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的內心獨白--《知青日記》序言

這是由300餘頁知青日記輯成的書稿。在我看來，乃是幾十名當年“知青”的內心獨白。至今，我已為全國各地許多當年的知青們的書稿寫過序了，但是第一次為這種由日記輯成的書稿寫序。那麼，也讓我以日記的方式來寫這一篇序吧。

2011年4月22日上午9點半，我參加了年度的“中華文學寫作者年會”。“年會”由中國散文學會、《散文選刊》（下半月刊）、《長篇小說選刊》合辦，到會者皆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學寫作愛好者，亦主要是詩歌、散文、小說的獲獎者。中國散文學會會長林非先生、八一電影制片廠導演翟俊傑、國家廣電總局劇本中心主任高爾純、全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何向陽等到會，並真誠地闡述了自己的文學理念，向獲獎者們表達了熱情洋溢的祝賀……

下午，我本是要作一次創作講座的--但我想，這篇序真是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於是說明原因，得到朋友們的諒解，開始在家中讀這部書稿。晚飯前，讀罷1/3；晚飯後，又讀罷1/3。

今天--4月23日上午，全部讀完。書稿中呈現出某些相當有時代認知價值的人和事。如：哈爾濱女知青郝志宏，聽了農場幹部的動員報告之後，“情緒十分激動，也沒和家人商量就第一個報了名”。

這剛滿18歲的中學女生何以“十分激動”呢？因為報告人說：“農場的生活條件可好了，常年吃大米；土豆像香瓜一樣大，像倭瓜一樣面；天天早上喝牛奶，吃的是白麵大饅頭。”

當年，哈爾濱人每人每月才二斤白麵，一斤大米，尚未參加工作的兒女一年到頭是難得吃上幾次大白饅頭和大米飯的；普通城市人是根本喝不到牛奶的；春節期間才能往飽了吃幾頓。家家戶戶平時是捨不得吃大米白麵的，為春節過得高興，得月月留存。並且，對上班的人，也總須照顧--隔幾天蒸一屜白麵與苞谷面兩摻的饅頭給他們帶。若還有老人，更須留存米麵在老人生病時改善一下他們的伙食。

所以可以這麼說，農場幹部的話，幾乎對當年所有北方城市的兒女都有同樣巨大的吸引力。

在當年，吃什麼是中國人的第一幸福要素。那麼，農場幹部有沒有“瞎忽悠”呢？也沒有。

北方的大多數農場，口糧確實以麵粉為主。每年麥收以後，新面蒸的饅頭確實又白又香。土豆也確實很大，很面。至於牛奶，除了奶牛多的農場，一般農場的職工絕不會天天喝到。即使天天有得喝，那也得買。知青每月32元的工資，若天天早上買牛奶喝，每月也就剩不下幾元錢了。

農場幹部們還說：“誰報名下鄉誰就是革命的，不報名下鄉就是不革命，阻擋下鄉就是****早走早革命，晚走晚革命。”

郝志宏“第一個報了名”的“革命行動”沒和家人商量，使父母一時亂了方寸。但她是那麼地固執，父母難以阻擋。否則，便是有“****之嫌！

然而，她遷完戶口，“走出派出所，我的心裡一陣空蕩，有些念戀城市，留戀家”，下鄉知青專列開動後，“當哭聲平靜下來，我才品味到對家鄉和對親人的無比依戀，開始號啕大哭。車不停，我哭個不停……我想家，想我那溫馨的房間、我的滑冰鞋、我的游泳衣、我的手風琴……”

列車加水時，她居然偷偷溜下了車，爬上空貨車，於半夜回到了哈爾濱車站貨場，再坐人力三輪回到家裡……

在當年，她居然有自己“溫馨的房間”，有滑冰鞋、游泳衣、手風琴，證明她生活在不一般的家庭裡。若是生活在兒女較多的普通人家，大概便沒有以上經歷了。對於後者，下鄉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之事……

