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知道，倘無善的特質，所謂新人，也許還不如善的“舊人”值得尊敬。

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新人”如是說：“他們那麼做是因為他們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們那樣；如果他們換個做法，他們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會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煩惱，他們就會覺得對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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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尼采，我至今不知他為什麼會被稱為哲學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學意味的話，但僅僅一句話構不成哲學。至於他為德意志帝國所“接生”的“超人”們，在我看來是人類危險的敵人。因為他們的人性是冷酷無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類被他們視為敵人，他們便會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統，“將戰靴踏入敵人口中”。故希特勒後來在德國軍隊中散發尼采的“超人”小冊子一點兒也不奇怪，而“文革”中紅衛兵們動輒將誰“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只腳”的口號，也是從尼采那兒來的。我曾寫過長篇文章批判《中國尼采綜合症》。

“文革”--它是“上帝”加“革命超人”們主宰中國的時代，因而是比僅有“上帝”更可怕的時代。

三

梁啟超倡導“以小說塑新民”之當年，其實並沒幾人響應。魯迅在做著與契訶夫一樣的事，意義與契訶夫之於老俄國一樣深刻且深遠。幾乎只有沈從文悟到了什麼，卻沒有根據證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系列小說中之人物，雖然區別於同時代許多作家筆下的中國男女，但由於著力於表現“原始的生命力”，故“蠻民”特徵顯然，便只豐富了那時的文學人物畫廊，並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東方佛教思想與西方基督思想影響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麼，低調地秉持“愛的文學”亦即“善的文學”躋身文壇，但與風起雲湧孕育著革命的時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溫所代表的一種文學現象，也沒獲得足夠的支援。巴金在《家》中的確塑造了覺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覺民其實是無政府主義信徒，證明著他內心深處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蕭澗秋其實算得上一個“新人”，因為他有拯救意識--先是參與了拯救國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敗後退隱於小鎮，轉而拯救文嫂母女，卻成為小鎮人們舌尖上的流短蜚長之笑柄，結果文嫂的女兒病死後，文嫂也自殺了，於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適得其反。電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綬與其革命引路人之間有一番對話耐人尋味，當金恭綬欲將僅有的兩塊銀元送給可憐的老碼頭搬運工買藥時，他的革命引路人對他說：“你幫得了一個，幫不了全中國千千萬萬的受苦人！”

這句話暗含著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獻身於革命。否則，不能實現真善之願望。

四

回眸每望，新中國成立之後，我確乎能從歷史的光線中看到一批與新時代共舞的新人們的身影，但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後來許多新人按照一樣的思維說一樣的話，獨立思想等於飲毒自殺，人們逐漸習慣了四目相望鎖唇舌，連目光裡都不再流露半點兒真思想。於是恰恰是本有資質煥然一新的那些國人，幾乎統統變得比“莫談國事”時的中國的“舊人”更舊。

鬥爭文學成為主流文學。一部農村小說中的翻身農民老漢說：我以後活著只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兩眼，每天盯著馬小辮的一舉一動。馬小辮者，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而已。階級鬥爭以話劇的形式演繹到了只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輕的女婿與貪小便宜的丈母孃之間“原來”也存在著尋常日子裡的“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也進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裡，這次英勇鬥爭的主角是少年--他發現也同樣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偷了幾個海椒。階級鬥爭既然必須以“堅決鬥到底”的原則來進行，結果是不敵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為素材的話劇在全國上演，每一個觀看了的少男少女的頭腦中都從此不由自主地繃緊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根弦。

“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殘酷無情”--這句令人不寒而慄的話成為了時代教義。由於缺少宗教情懷的影響，也缺少“好人文化”的薰陶，“人性論”在文化之界內界外被批得體無完膚。那麼到了“文革”時期，暴力行徑比比皆是簡直自然而然，不那樣反倒怪了。

五

20世紀80年代亦即新時期以來，“新人”形象首先出現在某些“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中。《天雲山傳奇》中的羅群與馮晴嵐，能夠在極左年代恪守起碼的獨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則，當然在個人品質方面具有絕不肯讓渡的“新人”特質。雖然根本不可能，但請允許我來假設--如果這樣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恰恰及時出現於“文革”中，那麼在我看來，其所體現的文化自覺將是光芒萬丈的，價值遠在《父與子》、《怎麼辦》之上。還有《芙蓉鎮》，還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雖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現實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為人存在疑問，但“新好人”出現在文學作品中這一事實，卻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六

倘中國有一個由恪守獨立思想，在人性方面發乎本能地善良，在人格方面當仁不讓地正義的人們形成的群體，我是多麼地願意躋身其中而引以為榮，而與時俱進！

但我長期望尋，望得眼都累了，卻並沒望到過。具有“獨立思想”的人是越來越多了，卻未必個個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談不上有多少正義感。與他們相比，我倒寧肯與那些雖無什麼獨立思想可言，甚至幾無思想習慣，心靈裡卻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為伍。中國的“新人”也越來越多了，但在他們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舊人”更舊更醜陋不可救藥的心性。美國電影中反覆出現過壞得難以想象的壞人。但美國乃至整個歐洲人中的大多數確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麼壞的人也是個別現象，生活中還是好人多。中國小說或電影中一旦出現較好一點兒的人，尤其反映現實生活一類--看後的中國人會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個別現象。真實的生活中才沒幾個真的好人。

我想，80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時的梁任公，後來又鬱悶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傳說。

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後，我的筆在批判現實的同時，每稍一歇擱，轉而便寫一個又一個的好人，或感覺到的，或聽說的，即使他們只不過好那麼一次，好那麼一時，好那麼一點兒。

因為我知道，好人在中國絕對沒有絕種。我不寫好人，對不起好人的存在。讓善的種子永遠在我的文字中發芽、生長，對我也是不那麼做“就會感到煩惱”的事。“行為藝術”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變物質”這一句話。對於“好人文化”和好人的關係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響了某些人，善良會沉澱在他們的身體裡形成物質性的好人基因。那麼他們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間所言“善根”。

八

在2008至2010年創作《知青》的過程中，我確乎是將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盤地“種牛痘”般地刺種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裡了。我預料到那將會給人以不真實的感覺--但我當時的想法是：

管那些呢！讓我所感恩的好人們先在我的筆下活起來！何況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結交了多少好人啊！他們使我不以一篇題為《感激》的散文紀念便感覺罪過。

“文革”也不是好人絕種了的時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學生費孝通懷裡；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認領了傅雷夫婦的骨灰……當變瘋了的沈力手舉磨得鋒快的鐮刀威脅戰友們，而趙天亮久久凝視他，終於默默從他手中接過去鐮刀時，唐曾那一種目光使我為之動容了--我從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東西”。除了《知青》成為我的機會，使我得以如願以償地呈現“文革”

年代一些知青們心底的善，在現實中，我又能另外“幸獲”什麼機會呢？

我對人性善與人格正義，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人們啊，不管處在什麼年代，只要沒被關進集中營裡，沒被剝奪起碼的言行自由，能像他們那樣好一點兒，好幾次，其實不是“難於上青天”之事……

阿門！

2012年7月1日

於北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