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皇帝，竟然還需要跟臣子進行這種內鬥，朱敬倫感到自己很失敗。

他追溯歷史，想要得到一個答案。

他發現，在秦代之前的歷史上，從來還沒出現過君相之爭，朝堂上爭鬥最嚴重的，無非是將相之爭，從沒有發生哪個國家的內政混亂，是因為皇帝跟丞相之間的衝突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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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流行的是拜相、拜將，君主將內政全權委託給丞相，垂拱而治，也不擔心會發生什麼謀朝篡位的事情。燕國的丞相子之倒是想壞了規矩，誘導燕王噲禪讓君位給他，然後就爆發了子之之亂，最後齊國、中山國聯合干涉，攻破了燕國都城，將子之剁成了肉泥。

也有成功的例子，齊國田氏取代了姜氏，趙魏韓三家瓜分了晉國。但這些都還屬於是權貴之間的傾軋，純粹的文官集團尚未形成。相權往往把持在高等貴族的手裡。

直到商鞅變法，改變了權貴把持朝政的傳統，一大批底層士族，甚至平民，獲得了晉升的渠道，透過激發底層士族的士氣，秦國政權得到了爆炸性的力量，一統天下，同時也終結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中國古典貴族統治。

打破了思想禁錮的老百姓，才能說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雄音，又透過這種方式葬送了秦國，實現了拔劍者死於劍下的箴言。

秦漢時期還能勉強保住權貴政治，新的貴族依然在政治上有巨大的優勢，雖然屢屢有強勢君主破格提拔平民的事情，但壟斷文化傳承的貴族和大宗族天然控制了權位，到了曹操時代，為了籠絡完全取代了先秦貴族集團的大宗族勢力，出臺了九品中正制制度，給天下宗族劃分等級，按照品級讓這些宗族勢力瓜分國家官職。

這段時期，政治傾軋變成了皇權跟大家族之間進行，司馬氏取代曹氏，東晉門閥政治，都是這種表現。

傳統意義上的君相之爭，以及君相之爭背後反應的官僚集團和皇權的權力鬥爭依然沒有形成。

唐朝奠定了科舉制度，從此底層文人開始取得規範性的上升渠道，可以透過科舉晉升，唐太宗盛讚這種制度，得意洋洋的表示，“天下英雄盡入吾轂中”。

科舉制度爆發的力量，徹底讓文官集團形成，武則天夫婦利益文官集團，徹底剪除了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關隴貴族集團，從此門閥政治徹底終結。

到了宋代，科舉制度完全成熟，從此政治徹底變成了皇權和官僚集團博弈的結果。

宋神宗時期，想要變法，與大臣議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名臣文彥博回答：“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文官可以當著皇帝的面說皇帝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代表著皇權與官僚集團政治平衡的形成。

但唐朝時候士大夫剛剛形成，宋代的時候，士大夫以初升之勢，壓過皇權一頭，都形成了某種平衡，到了明代，朱元璋不願意看到宋代君權衰弱的現象，廢除了兩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結果沒有形成皇帝專權的現象，反而讓文官集團和皇權之間的平衡打破，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的權力鬥爭格外激烈，層出不窮的黨爭就是這種現象的體現。

到了清代，透過殺戮，從關外進來的滿清權貴集團，徹底撕碎了文人士大夫的榮譽感，失去了氣節的文人，從此以奴僕的姿態服務於皇權，在滿清的政治語境中，“皇帝聖裁獨斷”這樣的語言，竟然帶有了褒義味道，而在宋明時期，這代表著皇帝的昏庸，聽不進諫言。

不得不說，儘管清代的文人士大夫開始向奴僕化發展，但奠定了皇權至上的原則，事實上清代的政治，是比明代要穩定的，沒達到君權跟相權能夠鬥爭的程度。

大明的政治制度雖然是新建的，柔和了現代管理制度，但政治文化毫無疑問是從滿清承襲過來的。理論上講，是不可能發生君相之爭的，可卻因為朱敬倫大膽的放權，導致文官集團獨立意識的恢復。這種獨立意識，慢慢促使他們開始否決皇帝的態度，在政治上開始形成自己的思路。

從大方向上看，這是一種進步，是開明的君主與強幹的文官相結合，可問題是，朱敬倫能做到開明，官僚卻未必強幹。

從奴僕化士大夫走來的文官，骨子裡帶著陰柔，卻擁有了至少是宋明時期的獨立意識，於是又造成了另一種政治失衡。

這才迫使朱敬倫導演了這次政變。

政變的結果是陳芝廷辭官。

後繼者是九月多回國的。

正是出行歐洲長達半年之久的赫德。

赫德受寵若驚，卻早有預謀，或者說圖謀許久。

國際上震動，一個外國人，做了另一個國家的首相，這種現象，從腓特烈大帝之後，歐洲政治中就很少發生了，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自詡開明，當政期間，任用了大量的法國人，尤其是財政領域，幾乎被法國人把持。

