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增多，對於新華夏來說，不僅是物質投入，最關鍵的是民心的凝聚，新華夏民族的形成與穩固。想要凝聚人心在，自然離不開文化這個關鍵的紐帶。華夏族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的與世長存，就是因為自身文化相對於周圍文化的強勢碾壓，讓外族即使一時得逞的佔據中原，也只能接受被同化的命運，否則，就只能乖乖的退出中原。
但是，崖山人很悲哀的發現，自己並沒有什麼帶有先進理念的文化作為紐帶來統一人心。崖山人可不希望自己的國度被眾多的漢人同化，成為另一個大明王朝。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積極進取、放眼未來、與世界列強掰手腕的現代化強國。但同時又需要有深厚的華夏傳統，代表的是華夏人的傳承。
思來想去，可能還要把後世被批駁為臭老九的儒家搬出來。畢竟，經過千年的演化，儒家思想已經深入到漢文明的骨子裡。不過，崖山人可不需要後世被閹割的體無完膚的所謂儒家思想。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後世儒家有個說法，叫以德報怨，意思就是指不記別人的仇，反而給他好處，出自 《論語?憲問》。但是原句是什麼呢？原句：“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意思是有人問孔夫子：師傅，別人打我了，我不打他，我反而要對他好，用我的德行與恩惠來對待他，讓他悔悟，好不好？孔子就說了，你以德報怨，那“何以報德？”別人以德來待你的時候，你才需要以德來回報別人。可是別人打了你，你就應該“以直報怨”，“直”字的意思是有不同意見的，相對來說，把“直”解釋成對等的東西，可能的意象是“公正合理”，如是非曲直，理直氣壯，耿直等）。
孔老宗師的這句話為什麼會被別人有意地曲解呢？根源還是當時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他們的心思，無外乎就是要信仰孔子的萬千民眾成為“以德報怨”的順民，只有“以德報怨”的民眾，才會老老實實地服從他們的剝削和壓迫。我們再來看看影響吧，孔老先生這句被曲解了的“以德報怨”，在中國文化史上起的壓迫作用，可真是大到了天上。皇帝殘暴，我們要“以德報怨”，地主剝削，我們要“以德報怨”，八國聯軍都打到北京了，還是要“以德報怨”，要卑躬屈膝，要割地稱臣，要想盡一切辦法彰現自己的“德”，要“量中華之物力，結大國之歡心”……
儒家其實是有許多流派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從此就成為中國封建統治思想的正宗。此後，儒家為適合各個時期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總是從孔子的學說中演繹出各種應時的儒家學說來。如在兩漢，有以董仲舒和劉歆等為代表的今古文經學以及讖緯之學；在魏晉，有王弼、何晏以老莊思想解釋儒經的玄學；在唐代，有韓愈為排佛而倡導的儒家"道統"說；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陸王派的理學;清代前期有漢學、宋學之爭;
宋朝以後，漢人所熟悉的儒家就主要是程朱派，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到南宋朱熹集為大成。理學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
許多人言之鑿鑿地指出，由於受到程朱理學的束縛，中國從宋代開始走向內向、保守、停滯。甚至有研究服飾史的學者宣稱，因為程朱理學的影響，宋代女性的著裝趨於拘謹、呆板，包裹嚴實。但實際上，如果你去看宋畫中的宋朝女性，便會發現她們的著裝性感得很，通常都是內衣外穿、酥胸微露。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謂百花齊放，理學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學派而已，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朱熹的學說受到朝廷的排斥。
當然，理學有假道學的一面。朱熹有位“一語定交”的好友鄭自明，官至“著作佐郎”，娶了宰相陳俊卿之女、朱熹另一位朋友陳師中之妹陳氏為妻。淳熙九年（1182），鄭自明不幸英年早逝，一年後坊間傳出陳氏意欲再嫁的訊息，朱熹便給陳師中寫了一封信：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朱熹的意思是希望陳師中能夠勸說令妹不要改嫁，留在鄭家“養老撫孤”。這也是朱熹全部文章中唯一引述程頤“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地方，朱老夫子承認“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可見當時社會並無女性不改嫁的一般觀念。只不過陳家乃宰相之家，“名教所宗”，朱熹才“僭率”建議，但他實際的用心恐怕還是出於對亡友一家老幼未來生活的憂慮。
由此可見，對於所謂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個理論，朱熹並沒有反對，但是也不是全然支援。
程朱理學真正被閹割是在滿清的時候，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呂留良在滿清統治下的遭遇。
許多人知道呂留良是因為滿清的文字獄，知道他是一個有強烈反清復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後被清廷挫屍梟示，但未必知道呂留良本身恰恰是一個程朱理學最堅定的信奉者與宣揚者。
在呂留良看來，程朱理學和儒家觀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專制和異族統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頭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員等統治階層。
而呂留良所說的“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切處耳。”這種說法已經類似於一些解放後一些政治教科書中的說法，即皇帝是地主頭子之類，就算對百姓好，也是為了維護自己長遠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
至於“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祿自農生”，那已經等於是說皇帝和官員的俸祿其實都農民供給，是農民養活了他們。
嚴格說來，呂留良對程朱理學進行的這種解釋和闡述，並非是他個人的發明，而是程朱理學的本義所在，而且在明代，許多知識分子也都是這樣來理解程朱理學，並且以程朱理學為根據，對皇帝的行為進行種種規範約束，甚至直接指責皇帝，漫罵攻擊皇帝，只是呂留良的闡述顯得更為通俗而已。
只是,理學對君權的制約，明朝皇帝容得下，滿清的皇帝卻容不下，他們要的是絕對的君權，是不受制約的最高權力。所以，理學就被滿清的皇帝們閹割你，你一道，我一刀，其中以乾隆這個偽學者最狠，透過編纂《四庫全書》，將大量不符合統治需要的文章、文獻統統燒燬，不得不說是中華漢文化的一場大浩劫。
崖山人現在所做的，就是邀請在新華夏甚至大明境內的著名儒家大師，全面解讀儒家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整出一個新儒家。
比如儒家的“五常”指“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
仁，仁省，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埋，乃推己及人意。所以仁者愛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寬裕溫柔，仁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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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義者，宜也，所當做就做，不該做就不做。見得思義，不因果濫取不義之財物。所以引發為羞惡之心，剛義之氣，義也。
禮，進退周旋得其體，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長幼有序，處事有規，*不犯，不敗人倫，以正為本，中正之態，禮也。
智，智者，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發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為智也。
信，信者，就是「言出由衷，始終不渝」。誠心之意也，以誠居心，必然誠實。處世端正，不誑妄，不欺詐者，是為信也。
因此，仔細讀來，五常不過是為人基本的處世之道，只要不是居於極致，並無不妥，因此崖山人大體都是採納了。
另外，崖山人又吸納了漢初公羊儒的部分理論，比如大一統（全國一統）、大居正（恪守正道為貴）、大復仇等等。大復仇最有意思，最體現大復仇的原儒精神的，那就是忠君是有條件的，所謂君臣“義合”，父子“天屬”。公羊儒認為，君主違“大義”，則臣子亦可行其道。正所謂君王之仇可復，君王之惡可誅。體現出對君主或者說是ZF權利的一種制約。
崖山人又摻以自己的私貨，主要就是將人性、人權、民主等後世思想體現了進去，形成了所謂的新儒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