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狂妄，自認為天下無敵，熱衷於使用暴力，這些都是軍國主義的特徵。

比較典型的是普魯士德國以及推崇和模仿普魯士的日本，但事實上，近代大多數國家，都或多或少的帶有一些軍國色彩，這是跟歷史大環境分不開的。

剛剛從習慣使用暴力解決問題的中世紀走出來的歐洲國家，很顯然不可能誕生什麼其他解決問題的思路，英國作為最先進的國家，發明了現代外交概念，中國則在漫長的歷史中，認為對待夷狄應該懷柔，採取經濟手段控制周邊遊牧民族，儘管中國沒有誕生系統的外交概念和程式，可依然是有一種和平解決問題的思路的，這種和平的態度，不夠激烈，不夠熱血沸騰，但卻是成熟的表現。

什麼樣的國家容易爆發軍國主義，會極度強調軍事，重視軍事，一定是那些有過漫長的屈辱史，經常作為軍事入侵的受害者的國家，才會形成這種思想。

典型的是普魯士，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雖然德國都打輸了，但是德國人的軍事表現，有目共睹，因此在全世界都有海量的擁躉，認為德國不是輸在戰鬥上，只是綜合國力不如人。但翻開歐洲歷史，普魯士或者整個德國，反而是歐洲被欺負的最慘的國家之一，僅次於波蘭，甚至普魯士歷史上，長期必須作為波蘭國王的封臣存在，普魯士諸侯見到波蘭國王，還需要跪拜。

司馬遷說，“恥辱者，勇之決也”，屈辱往往是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個人自強不息的原動力，中國有無數成語描述這種現象，什麼知恥而後勇，知恥近乎勇等等。

因此普魯士這種長期被人凌辱的國家，非常具有自強的精神條件。

日本的軍國主義則有些古怪，因為歷史上，他們很少遭受外來侵略，多數時候他們都是一個施暴者，在朝鮮半島跟中國王朝先後打過兩次仗，雖然都輸了，可並不是大陸國家去侵略他們，而是他們主動進入了大陸。

可這樣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中，卻帶有強烈的恥辱文化，日本的恥文化跟忠文化，基本上構成了日本的兩大精神支柱，切腹就是一種不甘於受辱的現象。強烈的恥文化，讓日本在沒有真正遭受過實質性侵犯的情況下，天然帶有一種受害者心態，好像別人都虧欠了他，因此民族性情中帶有一種偏激和貪婪，事實上沒人虧欠他們，欺辱日本人最狠得，只是他們自己人。

日本民族這種天生的受害者心態和恥辱感，僅僅一點點精神刺激，他們立刻就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和需要自強的意識觀念，於是在學習普魯士軍事的同時，很容易就接受那種軍國主義。

而中國歷史上，雖然絕大多數是強大的，只在元清兩朝主體民族喪失了獨立性，被草原民族征服，但漫長的歷史上，遠超任何國家的富裕，卻讓中國成為侵略的重災區，因此中國其實是一個真正的軍事入侵的受害者，中國人更應該具有受害者心態。

但反而是中國人這種受害者心態不是很重，顯得平和寬容，往好了說這叫大國民氣度，往壞了說叫做麻木不仁，沒有骨氣。

總之在這種情況下，大明軍隊中也出現了軍國主義，還是讓人挺意外的。

當然這種軍國主義，也跟國民精神一樣，並不是很激烈，真正讓中國人民族性格激烈起來的，其實還是清末民國一次次遭受外敵入侵，尤其是日本人的入侵，可謂是打造了中國民族的現代性格，甲午戰爭對中國人心理的衝擊是巨大的，但甲午戰爭受影響的只是一些文人士大夫，而且他們也沒有對日本報以仇恨，而是真真正正開始正視現代文明的威力，開始學習日本了，在日俄戰陣期間，掌握輿論的中國文人其實是支援日本人的，號召大家給日軍捐款捐物。

直到抗日戰爭，才真正讓中國民族的民族主義覺醒，也才真正讓中國民族把日本人給恨上了。

現在的大明顯然還沒有誕生強烈的民族主義觀念，老百姓甚至文人士大夫的世界觀更多的是一種皇權臣民觀念，民族觀念有，但不夠強烈。西方式的現代民族觀念強烈的，還是那些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新派人物。

現在在大明軍隊中掌握權力的中高層軍官，顯然就屬於這種人物，因為從大明建國的1866年，一直到1870年普法戰爭後，他們一直都在歐洲學習，長達五年的學習經歷，浸染在歐洲近代軍國主義文化中，他們難免沾染了這種精神，而且並不以此為惡，反而將其看作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濃厚的尚武精神。

