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報業十分繁榮，廣府十四縣中，除了從化縣、增城縣等少數幾個縣外，其他各縣都出現了報紙，但在以九龍為中心，包括赤灣、蛇口在內的九龍港區，卻是最活躍的。

最大的一個原因，除了這裡經濟最為發達，還有一個就是這裡靠近香港，那些辦在香港的報紙，時至今日，在自由度上，依然超過內地的報紙，不是內地對言論進行限制，而是在香港的報紙評論員，他們在思想上的負擔更小，他們是真的什麼話都敢說。另外就是，香港畢竟是英國殖民地，有大量的洋人居住，在香港的報紙，更容易受到洋人思想觀念的影響，其中很多報紙其實都是洋人撰文，華人翻譯的。

因此目前大明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中外新報的總部依然繼續設在香港，同時另一份新派報紙也開始飛速崛起，這份報紙叫做迴圈日報，他甫一出現就成了盈利最好的報紙，因為他的主筆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筆桿子，早在自己辦報之前，就已經是著名的評論員了。

此人名叫王韜。

如果說中國有類似日本的福澤諭吉這樣的啟蒙思想家的話，前有魏源，後就要推這個王韜了。

此人不是廣東人，而是蘇州人，而且還是一個小才子，十八歲縣考拿到第一成為秀才，但之後屢次不第，對科舉大失所望。四年後跟隨父親來到上海。他父親是一個教書先生，在上海開館教書，認識了一些洋人。介紹王韜進入洋人主辦的墨海書館工作。

墨海書館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很有地位的，因為他主持翻譯了許多西方的科學書籍，重要的有代數學，微積分，植物學等，也翻譯了一些西方的歷史書籍，對介紹西方人文很有貢獻。

王韜儘管只是一個年輕的秀才，但是對於洋人來說，也是如獲至寶，他們很難找到中國有身份的讀書人，更別說這種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了。因此他們的洋文翻譯就馬上跟王韜合作，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書籍。

王韜在墨海書館一直工作了十三年之久，從1849年到186年才離開上海，因為這年他匿名給佔領蘇州的太平軍李秀成獻策，建議他跟洋人結盟，學習洋人的先進管理，結果被清廷發現，他不得不逃亡香港。

在香港王韜繼續幫教會翻譯書籍，給報紙華字日報擔任主筆。因為從很年輕的時候，就跟洋人在一起工作，所以他往往能用更現代的觀念闡述問題，而他本身又接受過傳統教育，有深厚的舊學功底，文筆也很不錯，所以他的文章角度獨到，很有市場。

真正讓王韜成名的，是從1867年開始，受到朋友的邀請和資助，去歐洲遊歷了一番。他先後到訪新加坡、檳榔嶼、錫蘭、亞丁、開羅，義大利、法國，在巴黎遊覽羅浮宮等名勝，拜訪索邦大學漢學家儒蓮，隨後繼續搭火車到加來港口，轉搭渡輪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多佛爾港，最後又到了倫敦。

他本就是一個很瞭解洋人思想的人，因此他的遊歷十分有收穫，而且本人又喜歡記筆記，王韜在英國遊歷了兩年，用華麗的辭藻留下了豐富的遊覽筆記，這都成為他後來寫作的素材和思想的祭奠。

他還受邀前往牛津大學和愛丁堡大學做過演講。

他在1870年回國，繼續給華字日報當主筆，同時開始整理在歐洲的見聞，編譯了法國歷史著作《法國志略》，又因這一年普魯士擊敗法國，引起世界轟動，王韜開始撰寫《普法戰紀》一文，在華字日報上連載，並得到申報的轉載。

187年，英華書院的主持理雅各回國，作為好友的王韜買下了英華書院的印刷裝置，辦起了自己的報紙，起名迴圈日報。王韜自任主筆，在《迴圈日報》上發表政論，他的政論，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時弊，被認為是中國新聞界政論體的創造人。

他不但文字好，長久的翻譯經驗，讓他的文字既有中文的美感，又有西方文體的嚴謹，而且視角獨特。同時他廣博的見聞，讓他經常能夠旁徵博引，跟別人的評論不同，他不但能過提出批評，而且能夠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常能說出法國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英國是如何處理這種問題的之類的答案。

王韜的評論，在此時的中國，當屬一絕，比申報的評論更加透徹和平易近人，因此影響力更大，後世被尊為中國第一報人，即便是當世，也是一個風雲人物。他在1875年，就連續發表了著名的《變法自強上》、《變法自強中》、《變法自強下》三篇政論，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變法”的口號，可以說是中國呼籲變法第一人。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崇尚模仿德國，因此對王韜的普法戰紀十分關心，這本書從報紙上摘錄下來，刊發出1萬字的單行本，在日本賣了好幾萬冊，也讓王韜在日本的名聲很大，後來更是應日本人之邀請，訪問日本。

