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救災工作依然以鐵路公司為主導，低調的進行中，已經甚少有餓死人的情況了，並且災民自救之後，大明的財政負擔也大大減輕，大量災區的手工藝品出口各國，倒也帶上了一種感情色彩，很多西方國家不但不禁止，那些帶有理想主義或者道德崇高感的媒體，還大聲呼籲購買這些來自災區的手工藝品，就是在救災，宗教團體也在本國宣揚這種理念，每每組織募捐的時候，還以出售這些商品為方式，在這種道德感召下，購買中國手工產品，甚至成了一種流行文化了。

雖然說讓西方人帶著道德優勢，以一種施恩的心態購買中國的工藝品，有些傷自尊，但客觀帶動了中國傳統手工藝品在西方的流行，手工藝品跟工業產品最大的不同是，其中帶有文化的因素，也對中國文化在西方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

救災工作其實已經完全進入正規，甚至可以說已經基本成功了，因為各地的災情已經開始好轉，最多明年災區就不再是大明財政的負擔，甚至能透過擴大的貿易，帶來經濟效益。

在這種情況下，大明政府的工作漸漸迴歸到正軌，不用一切都圍繞著救災轉了，隨著運輸的改善，災區的糧食主要來自美洲，大明國內的糧價開始回落，從最高的四兩一擔，回落到了二兩一擔，但之前一兩一擔糧食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災是救過去了，但政府卻背上了一個巨大的包袱，不得不開始尋求善後事宜。

這時候朱敬倫提出革新的要求，對政府來說，也有著客觀的需求，因為太需要擴大財政基礎了，否則連債務利息都可能還不上，這樣大明政府就要被債主接管了。

大明前後欠下了五億兩內債，以及摺合白銀十三億兩的美國和英國債務，平均四釐的低息，每年也得七千多萬兩，而且還有鎊虧問題，每年的利息恐怕會達到八千萬兩。

所以：“我國政府必須高關稅稅率，擴大關稅收入，以此償還外債。”

大明總稅務司張子良對威妥瑪說道。

張子良十多年前就已經當上了大明最大的口岸九龍稅務司，十來年下來，終於爬上了大明總稅務司的高位，他卸去九龍稅務司之後，去歐洲考察學習了兩年，當時德國剛剛打敗法國，正在成為後起之國探索的榜樣，德國經濟學家在國際上的聲音也大了起來，於是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那一套用關稅保護脆弱工業發展，而不是英國那一套對比優勢理論，打動了張子良。

或者說張子良主要是因為他是總稅務司，所以才傾向於提高關稅，他需要用增加財政收入來取得政績，另外還能加上一套保護本國工業的堂皇大旗，何樂而不為。

威妥瑪卻不接受，他是得知了大明稅務司透過的明年稅收章程後，得到英國外交大臣的訓令，要他儘量制止大明這種侵害英國商業利益的政策，英國人認為，大明的新稅則，幾乎是針對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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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貴國必須遵循與我國的約定，否則我國有權力採取相應的制衡措施，這會讓兩國陷入不利境地的。”

張子良點點頭：“希望貴國理解，我國提高關稅，實乃為了償還債務，尤其是外債，更在優先償還之列，而貴國是我國最大的債主，我想貴國不能對本國的金融業的利益得失，視而不見吧？”

威妥瑪聳聳肩：“這是兩碼事，償還債務是貴國的責任，貴國在借債的時候，就已經做了允諾，以自己本該履行的承諾作為損害我國利益的理由，這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至於貴國的償債問題，除了關稅，還有別的方式籌集資金的。”

張子良搖搖頭：“縱觀列國稅則，貴國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法國緊隨之，而我國亦隨其後，我國稅率值百抽五，堪稱世界最低。敢問貴使，我國的利益是否被侵犯了呢？”

英國在完成了工業革命之後，在各種產業上，對其他國家形成了絕對優勢，於是開始鼓吹自由貿易，為了做表率，他們第一單方面宣佈大幅度削減英國關稅水平，將大部分商品的稅率都限定在了15%以下。

法國人被英國成功忽悠，也加入了自由貿易體系，削減了大量的高稅率。可是有兩個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美國，卻始終信奉保護主義，德國關稅平均超過百分之三十，美國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大幅度提高了關稅，高達百分之四十七。

大明的低關稅，卻並不是被英國忽悠的，主要還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大明獨立建國的時候，如果不接受英國的相關關稅，他們就不可能承認大明，當時不承認大明，那對大明來說可是生死攸關的，況且當時滿清的海關權力都轉讓給了英國，大明即使接受了低關稅，至少還把海關權力拿了回來。

現在大明想要行使這種權力了。

威妥瑪知道張子良的意思，但他還是正色道：“還請貴國以國際公法為守則，尊重貴我兩國簽訂之貿易協定。”

張子良嘆道：“我國與貴國之貿易條款，是1866年簽訂之商務協定，此協定已經過去了十二年，還有三年即將到期。如果此次貴我兩國不能達成新的貿易協定，我想我國政府無論如何是不會延續這份對我國極為不利的貿易協定了。”

