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然說出一句：“想不到非洲也有這麼大的商機，那麼窮的地方，王班長居然賺到了錢。”

【新章節更新遲緩的問題，在能換源的app上終於有了解決之道，這裏下載 huanyuanapp.org 換源App, 同時查看本書在多個站點的最新章節。】

妍子說：“你沒跟他接觸過，你不知道，比猴子還精的人，是什麼樣。”

小蘇的老婆說到：“王總我還算瞭解，他只是不甘於平庸，喜歡折騰而已，當然聰明是肯定的。”

李茅問到：“莊哥，你最瞭解他了，你說說，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當溫州的部分小工廠生產過剩時，王班長在非洲開闢出新的天地，他自稱自己是非洲雄獅，倒讓我聯想到一個詞：草莽英雄。

“他是個草莽英雄，我只能這樣形容。原來在北京做手機生意好好的，全部丟掉到非洲去闖蕩。去年，溫州部分滯銷的日用品，他拉到非洲賺錢了。光做中非貿易這塊，他就賺了幾千萬，這才僅僅一兩年時間，他又開始研究新的專案了。”

我看到妍子的眼色，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馬上把話題移開：“反正，他就喜歡找新東西、新市場，做生意賺錢僅是他目的之一，換新花樣找成就感，也許才是他最大的動力。”

小蘇說到：“我是哪樣賺錢我做哪樣，他是什麼？”

“他是哪樣沒做過，就試著做哪樣。”

李茅說：“這是探索者啊，好奇心和行動力，幾乎與科學家一樣的品質。”我笑到：“你也把他說高了，其實，我們兄弟有的毛病，他一樣不少，但他的這個優點，我們倒是都沒他強。”

關於未來可能的合作伙伴，大家都有興趣研究。小蘇問到：“你陳班長不是也很優秀嗎？他與陳班長比呢？”

“兩種型別吧，陳班長優秀體現在穩重，他做事時的最大思維是：避免失敗就是成功。而王班長做事時，想得最多的是：我試過了，我就算成功了。”

當他們還在回味我所說的話時，我解釋到：“這也許與他們的性格有關。性格的形成，也許與他們的成長經歷有關。陳班長長期處於生存壓力之下，他是全家的唯一支撐，他失敗不起。而王班長家庭條件較好，所以對失敗的容忍度比較高，讓他瞎折騰的愛好受到了保護。”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沒必要透露這兩人的隱私，但可以拿現場的人打比方。“比如王班長就是妍子，開酒吧是愛好，失敗了也沒什麼了不起，萬一成功了呢？那是自我實現。小蘇做生意就是陳班長了，不能失敗，只能成功，所以就比較保守。以前是為錢所迫、現在是為情所困。”

大家聽出我玩笑的意思了，都朝小蘇和他老婆看，首先是李茅沒忍住，也惹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然然顯然不沒從非洲的市場中走出來，冷靜下來後繼續重複了她的不理解：“為什麼在非洲能賺那麼多錢呢？是中國人現在變聰明了嗎？”

她這種人，其家庭和成長經歷，造就了她的思維方式。相信資本的力量，非洲沒有資本；相信知識的力量，中國人能這麼聰明？

“你憑什麼認為非洲就賺不到錢呢？”李茅這個問題是反問，其實，他也有與然然一樣的疑惑。

“中國跟非洲人打交道也有好幾十年了，不僅沒賺到錢，反而是援助援建貼錢，怎麼，現在，是中國變了？非洲變了？還邏輯變了？”

我一聽，這是典型的邏輯思維習慣了，這三問就是對推理三段論每一段的懷疑。在三段論中，任何一部分為假，那麼整個結論就為假。反之，當事實不符合原來的推理結論時，反過去檢查整個推理的三個論段，肯定是至少某段出了問題。這是學院派知識分子思考的方式，如果沒有經過大學培訓的王班長在這裡，他無法適應這種推理方式，當然他本人也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大家都在想，當然最先想到的還是我，因為我最瞭解，也在經商第一線，最直觀。

“從絕對意義上講，然然所說的三個，都變了。這當然是個哲學判斷，依據是運動的觀點、發展變化的觀點。我們最重要的是尋找相對意義上的變化，依我的看法是：主要的因素是中國變了。”

