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 ．ＣＯＭ

綿延的軍帳，壁壘般的大營。

伯**在馬上，望著不遠處的那座城池，臉色既十分陰沉，又彷彿在想什麼。而周圍的元軍將領則大氣也不敢出，生怕惹怒了這位主將大人。

不過有人還是能被伯顏另眼相看的。良久沒有開口的他就問道：

“士選，你怎樣看?”

眾將之中的董士選應聲上前。

“回大人的話，末將以為，城中之人是在困獸猶鬥。”

聽了他所言，伯顏再度沉默。又過了片刻，他才接著問道：

“若依你，如何取之？”

這回董士選稍微遲疑了一下。他的遲疑是不想給伯顏留下自己畏戰、避戰的想法，但他隨後還是答道：

“攻城之法，上佳莫過於圍三闕一，迫敵離城，然後野戰殲之，城池自然可下。次者絕其援道，圍而困之，再圖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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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顏對董士選的另眼相看，自然是由於董文炳的緣故，他當然也知道董士選的所言不虛。但他之所以向董士選問話，更多的是身為主將者，在遇到事先沒有預料到的情況，被迫要改變既定計劃，心中仍有一絲猶疑時，透過和其他人的交流，以助其堅定決心罷了。

和林戰後，在與大汗和安童的密議中，伯顏意識到了這樣一件事，那就是：

儘管自己也不是沒在留意，但身處西北的自己，還是低估了朝廷面臨的南方危機嚴重性。

這個嚴重性就在於，自臨安的宋室在瓊州死灰復燃後，趁著北元內亂、無暇南顧之機，他們已不斷壯大，不僅在南方站住了腳，現在更在事實上與北元重新形成了南北對峙之局。雖然從總體層面上看，北元帝國仍然佔優，但雙方的實力差距卻在不斷縮。

而更為可慮的是，正由於前段時間為了應付西北的危機，北元在東南地區的力量相對來就較為薄弱，給了對方以可乘之機。這種情況一旦繼續發展下去，雙方的主動權就會易手。

伯顏是明白的，北元今日所面臨的局面，自己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自己當年在臨安沒有讓宋室的益王、廣王逃脫，也就不會有如今之事。因此他立刻向大汗請罪：

“今日之事，實為臣的過錯。”

忽必烈則顯得很大度：

“這不過就是朝廷前段時間有乃顏、海都為亂，趙兒在乘機落井下石罷了。愛卿不必自責。”

忽必烈的大度，是他自己同樣清楚，當初宋室餘孽還未剿盡，自己就將南征大軍招回，於是才有了今日的死灰復燃，這事並不能全怨伯顏。

他內心裡更知道的是，無論怎樣，他都必須首先對付阿里不哥、昔裡吉等人，根本沒有別的選擇。真的要怨，還是要怨那幾個草原大漠上不知天高地厚的“豎子”。

何況在此用人之際，實也不能對伯顏多有怪責。

但他歸這樣，無論是伯顏、還是安童，卻都不能不有所表示。

伯顏就道：

“大汗仁慈，臣內心難安。”

而安童雖在朝廷中不掌軍事，且滅宋之時，他本人還被扣押在草原大漠上。可受過儒家文化薰陶的他知道，為人臣者，理當為君分憂。故此他也道：

“臣不能為陛下分憂，臣實有過。”

聽了他們的答話，忽必烈擺了擺手，神情則有些悵然。

忽必烈沒有將責任推卸、或者怪罪到伯顏和安童身上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近來常常想起另一個人。這人就是他曾經的大兄董文炳。

因為在忽必烈看來，儘管當年自己把南征大軍的招回顯得有倉促，可慧目如炬的董文炳，也遠在十多年之前就提醒過自己，西北乃腹心之患。他臨終前給自己上的最後一道奏章，儘管只有寥寥的兩句話，可背後的意思，無疑是希望自己能早日解決。如果自己當初能聽他的，當機立斷，怕是也就不會有眼下的局面了吧？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就沒有如果。

忽必烈內心裡的有些所想，自不會都在伯顏和安童面前提起。這也不是他在此召見安童和伯顏的目的。所以，收起了思緒的他很快就道：

“現今草原上的諸事均已平定，故此朕決意，立刻整頓兵馬，轉兵向南，收拾趙這個兒。”

他看著伯顏。

“只是伯顏，朕又要勞煩你了。”

伯顏則毫不遲疑地一躬身。

“大汗所命，臣責無旁貸。”

忽必烈如此的迫不及待，是他清楚的知道，有些事必須要自己來解決，可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而這也正是他駕臨草原的另一重要原因。

讓他更無法忍耐的是，自趙於瓊州崛起以來，在他和這個兒的交鋒當中，他屢屢落到下風。或許在此期間如果沒有乃顏、海都等人的“干擾”，他可能心理上還能平和些，但當趙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時，他心中的怒火就真的無法抑制了。

