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江先生要返回位於新街口的住所，在雲南路和中山北路的交叉口的一個街角，五六個日本兵遇見他，強迫他挑餐具到挹江旅館。他辦完事正要回家，在鐵道部附近又遇上日本兵，要他把大米扛到上元門，他遵命完成後，時間已晚，最後想想不得不放棄回家的想法。
月日：上午9時，一位18歲的叫蔡曉喜（音譯）的年輕男子離開難民收容所回家，走到四象橋時，因沒有立即向日本兵行鞠躬禮，被這位士兵用刺刀捅了一刀。今天下午，他回到我們這裡接受醫生治療。
月日：上午10時左右，七八個日本兵闖進白下路江先生和江太太家——他們剛剛從安全區回到家，日本兵命令江先生出去，企圖對他太太施暴。江立即指指手袖上的“國際委員會”標章，日本兵才悻悻地走了。江當晚帶著太太回到安全區，他們說，回家太可怕，決定繼續留在難民收容所。
月日，馬太太回家途中，在同仁街某屋前被個日本兵抓住，拖到一間屋子內進行**。……
後面的都是有關諸多婦女離開安全區試圖回家過日子時被日本兵或在家或在途中強X和**的案例。辛德貝格沒看幾個就直罵：“噁心！”
“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放棄安全區，將等於幫助日本人再次屠殺南京人嘛！”辛德貝格衝拉貝說，“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這樣做！”
拉貝拍拍丹麥朋友的肩膀，說：“我們正在與各國駐華大使館聯絡，爭取他們的支援，並同日方和新成立的南京自治政府取得協調，力爭保留國際委員會所擔當的責任。”
“有結果嗎？”彬彬有禮的辛德貝格看來也被形勢逼得要發瘋了。
“相信會有些結果。”拉貝說，“請向棲霞山的方丈們轉達我的問候。他們那邊的情況，我們一定協調顧及。現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自己如何堅定對安全區的自信和自治能力，特別是食品的基本保證。”
“明白。”辛德貝格帶著拉貝主席的一絲希望，離開了骯髒而焦味十足的城區。他對拉貝說：“如果不是為了我那邊兩萬多難民的事，一次也不想進城……”
拉貝苦笑道：“可我們還必須每天4小時守著到處是屍體臭味的南京城。因為我們的崗位在這邊——0多萬難民每時每刻都在期待著我們。”
是的，無論南京城如何悽慘與骯髒，無論空氣如何讓人窒息與迷漫惡臭，拉貝也無法離開。月4日，是日本要求安全區難民撤離的第一天，但除了拉貝和幾個美國人住所內的難民們沒有被日本軍隊驅趕處，其他地方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日軍強行而野蠻的破壞、騷擾。在拉貝一直關心的與他住處近在咫尺的金陵大學附中內的難民也紛紛逃了回來。5日當天，負責這所中學難民的格蘭姆斯先生向拉貝發出求救信：
尊敬的拉貝先生：
在此，請允許我轉告您，越來越多的難民回到我們學校尋求保護。他們說，他們不可能繼續留在家裡，因為日本人不斷進行騷擾，向他們要姑娘。如果他們不從，就威脅要殺死他們。形勢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嚴峻。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民們怎能返回住所？請您給予他們仁慈的幫助，除了您和您的朋友之外，我再也不能請求他人保護。請您與德國、美國和日本大使館商談此事。難民來找我幫忙，可我卻無力相助。自治委員會絲毫影響不了日本人。人們告訴我們說，除了國際委員會，誰也不能保護他們，即使是自治委員會官員的夫人也跟平民百姓一樣難免遭受日軍的姦淫。我簡直無法理解。自治委員會怎能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還要求難民返回自己的住所。它自己也很清楚，在安全區外，誰也不能保護難民不受日本人的欺凌。
這些難民多麼可憐，簡直難以形容。我祈求上帝，不要離開中國，拯救我們吧！如果您及您的朋友不幫我們，誰還能幫助呢？懇請您及您的朋友考慮一下，透過什麼途徑幫助這些難民。
尊敬的、親愛的拉貝先生，您是我們的先導，我寫此信時已淚流滿面，但願上帝與您同在，請為我們祈禱吧！
您的D.G.格蘭姆斯（簽名）“立即通知召開理事會！”拉貝對斯邁思說。下午，國際委員會在拉貝的要求下，再度召開了理事會緊急會議，重點研究了日軍在安全區內驅逐難民後的形勢，以及如何安置回來的難民及今後一段時間的工作。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當前，我們可以說到了委員會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刻，大家無論如何要堅定我們的信仰和決心，其實也應當有理由堅守我們安全區的職責，這一點事實上儘管日方不直接承認，但國際社會對我們的工作是普遍支援和同情的。現在我們面臨的是：自治政府要求市民們回家，但多數難民他們不敢回家，或者說回家了因為害怕日本兵的騷擾又回到了安全區來。這說明什麼？說明了多數難民是信任我們而不信任日本人和自治政府的人。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我們繼續為他們服務的理由嗎？所以只要我們堅持，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拉貝是個商人，很少能說如此激情的鼓動話，但這一天他說了，說得很像一個德國政治家。斯邁思等美國朋友給予了拉貝很高的評價。