郝志宏當年的下鄉過程，相當有故事性地詮釋了這樣一種時代現象--“激動”乃是“上山下鄉”運動中特別普遍的一種動力，對於第一、二批知青們而言，尤其如此。

與郝志宏的下鄉經歷相似的還有嶽淑霞，她是到了農場之後又跑回家裡去的。怎麼辦呢？城市戶口已經登出了，女兒已經屬於農場的人了，父親只有與她共同學習毛主席語錄，用“革命”思想再將她勸回去。

後來，這兩名知青，都是堅持到最後一年才返城的。陳忠禮是一名兵團知青，他負責每天敲連隊的鍾。這是不足論道之事。

但對於陳忠禮意義重大。

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當我每天敲鐘的時候，我就想到我是為革命在敲鐘。早上敲鐘是叫同志們起床跑步，上工前敲鐘是叫同志們馬上去戰鬥，批判會前敲鐘，是號召全體戰士們拿起武器和敵人去交鋒。我敲的是革命的鍾，鼓勵戰友們在工作中去革命，在革命中去工作。我敲的是革命的警鐘，敲得階級敵人膽顫心慌。革命同志喜歡我的鐘聲，階級敵人害怕我的鐘聲。我敲的是革命戰鬥的鍾，我敲的是對階級敵人警告的鍾……”

可階級敵人在哪裡呢？劉建生一到農場，就趕上了一場揭發、批判叛徒和特務的群眾大會。詳細的揭批過程他的日記中並沒寫到。但我們過來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對於被鬥爭的人，那不啻是人生災難。那種災難，每使有的人致殘、致死，或自殺。我當年在兵團當班長時，我那個班的知青就打死過無辜被扣上“特務”罪名的人。那件事使我當年氣憤得辭去了班長，對我那個班的幾名知青，我永遠難以原諒，也從沒打算原諒。兩年前，在一次知青戰友的聚會餐桌上，我又光火地對一名知青戰友斥問：“說！你當年打過人沒有？！”劉建生日記中寫到的那個“叛徒、特務”僥倖熬過了那個時代，“文革”後得以平反，又當上了教師。但那場批鬥會對劉建生的教育是--“誓將農村的‘鬥、批、改’進行到底，不獲全勝，誓不罷休”。只要思想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似乎便總能在現實之中發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一名當老師的女知青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件事--帶領紅小兵執勤，監查“投機倒把分子”和不上腳踏車牌照的人，並且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導：“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應該繼續戰鬥下去。”當年在農場，所謂投機倒把，無非就是做點兒能掙幾角錢的小生意。

她和孩子們扣住了一個沒有腳踏車牌照的人，那人態度不是很好。她對他進行教育，講“革命”道理：“沒有腳踏車牌照就是欺騙國家。”其實那人的腳踏車牌照只不過掉在家裡了，回家取來後，也就被放行了。

而這件事，使她認識到--“一個人能為人民多做些事是光榮的，我是新中國的一員，是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更應該做好這項工作。做這項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是鬥爭的需要，是保衛紅色江山的需要，以後我還要再接再厲，做好這項工作，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階級鬥爭、思想鬥爭也存在於知青之間。

同宿舍的幾名知青嘴饞，從曬場上“偷”回了一斤多黃豆，撒在爐蓋上烤爆了吃著玩兒，不料她們中有了揭發者--於是連長找到她們頭上了，與她們共同學習毛主席語錄，諄諄教導她們：“連裡正在進行‘鬥、批、改’運動，階級鬥爭日趨複雜，一些階級異己分子設法把黑手伸向知識青年，千方百計拉你們下水，你們可要提高警惕，在大風大浪中站穩腳跟啊！”

連長的話讓她們覺得莫名其妙。於是連長又引導她們對著毛主席像“狠鬥私字一閃念”。這一狠鬥，使她們交代了“黃豆事件”。而連長最後說：“這問題性質很嚴重，說大了是盜竊國家財產，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鑑於她們是知青，又是初犯，連長寬大了她們，只命她們每人寫檢討書……

