學派顯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加強君權、遏制貴族、依法制國、信賞必罰、嚴刑峻法、重視耕戰、統一思想、鉗制人民的種種主張，都成為了秦國的國策，在戰國時代的兼併和統一戰爭中，法制的秦國無疑壓倒了還陷在禮教泥潭中的東方六國，然而，也正是暗藏著極大歷史局限性的“法制”的根本缺陷，在秦統一後的總爆發，造成了秦朝的速亡。法制是一柄雙刃劍，它使秦國強大，也使秦國滅亡。

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是華夏族諸國中落後的一員。雖然在對西北遊牧民族的戰爭中取得了優勢，但在與其它華夏國家的戰爭中，基本上是互有勝負，人們並不認為秦國有什麼可怕，而且在文化發達的中原人看來，秦國還是一個未脫戎夷之氣的野蠻國家——雖然秦國一直以正宗的華夏國家自居。然而，禍兮福所倚，落後的秦國卻有其優勢：在長期戰爭中，秦國的君主多是勇猛的戰士，以強有力的君主為中心形成了強大君權，遏制了權貴勢力；同樣由於長期處於戰爭環境中，秦人養成了注重實際的國民性——毫不奇怪，在戰爭中，敵人的刀劍是會時時提醒你注重實際的；最後，落後的文化恰恰意味著禮教不發達，而禮教氛圍的薄弱，有助於新生制度的貫徹執行。有了這三個有利條件，秦國得以商鞅變法為契機，一舉實現了法制。

商鞅是老天爺賜給秦國的最大禮物。雖然在他到秦國之前，秦國向東擴張的慾望已經很強烈，從秦孝公求賢的舉動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沒有商鞅這個人，同樣會有其他人才，包括法家的人才到秦國去推介自己的主張。但具備傑出才能的商鞅的到來，無疑使秦國的變法能夠在一個出色的設計師的主持下，順利的度過事業草創期間的困難。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孝公任用商鞅為左庶長，當年頒佈了許多新法令，一場大變革隨之開始。孝公十二年，即前350年，以遷都咸陽為契機，又頒佈了一些新法令，將轟轟烈烈的變法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