堅定戰鬥意志對此刻的國際委員會成員們來說，異常重要。
“寒冬總會過去。麵包不能沒有。”大家相互鼓勵，困難似乎又在這群洋人面前變得輕如鴻毛。
這是198年月6日，拉貝收到了一份熱情洋溢的信，是他的助手之一、金陵神學院安全區的陶忠亮代表他負責管理的全體難民感謝拉貝的。信這樣寫道：尊敬的拉貝先生：
戰爭在上海爆發並不幸蔓延至南京時，國際委員會建立了南京安全區。它幫助難民免遭危險，獲得安全，這件拯救工作使全體難民至死也難以忘懷。
我們——您的助手，願為您的追求獻出我們的全部力量，我們把這看成是我們的神聖職責。在辭舊迎新之際，我們收到您的來信，信中對我們的工作大加讚揚，隨信還附上了15元錢供我們歡度春節。雖然我們認為，我們不配接受這份禮物，但我們不予拒絕，以免讓您生氣，從而失去您的器重。
根據您的指示，我們已把錢分發給各位工作人員。特寫此信，以表示我們的衷心感謝。
您非常忠實的陶忠亮
代表金陵神學院難民收容所全體職工
自日軍宣佈要驅逐安全區內的難民以來，拉貝的神經每天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態，多數時候是一件件憂心如焚的事，但偶爾也有高興的事，比如他從羅森博士那裡獲悉，透過拉貝等多方努力，上海方面已經將100噸蠶豆往南京起運。這對處在飢餓與死亡邊緣的南京難民來說，簡直就是一個救命的好消息，而對拉貝他們來說，更加讓他的國際委員會有了一份信譽，因為這樣的物資援助是連日本軍方都很難破壞的。它屬於慈善援助，國際社會的眼睛都盯著呢！拉貝能不高興嗎？
但與此同時，拉貝又收到了幾個令他情緒低落的壞消息。其中有一件說，一個日本士兵闖入民宅，屋內住有1個婦女和她個女兒。這個士兵想要強X個女孩，遭到反抗。隨後，日本兵把個女人鎖在屋子裡，縱火燒屋，最後個女兒燒成焦炭，母親則燒得半死逃了出來……面對如此不斷的暴行和噩耗，拉貝只能空握拳頭。
“能做的就是更多地救助那些可憐的難民，或多給他們一碗粥喝，多讓他們安全地睡上一夜……”拉貝內心一次次向上帝祈禱。
國際委員會的爭取一直沒有停止，拉貝在不停地向日方直接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月10日，他代表國際委員會向日方當局就“恢復秩序和紀律”、“食品供應”和“醫院和衛生所的人員”等問題提出了要求。
在發上述信件給日本使館方面的同時，拉貝也收到了一份來自上海報刊轉載德國漢堡的新聞報道：
一個德國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訊）南京的許多報道一致肯定了德國西門子洋行（中國）駐南京代表拉貝值得讚揚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從11月中國當局完全撤離以來，他以難民區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實際上做了市長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國人和外國人的支援下，維護社會秩序，關心市民的福利。據日本大使館一名代表的報告，拉貝的工作對過渡時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時對目前為了居民和難民的利益而與佔領軍進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處的。留在南京的中國居民懷著感激的心情讚許拉貝的幫助。
拉貝是個榮譽感特別強的人，尤其是來自自己國家的新聞訊息他特別在乎，這也是他能夠堅持並如此奉獻於中國難民的力量源泉之一。這篇新聞他看後很多次告訴給朋友們。
離開南京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拉貝覺得身為“主席”的他，有必要做完兩件事：審計在任委員會主席期間的財務情況和對未來委員會的命運作一安排。這也再一次顯示和體現了他這個“精明的漢堡商人”的工作嚴謹性。
很快，財務報表和今後的財務預算送來了。“員工們的工資和醫生的工資支出，必須件件落實，如果這方面留有問題，我寧可不走！”拉貝對金陵大學報來的財務表中沒有明確的內容，很認真地要求細緻的補充。
現在，拉貝要簽署一份他認為他走後最重要的檔案，即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名稱改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
