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自然也看出了他們笑容中所含的意味。

不免有些羞惱，臉色微微發紅。

汪汝淳看到皇帝的窘色，連忙善意地解釋起來：

“陛下，朝廷的商稅如此輕微，許多商人尚且不肯老實繳納。田賦許多地方不過是三十分之一，勞役丁稅因為本朝不清點人口，比起國初負擔降低，只怕不到五分之一，就這樣各地田主尚且要脫逃。那田租按五五分成，佃戶豈有這般老實繳納的道理？”

李之藻補充道：

“陛下豈不聞我朝民間向來有‘久佃成業主’這句俗語麼？還有‘田入佃手，佃如虎踞’！”

“這個……”朱由檢覺得自己似乎有些印象，似乎在哪裡看過，他拼命在腦海中搜尋，隨即想到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確實有這樣的記載。

李之藻見朱由檢說出“這個”兩字，就說不下去了，以為他畢竟是身處高位，不諳民情，溫厚地笑了一下，耐心解釋起來：

“這田是佃戶在耕種，許多地主對田地遠不如佃戶熟悉，甚至不少地主連自己家田在哪裡都不知道。佃戶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隱瞞收成，少交甚至不交田租。

“朝廷收賦稅尚且難，這收田租自然也難。收一家佃戶的田租難，若是收取十家，上百家佃戶的田租，那就更難。若是收上千家的田租，那難上加難。”

“許多時候地主的田就此被佃戶侵佔，也自認倒黴。”

朱由檢皺眉：

“難道田主不可以去衙門告佃戶麼？”

汪汝淳嘆氣道：

“告自然是可以告，可打官司又豈是容易，要辯清真相就不易，即便在本地告贏了，對方還可以去按察使等上級衙門上訴，有的地主和佃農爭議的案子，前後告了兩年都沒結案。為此耗費的心力和錢財，倒還不如當初不和佃戶爭執。”

李之藻道：

“微臣有一小友祁彪佳曾經在天啟年間擔任福建興華府推官，便曾經處理了許多地主和佃戶爭議的案件，彙集成冊。

“其中一件案子是某俞姓秀才，花費三十兩銀子向寺院買了一塊寺田。結果佃農吳貴三、周幹祿連續兩年都沒給這俞姓秀才田租，不但如此還出言辱罵這俞秀才。說是自己已經交了稅糧，所以無需再給這俞秀才田租。”

朱由檢皺眉：

“那這俞秀才就沒辦法麼？”

李之藻說道：

“俞秀才最後只能不要這田了，又以十八兩銀子的價格賣回給了寺廟和尚，等於他自己倒貼給了和尚十二兩銀子。”

他接著說道：

“這是不肯交租的，還有佃農直接盜賣地主的田。比如秀才戴貞吉的田，租給一個叫林君進的佃農，林君進死後，他兒子又把這田賣給了彭秀才。

“還有莆田陳家，和佃戶林道積訂立了租佃契約，後來林道積的兒子林成宇覺得寺廟的田容易拖欠田租，便和寺廟和尚勾結，硬要把陳家的田說成是寺廟的田。”

李之藻說到這裡，汪汝淳插嘴道：

“李大人說的這些案子，還都是有功名的生員、鄉紳和佃農之間的糾紛，打起官司來，生員和鄉紳還能有幾分便宜。若是毫無功名的地主和佃農發生糾紛，這要打贏官司便更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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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藻嘆氣道：

“這還是田主和直接種田的佃戶有糾紛。還有的案子，佃戶又把田轉出去，轉個三四次，這發生糾紛，要釐清更難。

“有一個案子裡，秀才歐陽春把田租給佃戶張文武，張文武又有自己的田，連帶自己的田又轉租給了江得益。然後江得益又把這些田轉租給了池子奇。”

朱由檢聽到這裡，覺得自己的頭都大了，他連忙叫：

“且慢！這佃農還能把地主的田再轉租出去？”