李茅這才反應過來：“對，莊哥說得對。當今世界上，變化最大的，當然是中國。我覺得，中國與非洲的關係，從原來的政府間關係為主，轉換為民間交往為主，這給了民營企業以機會。比如中國的改革，就是化整為零的戰術。將大集體的農村土地化分為家庭小承包，將大工業的體系中允許鄉鎮企業或民間作坊作補充，將大商場劃分為小櫃臺出租，現在全國最大的中外民間貿易市場義烏，賣的主要是小商品。化整為零游擊戰是我們民營企業家的強項，也是中國人的優勢，當年日本人也沒辦法對付的。”

李茅雖然是理科生，但對軍事之類的東西感興趣，最喜歡在我這當過兵的人面前引用軍事術語，這雖然幼稚，但可愛。

當然，理科生畢竟是理科生，他除了用比喻等不靠譜論證方法外，也少不了理論的嚴肅總結：“解放每個人的創造力，這就是改革吧；解放所有地域和市場的束縛，這就是開放吧。”

搞得像個政治家似的，總愛發表一些綱領性的東西。我岳父是這樣，老一輩的人都有點這個傾向，跟誰學的？

當然，在然然面前，我得表示出對他的肯定，人家要結婚了，過幾天的新郎官，也是官嘛。

“李茅說得有道理。每個人的創造力被解放後，總有些英雄殺在前面。”我的點評增加點感情色彩，這裡畢竟是酒桌，況且還有感性的、水靈靈的女人們。

“我覺得，是差距引起的。”妍子平時不參與理論糾纏，但今天估計喝了點酒，興奮起來了：“我也知道他在溫州進貨的東西，他是賺了錢。其實那些東西在我們中國看來，都是比較低端的，雖然是合格品，但基本沒有品牌，都是原來小工廠的雜牌子，這在中國是鄉鎮市場上賣的，還賣不出價。生產這類東西的廠家，我所知道的，在溫州，也有些倒閉轉產了，因為這東西過剩，在中國不賺錢。但是，這東西到非洲，就不同了，既然在中國是符合國家標準的，那在非洲就算是好東西了。據王班長家屬講，他的批發市場就在非洲的大城市。比如在非洲，用得起微波爐的，都是條件比較好的人。但也架不住原來產品的價格高昂，原來的微波爐都是歐洲來的，價格是我們國家的好幾倍，人家花錢也心疼。我們的貨雖然不是品牌，但照樣合格耐用，錢是人家的一半，甚至一半都沒有，人家不歡迎？所以，嫂子說，他們的貨有時還沒進港，批發商的預付款就打過來了。你們說，我們過剩的東西在非洲搶手，這是不是因為生產水平的差距造成的？”

從李茅的巨型宏觀突然跳到妍子的具體微觀，這種討論充滿張力，張力，讓討論有了生機和可能性。

也許是受到妍子發言的鼓勵，一直不怎麼開口的小蘇的夫人也衝了出來：“我覺得妍子說得對。我是站櫃檯出生的，王經理的方式我也瞭解。比如妍子開酒吧，賣高檔紅酒，但代替不了奶茶店，還有靠邊賣冰棒的，各種消費的檔次差距，就註定了各種消費市場的存在。別說是非洲與中國，就是中國內部，鄉鎮市場的東西和西單商場的東西，差距何止十萬八千裡？別說是大中國，就是在北京，差距也無處不在。就說這手機。王經理當年賣雜牌子，隔壁大品牌的體驗店，營業額也不一定比我們好。現在我們開的這店子，定位於二流品牌，不也還是有市場？中國本身就存在巨大差距，所以，高中低檔的東西自然就冒出來了。歐洲要高階的，我們有。非洲要低端的，我們也有。有差距就有商機，這是我體會的。”

來自一線的體會，總是充滿感情，充滿說服力。

小蘇對老婆的疼愛，此時體現在語言上對老婆背書：“我也覺得是這樣，你想，歐美人總是造高檔的東西，為什麼？利潤高唄。如果他們產低檔貨，誰來支撐高工資高福利？我們中國人就不同了，勞動力成本低，剛剛脫貧要消費，這就有市場。民勞作坊要生產，就提供低端產品。我們不嫌工資低，只要比種田效益高就行。你們看看，只要有錢賺，中國人要他每天加班，都有人幹。最近流行一個詞，叫人口紅利，我不太理解，估計然然學過，大概是中國勞動力便宜造成的吧。”