“我們選擇這一名稱，是為了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為純民間救助組織的工作性質。為了更好地表達我們存在的理由，我和斯邁思博士正式向日方提出上述請求。我本人——將不在新的機構裡擔任領導，但希望斯邁思、馬吉、施佩林、米爾斯牧師等諸位成為這個新機構的領導人，過去的工作已經證明他們是卓越的……”18日，拉貝在國際委員會的最後一次理事會上，發表了“告別”講話，斯邁思對會議作了認真記錄。這些珍貴的資料後來都留在了美國耶魯大學，成為世界研究南京大屠殺的重要歷史檔案。筆者有幸閱讀到它們，就像與當年的傳教士、基督徒、醫生們在一起交談了那段無法忘懷的滄桑歲月……
拉貝在南京主持難民安全區的事蹟幾乎全世界愛好正義的國家都已知曉，更不用說他在南京城內的影響，所以當他要離開南京的訊息傳出後，許多難民紛紛給他寫信致敬。下面這一封由4位難民簽名的信算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吧。尊敬的拉貝先生：
日本人佔領本城後，從197年1月16日起押走了許多中國人，據說是命令這些人為他們從事必要的勞動。這些人絕大部分是年輕人，有些還是未成年的孩子，我們的獨生兒子也在內，他們都沒有兄弟。許多人是商人家庭出身，從來沒有當過兵；另一些人是手工業者或是小商販，但大家都是本分的公民。現在留在家裡的只有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無人養活的妻子兒女。
我們從未有過財富。在您建立安全區時，我們希望能夠在那裡繼續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並且不會受到傷害。可是，64天前，日本人突然從那裡拖走了我們的兒子，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聽到他們的訊息。我們這些老老少少、女人們和孩子們，在安全區沒有任何收入，在風裡雨裡，在嚴寒的冰雪天，等待著他們歸來。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這些從未當過兵的人就會因飢餓和寒冷而死去。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兒子們在哪裡，也不知道他們如今怎麼樣，家屬們日日夜夜都是在淚水中度過的，其中有些年老的和身體虛弱的因悲痛而病倒了。我們的筆難以給您描述這些人的痛苦。你們的委員會過去曾表示過，你們感到有責任去調查那些被押走的人和失蹤者的下落。我們曾於1月8日和月1日兩次給您寫信。現在又過去了幾個星期，但是毫無結果。我們大家（我們這些為兒子、丈夫及其他人擔心的人）走投無路，不知該向誰求救，但我們知道您心腸好、憐憫人，因此再次請求您找到能幫助我們的方法和途徑，使那些年輕人能夠回到我們身邊，把贍養者還給家庭，搭救我們的性命。請求您告訴我們，您能為我們做些什麼？那些年輕人是否還活著？他們此刻在哪裡？（活著還是死了？）他們是否還能回到我們這裡？什麼時候能夠回來？請您不要對我們隱瞞什麼。請您把詳細情況告訴我們。我們相信您的好心腸和憐憫心，我們將一輩子都感激您。
此致
敬禮！
您十分忠實的
尤朱氏朱唐氏王蘇氏
許朱氏許潘氏費於氏等4人簽名
南京，198年月19日
拉貝是個辦事十分認真的人，他對所有類似這樣的來信，都一一回覆，並且總是將對方期盼的事儘可能地去努力處理和安排。
月1日，國際委員會總部舉辦盛大招待會，這個招待會是專門為歡送拉貝所舉行的。招待會在一首悠揚中略帶憂傷的曲子——《南京難民合唱曲》中拉開序幕。這首曲子是由幽默大師麥卡勒姆牧師特意為拉貝所作，歌詞獨特：“Weantbeansforourbreakfast，beansforourlunch……”（中文：我們要蠶豆做早飯，要蠶豆做午飯……）當麥卡勒姆牧師將他所寫的歌詞告訴大家時，全場人都鬨堂大笑了，甚至連受邀的幾個日本外交官都忍俊不禁地捧腹狂笑。拉貝覺得麥卡勒姆是個天才，他竟然能把一個嚴重而複雜的外交問題和關乎幾十萬難民生死的難題，用調皮的曲調，作為今天這個盛大而隆重的歡送儀式的主題曲，這也一下讓整個招待會充滿了苦中作樂的氛圍。
斯邁思代表國際委員會，宣佈他們在拉貝缺席的情況下，召開了一次臨時委員會會議，並把會議上的一個專門寫給拉貝的決定當眾宣讀：
尊敬的拉貝先生：
我們榮幸地將下述決議通知您。該決議為今年月15日在南京安全區9個區的區長及5個難民收容所所長第六次聯席會議上作出的。會議一致決定：感謝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M.D.拉貝先生為組織和管理安全區所做的極其寶貴的工作以及與此有關的救援和救濟工作。對拉貝先生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讚賞。我們將永遠感激地記住他的名字。
上述決議也應該向西門子洋行（中國）和德國大使館通報，使他們瞭解南京居民對拉貝先生在這段困難時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
