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真是巧合，攺完《是是非非說呂后》的最後一稿清樣，無意間瞥了一下日曆，這正好是我一年前收到河南文藝社寄來本書草簽出版意向書的日子。

整整的一年過去了。

接照協議規定的時間：007年10月底，我向出版社交出了經過三次修改的完成稿。之後，又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把這部書稿修訂了四次。所以一連給陳杰主編發過三次清樣。陳杰老師真是菩薩心腸，她一再原諒了我的“反覆無常”。

一部書稿七次“大修”，在我的寫作生涯中還是第一次。

之所以反覆修改，是因為這部書的寫作不斷出現了新的難題。

呂后這個人物，真的很難寫。

一千個讀者可以有一千個哈姆萊特，但是一千個讀者可能只有一個呂后。這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臨朝稱制的女政治家，在讀者心目中是被定了型、定了性的。她在幫助丈夫劉邦打天下、坐天下中養成了堅毅強悍的性格，替丈夫剪除可能造成威脅的異姓王，殺韓信、醢彭越；她殘忍地報復自己的政敵、情敵，“人彘”戚夫人，一次又一次成就了自己狠毒的惡名。

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要寫出一個真實的呂后，很難。

首先，是她留下來的可資參考的資料很少。呂后的本傳，只有《史記》中的《呂太後本紀》和《漢書》中的《高後帝紀》，零散的事件見諸於相關人物傳記和野史的也並不多。所以開頭兩個月我是埋頭在國家圖書館和自家藏書的故紙堆裡，“入海算沙”一樣地做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在《史記》、《漢書》、《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等正史和《考信錄》、《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十七史商榷》、《癸巳類稿》、《讀書記》（何義門）等歷史研究專著中爬梳出線索之外，又從《西京雜記》、《太平御覽》等相關野史中發現了一些新的資料。同時，在呂后祖望、故里河南新蔡和山東單縣作了大量的文化與歷史考察。甚至把目光也投向了對近年出土的漢簡的搜尋，竟然也有驚喜的發現。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了。我寫的是一部講史體人物傳記，而非小說，必須要以詳實的信史資料為架構，力求每一事件皆有史證，可以“細說”，而絕不可以“戲說”。正史與野史對同一歷史事件記敘不同，則力求多方考辯斟酌。比如對戚夫人之子如意之死，《史記》、《漢書》皆謂鴆殺，是呂后讓人給他灌了毒酒毒死的。作為野史的《西京雜記》卻寫明是“縊殺”，而且對這個事件的細節描述非常可信：“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后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駢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后知，腰斬之，後不知也。”我覺得這更符合當時的實際。如意只是個十來歲的孩子，在被窩裡勒死他比給他灌下毒酒更直接。所以我採用的是《西京雜記》的記載。更多的時候則把不同的史料都拿出來，為讀者提供多方面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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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對人物的評價。從司馬遷的《史記》之後，對呂后的評價幾乎就是一個聲音，一直是“惡評”多於“好評”，少有持平之論。司馬遷是說了幾句好話的，稱讚她“制政不出閨閣，而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穡稼，衣食滋殖”。但到了為《史記》作索引的另一個“司馬”----司馬貞那裡，對呂后的評價簡直就是一棍子打死了，他也有一段“讚語”，是同司馬遷唱反調的：“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扶掖，潛用福威。志懷安忍，性挾猜疑。置鴆齊悼，殘彘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葅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菑。”給呂后一生行藏拉了一個“清單”，一句好話也沒有。明代思想家李贄，用了很節約的四個字評價呂后：“妒虐謀篡”，但這四個字卻是“一錘定音”。清代歷史學家趙翼，把呂后同武則天比較，認為呂后比武後好。第一，呂后不像武后那樣有篡奪之心，“武后改朔易朝，徧王諸武，殺唐子孫幾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其惡為古今未有”，而呂后的臨朝稱制卻不是像武則天那樣讓江山易幟，自己做皇帝。武則天是處心積慮篡奪李唐天下，呂后則是殫精竭慮維持劉家江山。第二，武則天為了滿足一己私慾，不惜殺害自己的骨肉，呂后為了自己的兒子，可以給大臣下跪。第三，呂后不像武則天那麼淫蕩。雖然說了幾句好話，但他的評價標準，當然不會超越封建士大夫的眼光。

我們應當看到，在劉邦死後的十五年中，實際上是呂后統治著中國，靠她的政治才智維持著一個龐大政權的運轉，支撐著一個風雨飄搖的帝國，她的有效治理為後來的“文景之治”導夫先路。

所以，這本書中我力圖建立全新的價值評判體系，不人云亦云，亦不標新立異作“翻案文章”。以唯物史觀臧否人物，從最本質的人性出發，還原人物，寫出人物所展示的多面性和複雜性。私密本來就是歷史的客觀存在，追尋真相，窺破原由，才能完整地瞭解歷史，以古鑑今。

這本傳記採用的是講史體，口語化色彩很濃，這是因為寫作中曾在圖書館報告廳做過連續講座，每週兩個小時，講了差不多兩個多月，書中一些章節就是當時的講稿整理出來的。一邊講一邊與聽眾互動、溝通，在表述方式上，儘量使用平實的語言，以求清晰明確。但一些常識性的內容的交待是不能少的，同時嚴肅的學術問題也不能繞開或讓分析過程變得枯燥無味。我們這個時代似乎不十分在意語言的精確性了，在口語文字氾濫的文化語境下，保持語言的純淨度與渾融、通脫，是我的追求。另外，書中某些情節，在敘述方式上也使用了散文的表現手法，看上去有了點“跨文體”的味道。

本書的寫作，是由我的老師----花山文藝出版社原編審陳新先生所組織的課題引發的，也在陳新先生的指導下完成。陳新先生多次審讀書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

特別應提及的是河南新蔡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學者謝石華和山東單縣政協文史委副主任張西震兩位先生，為我的採訪提供了切實的幫助和第一手資料，同時，我們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滄州國學院學者孫傳治先生、滄州第第十四中學田文舉、徐夢書等老師認真校對書稿，他們是熱情而負責的“義工”。傳治先生年過花甲，平生治學謹嚴，兩位老師則是出於名校的青年才俊，他們在校對過程中對書中的繆誤漏略之處多有訂正，讓我獲益良多。在終校時，又有趙豔麗等位老師參與了校對工作，付出了艱辛的勞動。而且這0多位參與終校的老師還為這部書稿開了一個小型研討會，對一些歷史問題提出了他們的見解，實在令我感動。

當然更應感謝河南文藝出版社總編陳杰老師和責編陳靜，她們所付出的熱忱、辛勞和智慧讓我欽敬。

這些，恁一個“謝”字了得？

作者008年1月0日凌晨5時分於漁書樓（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