之後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尤其是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政治徹底送別了客卿政治時代。

現在大明這個東方國家，竟然任命了一個英國人，立刻就讓整個西方社會轟動了。

雖然赫德出訪歐洲的時候，為了自抬身價，向西方人介紹自己的時候，都表示自己的地位相當於首相，歐洲人感到驚奇，但僅此而已，他們理解的首相，還是主持政府事務的陳芝廷，甚至在英語中，尚書令的翻譯就是首相。

現在赫德成了尚書令，這可是貨真價實的丞相了，不由得歐洲人不震驚。

但總體來說，西方人是持讚許態度的，主要是因為高人一等的心態，讓他們從中國人選擇白人作為首相一事上，感到了心理上的滿足，好似證明了西方人確實高人一等一樣。

可朱敬倫選擇赫德，難道只是為了向西方人諂媚嗎？

顯然不是，選擇赫德，當然有更深層次的理由。

首先赫德無疑是一個上進心很強的人，而他的平民身份，在歐洲這種帶有濃烈貴族政治遺風的地區，不可能讓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甚至受到貴族文化影響，赫德來東方發展的最大目的，就是重新恢復祖先的貴族身份。

赫德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用丞相之位激發這種人內心的力量，一定能夠讓他爆發出超常的力量來。

但朱敬倫也不可能是為了一個洋人的上進心就給他這樣的重要職務。

選擇赫德的第二個原因，則是相對目前這種開明君主加文弱官僚的政治形態進行變革，任用赫德來清洗政府中殘存的舊官僚，徹底讓大明政府職員職業化、專業化，是最合適的，因為赫德說到底不可能擁有複雜的人情網路，即便他娶了一個中國人，即便他努力融入士大夫階層，培養了自己吟詩作對的雅趣，他也不可能徹底變成一個中國人，因為他身上有一種白皮。

沒有太多的政治牽絆，會讓赫德在改組政府機構中，更能不受干擾。同時用他來進行政治革新，一旦出現失衡狀態，也更容易收尾。他一個洋人，沒有複雜的政治背景的情況下，只能依靠皇帝，皇帝免了他，他就毫無權勢，他的情況，類似明朝時期的閹黨，只要皇帝不再支援，哪怕是魏忠賢那樣強勢的宦官，也會頃刻間倒臺。所以用赫德，是因為拋棄他的時候不至於尾大不掉。也類似於先秦時期的客卿，戰國時期的秦國，就是任用客卿的典範，秦始皇的祖先對客卿，都是用完即棄，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免除那個客卿而導致政治崩潰。

但如果只是因為赫德的能夠隨時拋棄而沒有隱患，朱敬倫就大膽任用他，也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為這種拿過來用用然後扔掉的一次性用品，其實備選答案多的是，找幾個沒什麼背景的官僚，捧他們上位，將他們當作傀儡擺佈，朱敬倫還是有這種能力的。

所以任用赫德還有第三個原因，因為他是一個洋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英國人。

英國是一個政治極為成熟的現代國家，他有自己的政治原則，不可能因為大明用了一個英國人做首相就對大明另眼相看。

可是政治是一個敏感的領域，在任何國家都是爾虞我詐，在國際政治中，更是沒有任何誠信可言，唯利益是圖。

那麼現在大明任用了一個英國人當首相，英國或許不會給大明額外的好處，可別的西方國家會怎麼看？他們看到一個英國人在當著大明的首相，除非大明跟英國開戰，否則很難讓他們相信大明跟英國之間是完全清白的。

法國人肯定會對英國充滿戒心，哪怕英國抱著真誠的態度在明法之間調停，法國人天然的也會以為英國是偏向大明的。

所以任用赫德這個英國人做首相，最大的意義在於國際政治上，會在法國和英國之間，橫阻上一道互不信任的鴻溝。

有這樣的利益，在面對不可避免的明法戰爭局面前，朱敬倫認為是十分划算的。

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讓赫德這個洋人，成為大明首相之後，不會引起大明文官集團的全面抵制。西方人很難接受外國人在本國做高官，中國人其實更難接受，中國人結束客卿政治時代，可比西方要早的多的多。

任用赫德是為了給明法戰爭贏得國際外交方面的優勢，那就不能在明法戰爭期間，讓大明內部權力失衡，否則就得不償失了。

所以委任赫德之後，朱敬倫當夜就跟赫德進行了一番長談，對他的執政提出一些建議，或者也可以理解為是皇命，文弱的陳芝廷可以對抗皇權，強幹的赫德卻絕對不敢違拗，不是他比陳芝廷圓滑，而是他的地位遠沒有陳芝廷穩固，他需要皇權的支援，才能執政下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