又從微觀扯到宏觀，小蘇也是照顧學院派感情吧，他這個人，善於觀顏察色，左右逢源。

“人口紅利是個比較熱的概念。”然然當然比較理論比較高階了：“我們中國人剛從貧困線中解脫出來，擁有巨大的致富熱情和勞動人口，光這還不夠。如果光人多，與非洲就沒差距了。關鍵是，我們勞動力素質高。中國一半以上勞動人口都有中學以上教育經歷，這可是工業化必備的勞動基礎，這個素質是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比較不了的。中國還有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也是所有非洲國家比不了的。你想想，用發達國家的勞動力素質，給發展中國家的工資，這勞動效率和成本，就造成了巨大優勢。林毅夫教授把這個優勢做了個總結，叫比較優勢論，目前在學術界，這個理論熱度不小。”

比較優勢論，與市場差異化競爭，當它們碰在一起的時候，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的改變。在這個改變中，王班長只不過是千百萬衝鋒隊中的一人，妍子隨後的發言就是證明：“其實，我們溫州，已經有好多人到國外去了。非洲是一部分，還有東歐，還有俄羅斯，還有的在歐洲巴黎、義大利，按這個理論，他們都是在差異中找商機，在比較優勢中發財。”

學得快，悟得快。對於賺錢的理解，妍子不需要學習，這只是她的本能。

妍子的話總是能夠引起大家的注意，她是成功者，來自於一個盛產成功者的地方。小蘇說到：“溫州人，盛產英雄。我記得，我老家那窮的位置，在我小時候，就有溫州人去做小生意。現在滿世界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人種。什麼原因呢？”

妍子不回答時，我得硬答,老公的責任要扛在肩上：“我估計，溫州這地方人多地少，必須出來找飯吃，這是逼的。另一方面，靠近江浙，工商業有傳統，上海金陵，歷史上與鄉間的差距巨大，他們善於找市場差異。他們是中國最負盛名的行商，善於在坐商與官商之間，尋找利潤。”

妍子崇拜地看著我，她沒有理論，我在她眼中，就是理論家。

但是今晚最閃亮的女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然然，也不是成功證明的妍子，而是小蘇的老婆，要說原因嘛，秘密在她的大肚子上，她一個人說話，思維的估計是兩個人。

“我覺得，王經理還有個特點，大家注意過沒有，反正我家小蘇也有些這個特點，就是善於瞭解需求。”她這一說，我和李茅不約而同地想到另一層去了，盯著小蘇看，小蘇沒明白過來，妍子明白了：“你們男人，就愛亂想，人家是講的瞭解顧客和市場需求，不是瞭解女人。”

笑聲這才放肆出來，然然有點臉紅，小蘇老婆倒不在意：“你們想，他們都是從底層出來的人，也見過一些市面，善於設身處地觀察別人的需求，善於耐心溝通了解別人的願望，善於透過小事情來測試市場的變化。這是他們的優點，你們不要笑，我說的是真的。就拿現在我們賣的手機來看，你們總認為黑白灰銀幾中顏色才是銷量大的設計，但是我家小蘇非要讓廠裡設計一些紅綠藍的彩色外殼，而且可以互換，這是為什麼？不為什麼，因為我們原來都有過喜歡豔麗色彩的經歷。我們打工時，我們的老鄉們在外地時，住工棚、整天上班加班，生活單調灰暗，需要用色彩來調節，彌補。美是什麼？滿足並改善生活，就是美。對不對？小蘇懂，王經理懂，我也懂，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從那個消費層次過來的人。”

她這一說，大家都理解，窮過的人，理解窮人。鄉村殺馬特，也有一顆向上的心。

李茅此時估計被觸動了：“要說差異化，要說草莽英雄，我們這個行當也是。計算機技術起源於西方，我們要跟他們拼機器語言、晶片設計製造、基礎軟件架構，還不行。從基礎上不行，我們就不行了嗎？我們從應用端入手，從功能實現上發力，不也是一種創新？我們嶄時產生不了偉大的數學家和計算機偉大革命，這需要積累和時間。但我們國家近些年畢業了多少理工科大學生，這數量巨大的工程師預備隊，難道在工程技術領域內，不可以和西方進行差異化競爭嗎？陣地戰不行，難道不可以變為運動戰和游擊戰嗎？戰爭不一定是對稱的，也可以非對稱。”

我就煩李茅，舉例說明專業問題，非要扯上他並不專業的戰爭。但他講得氣宇軒昂、鼓勵人心，總體上也是可以鼓掌的。然然的支援有限，但在我們心中，李茅也算是草莽英雄之一了。