李之藻說道：“這是自然！”

似乎對皇上連這麼簡單的事實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朱由檢也不由得苦笑起來，要是這樣，他也覺得收租不那麼容易了。

甲租給了乙，乙租給丙，丙租給了丁。

那到時候甲收租問誰要？

問乙要，乙說自己都沒收到田租，那又怎麼核實？

只能再去找丙，找了丙再找丁。

找到丁，丁又推脫自己是問丙租的，只能給丙。

這樣互相踢皮球，要把田租收到也確實不容易。

而且這樣，那這些轉租的佃農還能算是佃農麼？

他們自己也不種田。

汪汝淳看見皇上的表情，似乎也明白收租並沒有想象那麼容易，長嘆一聲道：

“有些地方說‘田主寄命于田客，田主不知其田之所在，惟田客是問’，田客便是佃戶。田主連田在哪裡都不知道，收入多少也只能寄託在佃戶不至於太過欺心。

“名義上有田的地主，有時候收不到田租，卻還要交納賦稅丁稅，這自然要叫苦連天。

“所以許多時候，有田還不如沒田來得省心。這也是為何我等商人不願意多購田產。”

朱由檢心中還是覺得這實在和穿越前一直被教導的觀念太過悖反，不是都指責中國古代商人有錢了就買土地，所以發展不起資本主義。

現在怎麼汪汝淳和自己說得完全相反？

他不甘心地發出質疑：

“汪先生，也許這只是你個人見聞所限。”

李之藻卻連連搖頭道：

“不然不然，此絕非孟樸一人見聞。臣查閱過嘉靖時《徽州府志》，其中便說：‘商賈雖餘貲多，不置田業’

“至於如今的江南，鉅富之家往往靠經商獲利，許多富家擁田只數百畝，有田千畝者不超過富家四成，至於擁田萬畝以上者罕之又罕。”

“隆慶時李豫亨便曾在《推篷寤語》中說：有田而富者，要按畝交稅當差，無田而富者，既無輸官，也無差遣。故此有田而富遠不如無田而富者自在。”

汪汝淳笑道：“這李豫亨卻沒把有田而富者最大的麻煩說出來。若是收租容易，這糧稅丁稅其實也有限。”

朱由檢無奈之下，把視線再次投向羅雅谷，問道：

“羅先生，你們西洋各國的富商，想必花錢買地比我大明富商要更少。”

朱由檢覺得自己一開始想以商人買地作為兼併的理由，現在看來不成立。

那至少用商人比商人，大明的富商相對來說買地總比歐洲的更多。

羅雅谷卻搖頭，悶聲道：

“歐羅巴各國的富商有錢之後，最喜歡的便是買地！”

他這話一說，朱由檢頓覺一口氣堵在胸中。

怎麼自己說什麼都是錯的？

他只得質問道：

“羅先生莫非搞錯了？”

羅雅谷再次搖頭：

“不會錯！歐羅巴和大明不一樣，土地不僅僅是財富，也是權力和名望的表現。許多商人設法購買土地，便可以由此獲得貴族爵位，他們的購買的莊園成為領地，可以對農奴任意處置。而在大明，土地只是單純的一種財富。

“大明富豪怕有太多土地，不容易收租。對歐羅巴的富商來說，卻不存在這個顧慮。領主對農奴擁有絕對的權威，如果農奴膽敢反抗，那幾乎沒有活路。就算去向更大的貴族或國王申述，也不可能支援農奴。”

“事實上，許多義大利亞商人購得莊園和貴族頭銜後，自己都不必經營土地，保留原來的管事僕役，自然就可以把農奴管得服服帖帖，每年獲取大筆收益。”

朱由檢覺得自己的三觀被震碎了。

說好的中國古代富商喜歡購買土地，所以阻礙資本主義；歐洲富商不購買土地，所以走向資本主義呢？

怎麼現在和這幾個人交談，獲取的資訊全是反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