他的這種心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伯顏。

因為不同於其他人，伯顏並沒有被某人的龐大計劃所嚇倒，相反，在他看來，這個謀劃不是不能破解。只要北元集中力量擊破襄陽的當面之敵，順流而下的元軍，將直接威脅沿運河前出的宋軍後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除了迅速後撤，根本沒有任何其它選擇。

事實上，有著當年領軍南下經歷的伯顏，的確更傾向於從荊襄下手。因為他還認為，如果首先擊破了荊襄之敵，再順流而下滅掉東南宋軍，趙兒前些時候所整的熱鬧，不過是曇花一現罷了。

可忽必烈的急、他的無法忍耐，使得伯顏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而是接受了忽必烈出兵東南的計劃。

伯顏知道他的大汗無法容忍趙威脅到他的“腹裡”，甚至就是他自己，同樣無法容忍過去的手下敗將現在挑戰到家門口，並且他還不能忽必烈的盤算沒有針對性。

因為宋元在荊襄的對峙，於事實上對雙方都形成了牽制，在這種情況下，誰在東南之地取勝，誰就會先騰出手來。反過來，失利的一方勢必在荊襄地區陷入獨木難支的不利境地。

但伯顏是真的沒有想到，二次領軍南下的他，在靈璧遇到了一個“釘子”。

事實上，無論在宋、在元、還是曾經的大金，靈璧都屬於一個毫不起眼的城。所以在忽必烈和伯顏原本的計議中，元軍將迅速拿下此地，掃清障礙，越過淮水南下。可恰恰就是這個城，卻“釘”住了元軍南下的步伐。

（後世史書對此的記載是：“景炎十六年靈璧之困，北兵雖歷時四月有餘，未能寸進。”）

對所有參與過靈璧之戰的元軍將領來，靈璧城防給他們最深的印象，不是它已得到整飭的城牆，而是城外兩道既寬且深的護城河，以及密密麻麻散佈在地表上的、形如鹿角的凸起障礙物。

在這個時代的攻城戰中，攻城方首要的一便是快速接近城下，如此才能對城上之人形成威脅，並進而打破更重要的城牆防守。

而“狡詐”的對手顯然非常瞭解這，所以他不僅不惜費力地多挖了一道護城河，儘可能多地設定了障礙，且還將這兩道護城的塹壕全都置於自己武器的打擊範圍之內。

更讓元軍沒有想到的是，在靈璧的周邊範圍內，所有的百姓全都消失的無影無蹤，如此就造成了元軍僅僅是填壕，也付出了超出想象的代價。

當時的他們、包括伯顏肯定不知道，後世的史書對此同樣有記載:

“（劉）師勇稟宋主，伯顏其人，極為狠毒，每攻城常役百姓為前驅，故常州為其所下，實不可不查也。”

伯顏並不畏懼攻城，就像他當年曾力克劉師勇守衛的常州城。但當靈璧拖住了他大軍的腳步，使得己方喪失了南下的突然性，並且攻城還遭受了出乎預料的損失後，他就不能不重新考慮原先的計劃了。

這時候，“打援”就成為他的選擇。

只要擊破援軍，無論靈璧是否難以攻下，它終將在圍困中陷落。並且圍打援不僅更能發揮蒙古騎兵野戰的長處，同樣能重創東南的宋軍，以後仍可以繼續南下。

只不過這樣做並不符合忽必烈當初的願望，所以伯顏的心中有著些許的遲疑。但是，和董士選的對答最終讓他定下了決心。

伯顏隨後除擬了一道密奏報往了大都，同時向所有將領下達了一個簡短的指令：

“築圍，困城。”

攻城方在這時代外圍所築的高壘，既可以阻止守城方棄城逃竄，同時也起到隔絕城內守軍與可能到來援軍呼應的作用。

伯顏已經在為即將的打援做準備，不過他不知道的是，此時有人正到處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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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右想，最終還是放棄了守城戰，不過可以舉個例子明一下。

抗戰後期的衡陽保衛戰，是二戰期間少有的堅持了四十多天的城市保衛戰之一。當時的中國一萬七千守軍只有少量的火炮，對抗的是擁有重炮的十萬日軍。雙方的力量懸殊之大，可想而知。

日本人在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攻城之後，就再也打不動了。而守軍所憑藉的，主要就是手榴彈。

所以在書中所處的時代，如果真有手榴彈，只要有頑強意志，守下來並不是多大問題。

二戰中最著名的城市保衛戰，當屬前蘇聯的斯大林格勒和列寧格勒保衛戰，不過衡陽保衛戰的可貴之處，是它與前兩者相比，完全沒有來援。從這個角度，它略有遺憾的結局，責任並不在當時的軍人，而是上層了，否則必將成為極其經典的戰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