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了前因後果之後，朱敬倫不由得感慨小日本隨機應變的能力。

可以說日本這次入侵臺灣，把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的滴水不漏。

在入侵臺灣之前，日本國內瀰漫著一股徵韓的輿論氛圍，出現這種氛圍，首先應該怪朝鮮給了日本理由。

討幕運動成功之後，日本宣佈建立天皇為核心的中央政權，接著開始維新運動，廢除舊時代幕府的對外關係，一方面跟西方各國包括大明等找上門的國家簽訂了貿易條約，接著主動出擊派使者到北亰和平壤要跟滿清和朝鮮兩國簽訂新的條約。

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外務大丞柳原前光被派前往天津，與直隸總督李鴻章簽訂了《清日修好條規》及《清日通商章程》，期間同樣發生了禮儀之爭，清廷要求日本使者三拜九叩，副島種臣堅持認為他是外國的特使，不是皇帝的臣屬，只作三揖。最後因在天津教案上露了一手後，被認為擅長洋務而被清廷委託處理洋務的李鴻章覺得這不是個事，他是一個務實的人，所以最後就隨了日本人的願望。

但是日本到朝鮮的外交活動，卻出現了挫折。明末日本在朝鮮跟大明軍隊打過一仗後，豐臣秀吉被打退，明白了日本的國力還無法染指大陸，之後主政的德川幕府始終採取了友好態度。朝鮮幾乎是唯一跟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日本稱之為通訊國。兩國官方定期通訊，交換態度。

不過之前跟朝鮮的通訊交流，德川幕府委託給了對馬島的大名處理。對馬藩在朝鮮設定了固定的機構，命名為草梁倭館。透過這個草梁倭館向朝鮮傳達日本國書，進行雙邊貿易。

可是之前，不管是德川幕府還是對馬藩，都繞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天皇的問題。但現在日本人宣佈政權歸於天皇了，所以他們開始使用天皇的名義給朝鮮傳遞了國書，滿清那邊都不怎麼在乎，朝鮮人卻怎麼都無法接受。

因為國書中多次出現了皇國、皇帝等詞彙，這讓朝鮮完全無法接受。朝鮮國王都不能自稱皇帝，品級上只相當與滿清的郡王，現在好了，日本人在國書中強調他們的國王是皇帝，這讓朝鮮如何自處？接受吧，好像承認了日本天皇也是皇帝，那麼朝鮮無形中就低了一輩。給日本人回信怎麼辦，朝鮮國王可不敢自稱皇帝，稱郡王的話，還不夠丟人的。

所以朝鮮人拒絕接受這份國書，草梁倭館的接待官稱病不見日本使者。

日本跟朝鮮通訊三百年，因此中斷了聯絡的話，對日本外交來說是一個大失敗，日本人其實很積極，他們決定繞過草梁倭館，直接找朝鮮地方政府。派員至東萊府，與府使鄭顯德直接交涉。最後日本派差使相良正樹，館守深見正景率領館員、通譯、使用人數十人，於187年7月1日由倭館出發徒步前往東萊府，但草梁倭館訓導官安東晙用盡種種手段阻止，並妨礙相良等前往，此事後來被日本稱之為“館倭攔出”事件。成為引起日本後來侵朝的導火線。

館倭攔出事件爆發後，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明治維新之後沒能改變自己命運的一大批日本武士立刻就叫喊起要征服朝鮮，民間成立了徵韓黨等組織，積極推動政府發動徵韓戰爭。

日本人幸運的就是，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政權始終把持在一批精英手中，他們始終能夠採用謹慎的態度對待戰爭。所以他們小心翼翼的先跟各方接觸，比如副島種臣出訪北亰期間，名義上是跟清廷建立外交關係，最大的目的還是詢問清廷對朝鮮的態度問題。

可惜的是，總理衙門中的官僚告訴日本人說，朝鮮雖然說大清的屬國，但是大清向來不干涉朝鮮國政，雙方不過是禮尚往來。

日本人很清楚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系是什麼性質，他們就是要讓清廷說出來他們管不了朝鮮的事。

同樣他們也讓清廷的官員說出了他們管不了臺灣的事情。

就是在這次出使中，副島種臣第一次提到了臺灣問題，起因是兩年前1871年，有兩艘琉球商船漂流到了臺灣，一艘飄到了清政府實際管轄的地域，得到了當地官府的良好救助，一艘漂流到了生番界內，結果被牡丹社的土著給殺人掠貨了，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日本提出要求清政府懲罰生番，總理衙門的王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表示：臺灣之“生番”為中國政教政令所不及，是化外之民。日本人表示，“生番害人，貴國舍而不治，我卻將問罪島人。”