《1866年貿易協定》，其實主要是因為香港苦力問題而引起了，大明以鴉片貿易為威脅，最後大幅度提高了鴉片的進口關稅，收回了鴉片關稅的自主權，但其他關稅稅率依然必須跟英國協商解決，並且在這份協定中，免除了十多個行業的英國商品稅率，紡織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免稅產業。

完全免稅的政策，主要是換取英國支援廢除苦力貿易的，因此當時明知道這份協定會給予本國紡織業摧毀式的打擊，但朱敬倫還是不得不答應下來。

現在苦力貿易在全世界都廢除了，鴉片也基本上在大明絕跡，如果僅從利益考慮，是到了大明該重新考慮這份貿易協定的時候了。

威妥瑪知道這是威脅，東方國家對商務的不重視，讓西方人很費解，大明雖說開放了，但國人還是對通商沒什麼好感，認為洋人就是因為通商才來到大明的，他們不喜歡洋人，也就不喜歡通商。

但威妥瑪不敢輕易妥協，剛剛過去的十月份，在整個經濟危機期間頑強堅持的大英帝國經濟，終於迎來了最沉重的一次打擊，英國最大的銀行之一格拉斯哥銀行，因為負債100萬英鎊而倒閉，終於引發了英國的深層經濟危機。很快，負債500萬英鎊的西英格蘭和南威爾士銀行破產。英國鑄鋼生產能力為00萬噸，實際產量只有100萬噸。每噸蘇格蘭生鐵的價格從187年的10先令降至47先令。紡織工業在劫難逃，蘭開夏0%的紗綻和織機停工，60%只能部分開工。

本來從187年開始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對英國的並沒有那麼嚴重，這次危機主要是德國普法戰爭大發橫財後的過量投機和美國華爾街推動的鐵路投機引起的，危機也主要在重工業領域作用。

英國國內的投機現象並不嚴重，各種產業相比並沒有生產過剩，影響最大的重工業中，生鐵產量在187年為685萬噸，187年降為667萬噸，1874年降至609萬噸；影響也主要是因為美德兩國的經濟危機，尤其是美國鐵路投機停止後，讓英國生鐵出口量大幅下降，187年為96萬噸，187年為47萬噸，1874年下降至96萬噸，1876年更降至59萬噸。英國本國則因為已經投資飽和，鐵路和造船生產自然下降，導致機器製造業生產下降。

但在英國最主要的棉紡織業中，雖然價格下跌，但產量其實還有所增長。

可誰能想到，就在美德兩國相繼開始走出經濟危機的時候，英國經濟危機卻在漫長的堅持後，進一步加劇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威妥瑪答應了大明提高關稅，限制英國商品輸入的通商協定，這無異於是政治自殺。

所以威妥瑪堅決不讓，讓談判陷入了僵局。

時刻關注談判的朱敬倫也清楚，英國突然爆發的深層經濟危機，讓這場談判不是個好時機。

但他認為，提高關稅，保護相關產業，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

必須逼英國妥協，不過是古代還是後世，中國與西方國家交往的過程中，始終有一個巨大的優勢，那就是中國是一個超級大國，相當於整個歐洲，而歐洲國家卻諸侯林立，在這種巨大的體量差距下，中國總是能佔到便宜的，因為中國是以一個歐洲級的規模，跟一個個省市，甚至縣級對手談判。

現在的大明雖然還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但實際控制區已經達到一億人口，經濟發展速度很快，消費能力增長帶來的巨大市場，是歐洲國家不能忽視的。因此分而制之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說白了也就是李鴻章推崇的以夷制夷。

可李鴻章的以夷制夷失敗了，因為最後所有洋人反而擰成一股繩來瓜分清朝，朱敬倫明白，以夷制夷的關鍵就在於分而治之，可李鴻章在操作的時候，卻是一體均沾，給西方列強，無論大小都予以厚待，比利時那種小國都可以跟大英帝國享有同等的關稅優惠，享有治外法權。

在這種情況下，人家不一起合起夥來才怪呢，因為只要有任何一頭狼能從滿清身上咬下一個口子，其他餓狼都能從這個口子裡吸血，那麼憑什麼讓他們爭鬥呢？

要讓野狼爭鬥，就必須是食物不夠，必須讓他們認為別國多吃一口，自己就少吃一口，這樣才會爭鬥。

所以朱敬倫要玩的以夷制夷，最關鍵的核心是，得先給英國人找一個搶食吃的對手。

翻遍在東方開通利益的各大強國，俄國經濟實力最弱，英國不會有危機感；美國雖然經濟實力強，但在臥薪嚐膽從不跟大國相爭；德國正在消化吸收普法戰爭後的成果，俾斯麥最關注的是如何把象徵意義的德意志帝國透過柔軟的手段凝固成一個真正的德國。

所以選來選去，就只有在普法戰爭中失血過多，正急於在全世界攫取營養，恢復國力的法國最為合適了。

“跟法國人談一談吧。談出一些建設性的協議，不能讓英國人在東方過的太舒坦了！”

在談判陷入僵局之後，朱敬倫決定中止跟英國的談判，轉而與法國人合作起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