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文打算寫的第一篇散文就是他曾經看過的由餘秋雨所寫的那篇《道士塔》。
在餘秋雨的《道士塔》中，他以對莫高窟中文物的丟失深感痛心，從中深省釀成那場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劇的社會根源，這一思路行文的。他的立意很好，不過卻在字裡行間卻有失公允。
比如餘秋雨將莫高窟敦煌文書的破壞簡簡單單的歸咎於一個普普通通的道士身上，這絕對不是一個一個嚴謹的作家所應該做的。散文不是，散文主要是抒情寫實，抒情，是抒發的作者的感情，一個作者並不應該把道聽途和自己的主觀想像強加到自己所要描寫的實在物件上去，這樣會帶給讀者強烈的認知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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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戈文在打算動筆寫《道士塔》時，並不打算簡簡單單的將餘秋雨的那篇《道士塔》抄襲過來，對他來，餘秋雨的這篇文章只不過是給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素材，一個寫作的啟門g。至於餘秋雨在《道士塔》裡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他是不會去照抄的。怎麼能把心中的抑鬱和憤世嫉俗來針砭中國老農民的愚昧和無知呢？尤其是這個農民還並不是如他所寫的那樣沒有良知沒有責任！
中國自隋唐之後就有了“書厄論”的論述，幾乎所有的文史專家們都認為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戰luàn會對國家文物典籍的造成空前大的破壞，歷朝歷代的文物典籍的破壞的真正罪魁禍首，是戰luàn和軍閥們，與老百姓沒有任何關係。可是餘秋雨的《道士塔》卻開了一個先例，將歷史文化破壞的罪責歸咎於像王道士這樣的老農民身上的新的“文化厄運論”。這顯然是不對的。
不過餘秋雨這種有著深厚的人文情懷和終極追問的散文卻是需要戈文認真學習的。因此戈文就是打算以自己的筆寫自己的《道士塔》。
而實際上戈文也是這麼做的，只不過這個過程並是那麼容易和一蹴而就。
任何一種寫作，作者首先需要面對的總是自己的內心世界，無論外部世界如何喧鬧嘈雜，作家總要保持內在的精神完整性，把對於外部世界的所見所聞所知所感沉澱下來，仔細品味。他需要始終保持著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天地，在這裡讓精神鬆綁，在這裡，與一個個藝術心靈相遇，在這裡苦苦思索、不斷追問，讓詩意的狀態成為可能。
——這是巴金之前教導他的創作理念。而文化散文的寫作因為有更多的精神思考的因素，所以更需要作家在安靜中咀嚼歷史和現實生活。不然就會流於形式，成為無病呻yín的資文章。
文化散文往往選取一些歷史片斷，講述的是隔著時間塵埃看過去的陳年舊事，這些事情不可能是作者親身的經歷，所以戈文在寫《道士塔》時就不得不藉助於史料。
他從有關莫高窟有關道士塔的記錄裡、從有關記載莫高窟經文被盜取到國外的經過的歷史文獻裡收集一切可能會用到的資料，甚至他還專門透過巴金老先生的關係向那些研究敦煌歷史文物的專家們求教……戈文知道，只有這樣才能清清楚楚的將歷史真實的還原，而不是主觀臆斷。
這是一個很繁瑣的過程，不過戈文因為自己強烈的創作yù望，倒也是自得其樂。
於是稿紙上就開始出現了一筆一劃，於是那優美而又積蓄著戈文抑鬱之氣的文字就慢慢的流淌了出來——
一
莫高窟大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sè。從幾座坍弛的來看，塔心豎一木樁，四周以黃泥塑成，基座壘以青磚。歷來住持莫高窟的僧侶都不富裕，從這裡也可找見證明。夕陽西下，朔風凜冽，這個破落的塔群更顯得悲涼。
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儲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若移步讀去，就會發現，它的主人，就是那個王圓籙！
歷史已有記載，就是他發現了那個藏有7個世紀裡5萬多件文書、紙畫、絹畫、刺繡等文物的藏經洞；也就是他多次的上報朝廷無果後，獨自一人默默的守護著這些文物；同樣也是他將這些文物賣給了斯坦因等來自西方的冒險家。
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是那個時代隨處可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周折，來到了莫高窟，此時他已近不huò之年。於是四處漂泊的道士就在這裡停下了腳步，在這個神聖的無人看護的寶窟裡安下了家，自覺的當起了這裡的守護神，保護著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
由一個地地道道的道士來保護佛教聖地，這是怎樣的yīn差陽和錯造化nòng人。
他發現了藏兵洞，他屢次向那個昏庸的朝廷上報他的發現，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
再然後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屈辱地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捲，嘆息一聲，走到放大機前。
我們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洩。但是，他太渺了，最大的傾洩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個已經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的人來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於心不忍心中無聊。
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被推上舞臺的角sè。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悽yàn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
……
文化散文顯然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不是人們在緊張奔忙一天之後，慵懶地坐在椅子上沙發上，在電視劇chā播廣告的空檔裡，隨手一翻，隨時丟開的東西。畢竟，它是有所承載、有些沉重的，它是一種以藝術形式進行的文化反省。
所以戈文的思緒隨著筆尖的傾吐，陷入了那種沉重的歷史氛圍之中去了——
那個英國來的斯坦因以利yòuhuò王道士：“王道士你不是發了宏願要清掃洞窟，修建木樓、架設木橋嗎？我可以用銀錠來買一些古經，這樣你就可以有錢完成自己的宏願了。”
見王道士雖然猶豫卻仍然拒絕了他的要求後，斯坦因就換了一種方式，譎詐的找了一個讓善良人無法拒絕的藉口：“我很崇奉玄奘，我從我的國家出發，沿著玄奘法師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歷經千辛萬苦才來到這裡。我就是來取經的，像玄奘法師曾經做過的那樣……”
於是那個淳樸善良並沒有意識到自己保護的這5萬多件文物價值幾何的年邁道士終於被感動了，再加上老百姓對於官方的畏懼——這些人還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於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發生了——斯坦因只以四十個馬蹄銀錠就輕易的買走了七千份古寫本、刻本卷子、殘片散頁以及佛絹畫、佛幡等珍貴文物。
……
戈文似乎看到了一個民族的精靈——文化，在列強刺刀下傷痕累累、血跡斑斑，一個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時代面前痛苦著、呻yín著。
他開始在筆下發出了悽切的乞求和呼喚：
請等一等，等一等……
這是中國的文物，你們不能這麼悄悄地運走祖先給我們的遺贈！
可是那載滿了文物的車隊真的被攔下來，又能如何呢？我只得送繳當時的京城，運費姑且不計。但當時，洞窟文獻不是確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裝木箱，只用席子luàn捆，沿途官員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兒歇腳又得留下幾捆，結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樣子。
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於被官員大量糟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一句：寧肯存放於倫敦博物館裡！這句話終究得不太舒心。被我攔住的車隊，究竟應該駛向哪裡？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裡，然後大哭一場。
我好恨！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比我恨得還狠。他們不願意抒發感情，只是鐵板著臉，一鑽幾十年，研究敦煌文獻。文獻的膠捲可以從外國買來，越是屈辱越是加緊鑽研。我曾與一個敦煌文獻的專家聯絡過，曾聽過這麼一件事情：
一次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正在莫高窟舉行。幾天會罷，一位日本學者用沉重的聲調作了一個明：“我想糾正一個過去的法。這幾年的成果已經表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
中國的專家沒有太大的jī動，他們默默地離開了會場，走過了王道士的圓寂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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