日本人摸清了在朝鮮和臺灣問題上，宗主國滿清不會直接干涉的態度。接著他們開始瞭解洋人的態度。

日本人此時最瞭解的洋人，一個是最早跟日本簽訂外交條約的俄國，兩國瓜分了庫頁島，另一個就是開啟日本國門的美國。所以這兩國的態度是重中之重。

副島種臣就朝鮮和臺灣問題獲得美國公使鏤斐迪的諒解，還得到俄使布策對日本的徵韓不加干涉的保證。這個俄國使者，曾經在日本擔任公使，跟副島種臣私人關系很好，關係好到什麼程度？副島種臣從北亰離開的時候，直接委託布策公使代理日本在華的外交事務。

日本人之後還摸清，英法等國普遍比較同情日本，這些洋人不懂得東方的宗藩體系，也很煩東方式的禮儀，日本偏偏是採用西方外交習慣跟朝鮮接觸的，在臺灣問題上，日本則打著保護琉球屬民的旗號，因此各國都比較認可日本。

日本做的足夠好，所以他弄清楚無論在哪個方向發兵，都不會受到洋人的干涉。

日本外交上的這股靈巧勁，彷彿天生的一般，不得不讓人歎服。

做到這裡，他們欠缺的就是做決定的人回來了。做決定的人此時不在國內，而是出國訪問去了。以巖倉具視為首的外交代表團，從1871年開始環球航行，其中包括了日本一半的高級官員，而且絕對不是充數的，是真正的一批決策者，其中包括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明治維新的元老級人物。使節團出訪之前，跟留守國內的西鄉隆盛等高級官員約定過，一切軍國大事必須等世界談出訪回國後在決定。

日本使節團在歐美遊歷了兩年，仔細考察了歐美的社會風情、政治制度，軍事力量和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大大影響了他們的世界觀。當他們回來後發現，國內的事情，國內的官員已經做完了一切鋪墊，就等著他們做決定了。副島種臣這種人還只是留守國內的官員，還不是出國見過市面的官員，所作所為就已經如此符合西方觀念，不得不讓人稱奇。

但是國內留守的西鄉隆盛等人主張的其實是征討朝鮮，他們對臺灣的興趣不大，但出訪官員們卻不同意，他們認為不是時候，征討朝鮮必須在日本國力強盛之後進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徵韓論其實並不是西鄉隆盛最早提出，而是使節團中的木戶孝允提出的，但是出國轉了一圈之後，他回國就開始反對徵韓，顯然在國外的遊歷對他思想的改變非常大。

不打仗，國內一大批失去了俸祿的武士如何安撫？這時候他們把目光盯在了臺灣身上，反正清廷表示他們管不了臺灣的生番，那麼日本就出面管一管，正好給那些武士提供了用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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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日本人四處活動，得到了美國甚至是英國的支援後，租用了英美兩國軍艦各一艘，載著600名武士登上了臺灣的海岸，很快就跟當地的牡丹社土著發生了衝突。日本人勢如破竹的將牡丹社打的大敗，很快就得到附近其他藩社的臣服，聯合起來將牡丹社趕盡殺絕。

這個牡丹社很有意思，說野蠻一點都不冤枉他們，野蠻也就罷了，而且極度的不明智。他們的上任首領叫做卓杞篤，他是包括牡丹社在內的臺南琅嶠十八社總頭目。清廷臺灣總兵劉明燈要求卓杞篤與之會面商量漢人與“蕃人”之間事務時，自高自大的卓杞篤說：“中國人是女人，我看不起他們，我會派我的女兒去跟他們談。”後來卓杞篤真的派遣他兩個女兒過去。不過這個蠢貨在日本登陸的前一年，因為酗酒過度而死，否則他倒是能評價一下，日本人是不是女人。

這種文明程度的土著，顯然不可能是日本人的對手，不提日本已經裝備了火槍大炮，即便是手持武士刀，這些土著人也不可能是訓練有素的武士的對手，因此日本很輕易就征服了琅嶠一帶的土著，至於殺害了琉球人的牡丹社被日本人夷為平地。

這時候清政府覺得事態嚴重了。

歷史上，也是直到日本出兵臺灣，清廷才開始重視日本這個國家。也才開始重視臺灣這塊地方。但歷史上，因為西北回人的問題，清廷無力開戰，最後破財免災給了日本一筆賠款，瞭解了此事。現在，清廷更沒有餘力干涉臺灣問題。

可是朱敬倫可不想再讓李鴻章那個蠢貨給日本人幾十萬兩銀子了，不是覺得丟人，而是他不想因此而激發日本人的野心，對於日本這個要什麼沒什麼的地方，朱敬倫沒有興趣，他只希望日本人永生永世安安心心窩在海島上做島民。

所以他覺得有必要介入進來，及早打斷日本人四處侵略的爪子，得讓他們明白，隨便伸手是會痛的！

朱敬倫馬上召見洋務司官員，以及提醒朱敬倫注意此時的赫德，朱敬倫召見官員，往往就意味著他要親自干涉某件事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