很多人對比了中西方文化觀念後，也認為中國人麻木不仁，在滿清的統治下屈辱順從，不知道反抗，認為這種麻木不仁，就是因為丟失了祖先的尚武精神，於是在打著恢復尚武精神的旗幟下，軍國主義就被他們萬分推崇起來。

這些軍官回國之後，很快就掌握了實際權力，對大明軍隊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採取軍區制，組建大兵團，建立預備兵員，這些西式軍事革新。還看法各種軍事期刊，報紙，鼓勵軍人寫作，而這些中高級軍官又透過他們的文章，將從西方沾染的軍國主義思想，用尚武精神的概念推廣開來。

於是民族主義，軍國文化開始在軍隊中先爆發開來，大批接受過教育的新兵，在軍隊中很快就沾染了這種精神，他們的訴求自然而然就變成要求北伐中原，驅逐韃虜，光復漢人江山。

在軍隊之外，民間反而依然保持著一種平和的心態，即便是王韜這樣的啟蒙思想家，也只是認可西方文明中的優點，反對盲目的排外，主張批判性的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和思想，真正到了完全否定自我文化，那還是五四時期的事情了，魯迅等一批激進的文化分子，把自己的文化批評的一無是處，甚至認為只有廢除中國文字，才能拯救中國。

盲目的排外不對，盲目的否定自己肯定也不對，現在這種平和的心態其實很好，一方面有人能夠看到西方的先進之處，一方面還能夠保留自己的優秀品質，也算是朱敬倫一直著力引導的目標。

只是萬萬沒想到，自己親手掌控的軍隊，反而率先變得激進起來。

但想起來，這似乎也是必然而然的事情，一群年輕氣盛的少壯軍官，突然被送到歐洲軍事最強大的英法等國，一待就是五年，他們真真正正的看到了西方強大的軍事思想和軍事制度，如果不沾染上一點不太好的精神，那才是怪事。

再說了，軍國主義問題，也得分兩面看，站在歷史的角度，這不是一個好東西，因為他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傷害。

可站在當下的時代背景下，軍國主義也未必不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

西方國家哪一個不帶有軍國主義色彩，法國這樣的共和國，當一戰爆發的時候，滿大街的年輕人歡聲雀躍，慶祝自己偉大的祖國跟死敵德國宣戰了，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這麼激烈的民族主義和軍國精神支撐，法國怎麼可能抵抗強大的德軍四年的攻擊，二戰時期他們可是一兩個月就投降了的。

19世紀是帶著中世紀野蠻殘餘的工業化的歐洲，將使用暴力解決問題的野蠻風氣強加給了全世界，將世界帶到了野蠻血腥的黑暗叢林時代。這個時代，一切都是軍事實力說了算，沒有人講公理和道義。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民族不能用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等思想把自己武裝起來，那又如何在這個黑暗叢林時代保護自己。

所以看到軍隊產生了軍國主義傾向的時候，朱敬倫並沒有打算阻止，他唯一擔心的是，軍國主義思想中的盲目、野蠻和非理性現象。

這種盲目自信會讓軍隊過於輕視敵人，一戰爆發的時候，法國、德國的年輕人都在大聲歡呼，都認為自己可以輕易的打敗自己的對手，就是這種盲目自信的心態使然。

這種情況，其實朱敬倫已經發現了苗頭，在跟法國在越南問題上衝突的時候，他詢問過文鳶等高階軍官，他們一致樂觀的表示，明軍能夠戰勝法軍。

他們從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拙劣表現中，將法國軍隊的真實實力判定的很低，這顯然盲目了。一戰時期能夠跟德國人打四年，儘管沒有把德國人趕出國土，卻也成功的抵擋住了德軍，在面對當時最優秀的陸軍的情況下，能打成這種水平，證明法軍的實力相當強大。

而大明的軍官，再還沒有建立完善的軍事體制的情況下，不加嚴謹的分析，一口咬定能戰勝法軍，顯然太過盲目樂觀。

這種盲目樂觀的態度，正是軍國主義國家，一次次輕率的發動戰爭的原因，最後造成了驕兵必敗和好戰必亡的結果。

戰爭肯定也是大明將來要解決很多問題的手段，所以軍隊中的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有助於提高戰鬥力，朱敬倫不打算把軍隊打擊的渾渾噩噩，沒有一點精氣神，如同文人壓制武人的明清軍隊那樣，但也不打算讓軍隊盲目樂觀到了狂妄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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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軍隊開始變得狂妄，朱敬倫也要保證對軍隊的控制力，他需要一根始終能夠牽住軍事力量這個隨時可能發狂的猛虎的韁繩。（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