李鴻章也知道王韜這個人，認為他“不世英才，胸羅萬有”讚譽有加，可惜王韜沒接受李鴻章的招納，但李鴻章卻為他活動，取消了對他的通緝，讓他晚年得以回到大陸。

最不喜歡王韜的人，可能就是大明的官員了，因為王韜在香港報紙上寫文章，批評最多的就是大明政府。

可朱敬倫卻非常喜歡讀王韜的文章，但他卻沒有干預這個人的成長路徑，沒有採納某些官員的舉薦，聘請王韜到大明官府做官。

因為朱敬倫覺得，王韜這樣的人，他們最好的舞臺，還是透過他們的言論和思想，去啟蒙廣大的民眾，是作為一個啟蒙思想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官員。朱敬倫甚至不無擔憂的想，想王韜、福澤諭吉這樣的人，真的讓他們當了官，弄不好就從高高在上的思想家，一下子淪落成為嘴炮黨了，那樣就實在是太可惜了。

王韜當然是這個時代中國讀書人物中的佼佼者，是啟蒙思想家之一，但是這樣的人，在中國不是一個，而是一大群。

可惜的是，一大群王韜，在中國沒有起到一個福澤諭吉在日本起到的作用，他們根本就沒有引起重視，除了極個別像李鴻章這樣的老道政客外，權力階層對他們的思想不感興趣。

這是中國由於舊文化傳統根深蒂固，跟日本相比是缺少一個福澤諭吉式的啟蒙思想家，但是卻有一大群申報編輯和王韜這樣的人物，他們沒有透過某一本書對整個民族進行啟蒙，卻透過報紙表達了他們的觀點，透過報紙讓他們的現代意識影響了更多的人。

中國也不可能出現福澤諭吉那種人物，因為在中國文化中有文無第一的傳統，儒道裡很難形成福澤諭吉式的思想教父地位的人，即便是曾國藩這種人，在他威望最高的時候，都依然有一大批人不服他。

魏源寫了海國圖志這樣的啟蒙書籍，在中國反響平淡，傳到日本卻引起了轟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在中國有大把不同意魏源思想的人，而日本人卻很喜歡將外來思想和文化推崇到較高的地位。

這不能單純的將中國人批評為麻木不仁，主要還是文明中心和文明邊緣民族，對待文化的不同習慣使然，中國人習慣了自己創造文化，然後輸送到四鄰，日本習慣了從外面吸收文化化為己用。

這種不同的民族習慣，是近代史上滿清和日本變革一個失敗一個成功最大的文化因素。

但具體的因素，則一目瞭然，是雙方掌握權力的上層精英，對待變革的態度完全不同。

其實中國遇到的問題，日本同樣也遇到了，中國遇到的變革阻礙在日本也同樣存在。

日本改革精神教父福澤諭吉就在74年10月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談到了變革的困難。

他說：“日本的形勢確實艱難。為在外交中享有平等，就要在國內消除狂妄。如先考慮內部事務，就不能有助解決外部事務；如處理外部事務，國內的混蛋就會蠢蠢欲動，如顧此思彼則將一事無成。事情雖如此艱難，但也沒有理由不去努力。”

日本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同樣遇到有國內混蛋扯後腿，但日本人顯然更務實，他們“沒有理由不去努力”。抱著這種，儘管困難很多，不管怎麼做都有人扯後腿的現狀，依然堅持必須做事的態度，日本最後成功了。

滿清失敗就在於，政府最上層經營，為了改革不斷的進行爭辯，爭辯未必是什麼壞事，理越辨越明，可問題是他們只是一個勁的爭論。革新派和守舊派爭執了幾十年，但是爭論歸爭論，就是沒人去行動，一切只侷限於空談。真正塌實肯幹的，就只有地方上幾個大臣搞的洋務運動，還不得不搞的小心翼翼，無法得到舉國的支援，最後在甲午戰爭的失敗中中功虧一簣！

朱敬倫很慶幸，儘管大明作為中國這個文明中心的一部分，大明的國民也跟滿清的國民一樣，對待外來文化總是抱有自身的文化優越感，這些年對於外來文化的抵制和批評就沒有斷過，可是在朱敬倫的強行推動下，不但他始終堅持做事，而且他透過自己的言傳身教，透過派遣官員出國留學訪問，透過他們在國內跟外國人接觸，透過切實的官府變革讓他們感到便利，已經影響到了一大批官員，至少是陳芝廷等這批官員，儘管在文化上還沒有放下優越感，但是已經不排斥西方的管理制度，甚至已經開始主動的，有意識的去推動西方管理方法了。

可以說大明雖然也有很多的積弊，沒有徹底解決官員貪腐問題，沒有解決官場人情問題，更沒有解決日益尖銳的社會問題，可是有一點朱敬倫可以確信無疑，那就是至少在大明高層，從朱敬倫到六部，甚至到府一級官員，都是一群做實事的掌權者。

這就早就了現在這種，從皇帝到官員都在做事，其中最大的原因，主要朱敬倫這個皇帝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而且確信自己這麼做之後能夠收到的效果。