一名女知青在勞動中腳被長釘穿透，連隊派馬車緊急將她送往醫院--而醫護人員們，在救治前首先與她共同學習“最高指示”……

還好，長釘只不過從腳趾縫間穿過。知青潘春燕，因家庭歷史中有“不清楚的問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偏偏這時候，她心中還萌生了對異性的愛情！愛情啊，多麼“糟糕”的事啊！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沒有想到愛情這件事，竟然毫不留情地向我進攻。這成了什麼體統？簡直是豈有此理。我恨這些（追求她的人）不想革命，只想談戀愛的人，更不願讓這些無聊的事來繞身……我不是沒感情，為了革命，讓愛情在我這裡緩行。”知青劉汝龍，是那麼地充滿了“革命激情”，在探家的列車上，也要主動辦起政治學習班，指揮大家高唱語錄歌曲……知青柴春澤是煤礦業幹部子弟，他父親在寫給他的信中，向他透露，他將會被招工到礦上。而他在給父親的回信中，批判了父親，也表達了自己紮根農村的決心。在當年，他的回信公開發表在報上了，他成了全國知青學習的榜樣。“文革”後，他被懷疑是“與‘四人幫’有關係”的人，接受過審查。最終，還是恢復了他的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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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年的辛勤勞動，我今天得到了回報，分到了口糧和蔬菜。口糧共690斤，其中小麥70斤，穀子60斤，大豆20斤，玉米500斤，高粱40斤；蔬菜共300斤，其中土豆100斤（合4元錢），山東菜200斤（合5元錢），此外還有大蒜100頭（合5角錢）。總出勤工分1739分，共收入152元1角4分，扣除口糧和菜款，還剩84元7角1分……”

以上是一名插隊男知青1975年12月1日的日記。這一則日記的史料價值不言而喻--一名青年一年的收入，七扣八扣，只不過八十幾元啊！

那樣的年代究竟好在哪兒呢？我們這一代過來人的回憶意義，正在於以見證人的資格說--中國絕不能倒退回去！向前發展才能改變令人不滿且憂慮的現狀。俱往矣。

所有這些真實的人、事，雖然距今只不過30年，卻分明地早已被歲月所湮滅，被文化所遮蔽，被社會意識形態所稀釋、沖淡，於是，差不多也就被當下的人們徹底忘卻了。

聯絡到我昨日上午參加的會議，感慨良多。200多到會者，多數是已退休的人。他們中，許多人也曾是知青，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愛上了寫作這件事，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寫時評。在他們筆下，親情、友情、愛情，人與動物的關係，人與花草樹木的關係，人與整個大自然的關係，人與社會現象的關係，人與自身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關係，一一寫來。有的文字溫暖敦厚，有的文字優美精緻，有的文字浪漫，有的文字幽默，有的文字深刻犀利、富有哲理……總而言之，他們的文字，使他們表現為有情調、有情趣、有情緒、有情懷和追求情懷的人……

將如上內容與《知青日記》相比較，我真的覺得《知青日記》的內容是那麼地乾癟。除了隨時準備對別人發起批判和不依不饒的自我批判，簡直可以說沒有其他內容。甚至乾重活之後覺得累了，也要對自己那累了的自然而然的身體感覺批判一通。即使只將兩種文字相比較，後一種文字史無前例地如出一輒，也教今人錯愕不已。那比現如今最不像話的官話還不像話--階級鬥爭、思想鬥爭、忠於、批判、打倒等詞彙，成為反覆出現的關鍵詞，也似乎成為華麗詞句。

如此評來，難道毫無意義了不成？否。

我想，出版這一部《知青日記》的意義恰在於，足可引起一種叩問--誰使幾乎整整一代人變成了那樣？他們又是怎麼被變成了那樣？

毫無疑問，被變成過那樣，對於個人的青春年華是極其可悲可嘆的。而對於一個國家，是特別可怕的。

當文化從人們的生活中被掃蕩乾淨，並進而以某種意識徹底取代文化佔據了人們的頭腦，普通人不可能不被異化為某種意識的隨時都可輕而易舉加以利用的“活的工具”。

這乃是“文革”的秘密。

《知青日記》極真實地曝光了這一秘密。“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人們，注意不要使那樣的時代捲土重來呵！警惕再被那種所謂的“革命”忽悠呵！……

2011年4月23日

於北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