上述會議，還委託籤名者向西門子洋行（中國）提出請求，在可能的情況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國際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雖然安全區本身已經不再存在，但居民們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對他們進行救濟。由於這個原因，全體區長和收容所所長請求您，如有可能，繼續在這裡工作。告別像您這樣一位經過困境考驗的朋友，使我們大家深感遺憾。
因此我們十分希望，西門子洋行（中國）會考慮我們的請求，允許您為南京的利益繼續您的工作，並請您在它的同意下決定繼續留在我們這裡。如果不能如我們的心願，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會回到我們這裡來，給原有的友誼換上新的紐帶。它在過去的幾個月內對我們變得如此的珍貴。
十分感激和忠實於您的
南京安全區各區區長和各難民收容所所長的代表（簽名）
這份由董沈玉先生書寫，有南京安全區全體國際委員會委員和各區區長、難民收容所所長簽名的“決議書”至今仍然保留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長長的簽名，足以證明拉貝在任國際委員會主席期間的業績與威望。
這是拉貝獲得的最高榮譽，儘管它是非官方的。
月日，拉貝在他最信任的中國助手韓湘琳和公司助手施佩林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停靠在長江邊上的英國“蜜蜂”號炮艇。英國大使館及炮艇司令長官等熱烈歡迎他的到來。
“嗚——”炮艇拉響一聲長鳴的汽笛聲，滾滾的長江水頓時在艇尾翻卷……此刻，拉貝向碼頭上歡送的人群頻頻招手。他內心不由泛起難以抑制的波濤：啊，別了，我親愛的南京！別了，我們幾十萬苦難而叫人牽掛的難民！
198年月5日下午時許，拉貝乘坐的船抵達上海。碼頭上，他與久別的愛妻重逢。兩人長時間的擁抱，場面感人。
到上海的次日，拉貝看到了剛剛出版的上海德文報紙上的一篇題為《向約翰·拉貝先生致敬》的短評。此評這樣說：
當日本的部隊在11月底以極快的速度向中國首都南京挺進時，在外國人的私人圈子裡產生了建立一個安全區的想法，使外國的僑民和中國的平民在預期發生的戰鬥中可以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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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委員會由此誕生了。它把不同國家的公民（其中有個德國人，還有美國人、英國人等）聯合了起來。西門子洋行（中國）南京辦事處代表約翰·拉貝先生在他的全體委員們的信任下，被任命為委員會的主席。
戰鬥爆發時，安全區已經組織完畢。委員會的成員們本來可以到停泊在揚子江上的輪船上去避難，這並不困難。可是，拉貝先生和他的委員們放棄了讓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機會，決心將承擔的使命進行到底。由於他們不怕自我犧牲的行動，在中國部隊撤退和日本人佔領南京後那些困難日子裡，使數十萬人得以免受飢餓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他們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們不顧個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們才能做出這種完全是人道主義的貢獻。
安全委員會的主席承擔著最大的工作壓力，工作的成功主要應歸功於他。約翰·拉貝先生在南京困難的日子裡，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完美的人，他的獻身精神，給“德意志”這個字和他的祖國帶來了榮譽。一定是先行到上海洋行總部的克勒格爾一幫朋友們弄出來的。拉貝內心很開心地猜想。
不過，拉貝更喜歡另一封“表揚信”，因為這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博士的親筆信。拉貝認為，這可以稱得上是德國官方和政府對他在南京工作的肯定。
尊敬的拉貝先生：
鑑於您在197年11月—198年月義務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及後來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主席期間，冒著生命危險，以人道主義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於犧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讚賞。
此外，我也真誠地感謝您在這期間勇敢地為保護德國在南京的財產所做的個人努力。