朱敬倫很清楚，他要做的，不是親自去辦工廠，親自去搞工業，他沒有那種精力，他要做的，只是將權力始終交給這些能夠轉變世界觀的官員手中，就像日本明治維新期間，他們的國家權力，始終掌握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這種務實政客手中，而不是交給翁同和這樣一批嘴炮黨手裡讓他們慢條斯理的爭論個幾十年。

.朱敬倫很確信，只要他堅持這種做法，哪怕文化自豪感強烈的中國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轉變的速度慢一些，甚至始終無法轉變，而是誕生出一種新的中西相容的文化，那麼至少在經濟、軍事上，大明絕對不至於落後。

因為只要這些肯幹事實的官員掌握權力，他們勢必會引進西方社會中最好的那部分，會鼓勵興辦工業，鼓勵工商業發展，那麼大明不管行使的是什麼政治制度，大明老百姓腦子裝的是什麼思想，工業也一定能夠發展，經濟也一定能取得成功。這些早就在後世被證明了，中國使用自己的制度，同樣能打造出一個經濟強國，一個世界工廠。

朱敬倫堅信這個道理：所謂變革、革命或者維新、變法等事業的成敗，最根本的標誌，就是能否讓資源掌握在最正確的人手裡，掌握在最正確的階層手裡，簡單點來說，就是能否讓最有效率的人，掌握社會資源，決定這些資源的使用方式，具體在這個時代，就是能否讓工業企業家掌握社會財富進行工業投資。

只要堅持住改革的這個核心，朱敬倫的改革就不會失敗。

目前這個改革，已經在行政上起到了相當的效果，官場有貪腐的積弊，但始終能透過各種渠道曝光出來，警察系統的反腐部門，由赫德領導直接向朱敬倫負責的監察部門諫議司，這些政府機構都在發揮作用。

報紙作為民間監督機構，在新聞沒有管制，有香港這個英國人管轄的地方在，報紙也無法管制的情況下，民間輿論也發揮了極大的監督作用，歷史上，日本明治維新後官商勾結現象嚴重，直到二戰之後十年，日本放開了新聞管制之後，大量的腐敗案集中被報道出來，大批政客被捕入獄，這才遏制住了長達數百年的貪腐現象。

最後一個原因則是較高的公務員俸祿，讓官吏不需要貪腐也能過上較為體面的生活，官吏始終是高收入和中產群體，沒有不貪腐就過不下去的窘境，因此貪腐雖然一直存在，也始終被曝光，被打擊，但卻沒有氾濫，沒有形成制度性的腐敗。

在稅務制度上，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從赫德組建的海關推廣到全國的稅務制度，即便放在全世界，也算是較高的水準，可以說稅收制度已經跟西方的稅收制度沒什麼分別，在收稅能力上，毫不輸給歐美的水平。

法律上，完成了普通法的程式建設。外交上，熟練掌握了西方的外交程式。軍事上，武器裝備已經跟上了國際主流強國，在軍事制度上正在努力的進行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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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不但讓朱敬倫認定大明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且讓大明切切實實的搶佔了先機，在整個亞洲地區獨領風騷，即便正在激進進行明治維新的日本，也因為自身資源問題，跟大明的國勢相差太遠。

能威脅到大明的，只有日益逼近的洋人勢力。

朱敬倫的選擇是，與其被動的倍洋人奪走利益，不如主動的跟洋人合作進行開發，奪走的利益總能夠奪回來，失去的時間卻永遠找不回來。

朱敬倫有信心在跟洋人的合作和競爭中依靠地利佔據優勢，但是滿清不行，偏偏滿清現在出讓的利益，在朱敬倫眼中，早就是大明內定的利益，所以他極其不願意看到滿清一步一步出讓利益給洋人。

大明沒有名義也沒有力量阻止洋人不斷的藉機在滿清身上攫取利益。

朱敬倫之前採用的方法是堵，在洋人還沒有得到某些利益之前，堵住他們獲取利益的渠道，所以他將青島、大連等口岸，統統要到了大明手裡，就是擔心將來這些具有經濟戰略價值的地方，被洋人強取豪奪，堵住洋人在這些地區可能的擴張。

但這種被動防禦的方式，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方向，總能給洋人留下大批的空當和機會。

日本侵臺事件剛剛結束，英國人就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在中國內陸擴大權益的機會，英國公使館翻譯馬嘉理在去雲南接應打算從緬甸進入中國雲南地區的英國探險隊時，被雲南當地民眾打死，爆發了歷史上有名的馬嘉理事件。

英國人如果不懂得利用這次機會在從滿清身上咬一塊肥肉，那就真的愧對他們身上的海盜傳統了。

只是這件事也將大明牽扯了進來，英國領事館向大明洋務司提出一項建議，由兩國一起合作，修建一條穿過緬甸，將大明跟印度聯絡起來的鐵路，英國人管這條鐵路叫做“不列顛之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