雖然是研究他的婚禮，這酒席的主題已經改變。李茅彷彿對草莽的定位感興趣，估計他的內心中，也有英雄主義情結。這是我學心理學後，喜歡觀察的角度。

“莊哥，你是搞文化和哲學的，在你看來，草莽英雄湧現的時代，究竟是好還是壞？”

這個問題太大了，但我得回答，因為這個比較靠近我的強項。但謙虛為先：“李茅不要跟我扣帽子，說我是搞哲學的，我只是愛好者。我真實的身份你們也清楚，與這關系不大。”

小蘇是好事者，他要挑起話題：“莊哥，你現在對自己的定位改了嗎？讓我猜猜，你現在定位的真實身份：是股東？我們三人都是股東，沒有獨特性；是工廠主？算是，溫州那個廠，你經營得不錯。但是，畢竟開創者是妍子的父母；是算命的人？街頭多的是，只不過你多看了幾本書，算得準些而已；是生意人？我們都是生意人，這個排除。算了，你自己說，你定位是什麼。但是，條件是：必須是你自己最獨特的定位，不能跟別人重合。”

他這明顯是挑事，當然也是為了把大家關注的目光，向我身上吸引。

“我是高妍的老公。”當我說完這個定位後，李茅說我有點耍賴，小蘇苦笑但無法反駁，另兩個女人意味深長地看著自己的男人，只有妍子，在掃視了在座的表情後，嗔怪和驕傲同時在她的目光中閃現，滿意極了。

還得回答李茅的問題，他又將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問題本身。

“從中國最古老的思想家老子的學問來說，英雄輩出的時代，是最不好的時代。比如春秋五霸的時代、五胡亂華的時代、三國紛爭的時代，一直到近代的中國軍閥割據的時代。所以，老子說：絕聖棄智，天下太平。”

“那就是不好喲”李茅急於得到結論。

“在那個時代，是不好的。為什麼，這個結論絕對適合中國農業社會。農業社會，在人口與土地關係上來說，是一個超穩定結構，如果要是這個穩定結構被突破，就是天下大亂的時候到了，就會出現大量聖人和英雄的出現。聖人在尋找道路，英雄在闖出道路，總是，是原來的道路被破壞的產物。這對農業社會的政治家來說，要極力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因為，這意味著政權失控。為了做到這一點，政治家發明了一套辦法。用科舉制度，來規範或者說是扼殺聰明人的創造力，大家知道，創造性有時也等於破壞性。用土地制度來束縛勞動力，讓英雄沒有產生的人力基礎。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配合科舉制度，讓中國的超穩定結構延續了兩千年，這也是控制英雄出現的制度。當然，也出了大量所謂英雄，本身就是貴族和節度史之類，這只不過是大政權與小政權的矛盾。但出現草莽英雄，就是最壞的時代了，陳勝吳廣成草莽英雄與梁山好漢的原因是一樣的，社會矛盾的極大逼迫，人活不下去，就反了，社會劇烈動盪，用鮮血和生命，重塑下一個平衡。”

李茅說道：“你這是個新歷史觀，我沒聽說過，果然是高手，莊哥，繼續。”

“但是，在今天，邏輯變了。”我一說到邏輯這個詞，然然的目光中也產生的光亮，我知道她熟悉這個。

“今天，我們中國第一次站在了工業化的起點上，甚至還不得不迎接信息化的到來。這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經驗的東西。我們為了保持穩定，經過了三十年的努力，但成效呢？國家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為此，我們開始了改革，放開戶籍、土地的限制，將讀書人從單純的國家分配工作導入到參與經濟發展的事情上來，總之，是鼓勵草莽英雄的產生。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的決心簡直是開天闢地，這是兩千年來，中國政治家從沒有幹過的事，沒有人敢幹的事。雖然每個王朝的建立都或許是草莽英雄出生，但他們當政過後，就要壓制和殺死這些草莽英雄，因為，他們是不穩定的源頭。中國幾千年來，無一例外。但今天，中國政府以極大的自信和民族責任感，冒著政治被威脅的風險，放開英雄的自由，讓他們遍地闖蕩，這得是多大的勇氣？這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勇氣！鄧公是最猛的英雄。”

“為什麼這種英雄的產生，既推動了中國的發展，又沒威脅政治呢？”李茅的問題已經非常尖銳了，得慎重回答。

“本來統治與被統治是一對矛盾，但是，只要找到了最大公約數，矛盾可以維持在動態平衡之中。”我在說這段話後停頓了一下，然後一字一句地說到：“這個最大公約數是：政府和人民都相信，我們能致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