您的行為給我們的祖國帶來了榮譽。
請允許我通知您，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請求外交部向德國紅十字會建議授予您一枚獎章。
陶德曼德國大使（簽名）在上海，拉貝第一次向外界公開講述了他所經歷的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從此他的名字在新聞報刊上時常出現。在他的故鄉德國，他做了同樣的事。然而幾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希特勒為首的法西斯失敗，日本也被打敗。拉貝的命運則很特殊：一會兒被捧為英雄，一會兒成法西斯代表——因為他的納粹身份無法逃避戰後的嚴討與追查。
關鍵時刻，中國各界和有關方面紛紛站出來為拉貝提供和出示了他在南京反日本法西斯時所作的特殊貢獻的證據，這才將拉貝的“納粹”身份給予了澄清。下面是盟國佔領區委員會主席楊克簽發的一份法庭判決書：
盟國肅清納粹法庭複議庭認定
拉貝為非納粹分子的判決
現在從事口譯工作並且有時被西門子公司臨時聘用的拉貝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並且於194年在中國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他當時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國學校，有必要獲得德意志帝國的支援，因此他必須加入該黨。195年約翰·拉貝臨時擔任了該黨南京地方組織負責人。當時在中國的德國人並不瞭解國社黨的罪惡目的和犯罪行徑，有關這一點，證人的證詞可以證實。南京安全區在日本人突破防線的時候建立，在美國人和英國人的請求下拉貝擔任了該委員會主席。作為委員會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區避免了日本人轟炸。198年拉貝回到德國，途中他作為貴賓乘坐了英國“蜜蜂號”炮艇到上海。拉貝在德國作了數場關於日本人殘酷非人的戰爭行徑的報告，因而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禁止進一步從事有關這方面的活動。戰爭期間，拉貝的工作是負責照料西門子駐外工作人員。
阿爾夫雷德·霍普和阿爾貝特·阿爾姆布魯斯特與拉貝一起在中國待過，而且不是黨員，這兩個證人以及所獲得的可代替宣誓證詞的陳述詞均能證明以上的全部內容，特別還要考慮到的因素有，在194年的時候，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政治和帝國主義目的在中國尚不被人所知。
鑑於以上所述，同時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義的和社會的觀念，委員會經多數票透過，支援認定其為非納粹分子的提議。
一位德國“納粹”在中國南京所建立的特殊功勳，為拉貝的命運畫上了句號。
014年夏的一天，筆者來到位於南京市廣州路小粉橋1號的拉貝故居，在這位偉大的國際友人雕像前，深深地鞠了三躬。當我撫摸這位已經遠離我們的德國友人的頭像時，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因為我和所有中國人都知道，假如當年沒有拉貝和他領導與組織的“安全區”，日軍在南京大屠殺造成的中國人死亡人數絕不止0萬……
現在，到了該讓大多數中國人所熟知的南京大屠殺的“主角”出場的時候了——這個主角與張藝謀的電影《金陵十三釵》有關。
張藝謀的電影是根據女作家嚴歌芩的小說改編的。嚴歌芩之所以寫這部小說，是因為她與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有過交往。張純如曾經給嚴歌芩講過魏特琳的故事，因而激發了嚴歌芩的創作靈感，並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說，即現在大家所熟知的張藝謀電影《金陵十三釵》的文學母本。
1995年的一天，一位美麗的東方女子安靜地坐在耶魯大學圖書館內，她正在認真閱讀一部厚厚的檔案材料，並且不時用打字機摘錄著其中的內容……這位女子便是張純如。多愁善感的張純如一邊翻著那部陳舊的檔案，一邊在不停地擦眼淚。是什麼讓這位東方女子如此感動？原來，張純如繼發現《拉貝日記》後，她又發現了極其重要的《魏特琳日記》。
“當我在耶魯讀完魏特琳的日記和書信時……我既憤怒又很困惑，為什麼這些記錄沒有被編輯成一部書出版呢？為什麼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魏特琳卻被公眾遺忘呢？為什麼魏特琳的精神沒有成為全世界所共有的遺產呢？”張純如曾在日記裡這樣感嘆。她的祖父是抗日國軍將領，小時候張純如聽過爺爺講述當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幼小的心靈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當她第一次閱讀到一位女性傳教士親歷南京大屠殺的日記時，也就格外聲嘶力竭地連喊三個“為什麼”。是啊，張純如的三個“為什麼”問出了一個人們不該不做的事。這位美麗如仙的東方女子從此身體力行，一邊努力地研究和挖掘包括拉貝在內的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重要當事人的資料，一邊傾力推動《魏特琳日記》的翻譯出版工作。終於，000年4月，歷史學家胡華玲完成了此項任務，並在同年10月將《魏特琳日記》的中文版付梓。
歷史竟有如此相同的地方！當年由於在南京目睹日軍大屠殺現場及數年間挺身保護身邊數以萬計難民而耗盡心血的魏特琳，終於在1940年底患上精神分裂症和嚴重的憂鬱症。她不得不回國治療，但病情仍不能得到控制，次年5月14日人們發現她在家中用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6年後的004年，東方女子張純如——這位對魏特琳小姐十分崇拜的祖籍南京的姑娘也因患憂鬱症在汽車內開槍自殺。
魏特琳與張純如在不同時期同畢業於伊利諾州大學，且都與“南京大屠殺”有關並患同樣的病，後又同樣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生命。何曾想到，這兩個出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國家的女人竟然在冥冥之中有著如此相同的命運，不可思議，也非常遺憾。
5.終身未有孩子的女人從不放棄孩子
我們現在來說說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人、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Mi
ieVautrin）小姐。這個美國女人一生未要孩子，卻從不放棄數以萬計的中國孩子的生命。她因此被南京人稱作“觀音菩薩”。
魏特琳有個中國名字，叫華群。1886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西科爾小鎮的她，在6歲時即191年來到中國合肥辦學傳教。如此一位具有高等學歷且年輕美貌的美國姑娘，甘願獨自一人來到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家進行傳教辦學，一直到耗盡生命的全部能量。魏特琳在中國的貢獻，尤其是日本軍隊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挺身保護萬餘中國婦女和兒童的義舉，讓人感動且有幾分悲切。
這也是這位“洋小姐”生命之花盛開得最豔麗的部分。1919年至1940年5月，魏特琳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當教授、教務主任、教育系主任，並曾兩度出任該學院院長之職。可以說，她是位傑出的女性教育家，一位讓筆者將其比作“聖母”的傳教士。
與所有傳教士一樣，魏特琳到中國來最初和最根本的使命是傳播基督教教義，以“拯救落後而愚昧的姐妹們的命運”，但後來殘暴的日本軍隊改變了她的使命，從而使得一個純粹的傳教士變成了南京人民世代不忘的女神、聖母或我們中國人叫的“觀音”式人物。
014年夏天，筆者來到當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舊址，拜謁了魏特琳的雕像——站在我面前的這位“洋小姐”，面龐慈祥、親切、和善，而這僅僅是表象。當真正瞭解她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所為時，筆者才懂得了張純如女士為何在閱讀她的日記時淚流滿面……心靈的震撼能改變一個人的信仰。
世上本沒有真理，真理是掌握真理的人創造的。世上本沒有仁愛，仁愛是仁愛的人釀製的。世上本沒有美麗，美麗是美麗的人將真正美麗呈現出來後才有了美麗。
在千差萬別的生命中，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獻給了別人的人才會擁有最燦爛的生命之花。
魏特琳便是這樣的人。
如果說拉貝這個人在南京期間是“以惡治惡”的話——他常常無奈時向日本人炫耀他的“納粹”袖徽來嚇退野蠻暴徒，那麼魏特琳是一生都以仁愛和美來對付惡行的人。魏特琳不是一個出身富有家庭的洋人，做鐵匠的父親不能給全家人絲毫的奢侈，1歲那年魏特琳就被送到鄰居家幹苦活，寒冷的冬天裡她為別人家放牛。她的學生時代全靠她自己打零工掙學費。在兩年制的大學讀書，她只能半工半讀，用了4年時間方畢業。後來她為到中國辦學傳教，甚至不得不與已經訂了婚的戀人分手，最後一生未嫁。
魏特琳把一生全部貢獻給了中國，而最值得我們記憶的便是她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幾年中為保護數以萬計的難民所做的點點滴滴……（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