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的上海商場始終不平靜，儘管貿易量增長極快，華洋商人都獲利頗豐，但是關於利益的衝突始終持續不斷。
其實爭執的本身，利益只是導火索，根源其實還是一種權力之爭，一種主導權之爭，一種誰說了算的話語權之爭。
在洋人來到上海之前，毫無疑問上海這個口岸都是華商說了算，以十六鋪碼頭為中心，這裡是糧食、大豆集散地，相伴而生的貿易十分繁盛。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上海建立了租界，商貿中心從十六鋪轉移到了相鄰的外灘，貿易規模急劇擴大，很快就從過去的糧食買賣轉移到了以絲茶出口為中心的貿易情況。
表面上看，洋商跟華商的合作是相得益彰，洋人沒有能力進入內地市場，於是僱傭買辦代為採購，歷史上對買辦的抨擊聲很大。可事實上，跟洋人衝突最劇烈的，就是這群買辦，因為他們跟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最大。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洋行加買辦的經營模式，已經在上海確立。
這不得不說是一個諷刺，英國人發動鴉片戰爭的一個原因，就是認為清政府限制貿易，不允許普通商人直接跟英商進行貿易，所以在鴉片戰爭結束後，他們就強迫清政府開放了洋商跟普通商人進行貿易的渠道。
歷史上清政府之所以選擇十三行壟斷對洋人的貿易，其實也是事出有因，因為當時華洋之間的貿易衝突很多，經常有華商以次充好欺騙洋人，欺騙洋人貨款的情況，也有洋人欠下華商鉅款的情況。
一次有商人欠下了英商貨款，結果英國人鬧到了乾隆哪裡，乾隆覺得丟了人，就責令十三行雙倍賠償，並且發配了那些欠人貨款的本國商人。但後來美國人欠潘家鉅款，清廷就根本不出面，導致潘家把官司打到了華盛頓也沒能要回債務。
隨著這種衝突日益頻繁，清廷才發明了這種十三行包買的方式，只讓那些財力雄厚，名聲良好的商人跟洋人做生意，結果證明這種方式確實有效，各種衝突大大降低，互相之間的信任也增加了，東印度公司每年的結餘往往直接存在伍秉鑑這樣的大商人處，而這些大商人也經常給東印度公司放貸，甚至透過東印度公司等機構向外投資。
鴉片戰爭之後，十三行被解散，洋人獲得了跟所有華商進行直接貿易的權利。但是這時候，他們發現，過去的那些欺詐行為又出現了。他們不信任華商，華人也不信任洋人，結果洋行們依然得藉助中間人的力量才能做生意。這才出現了買辦階層，一定意義上，是洋人自己又循著過去的道路，走回了十三行時代。不一樣的是，包買商從過去的十三行行商，變成了大大小小的買辦而已。
過去他們跟華商之間的衝突也回來了，甚至跟自己找來合作的買辦也衝突不斷。
但真正發展到華洋兩大商業群體集體對立的情況，還是最近幾年的事情。
第一次大的衝突，是1866年的時候，最大的洋商怡和洋行跟自己的買辦的一次衝突。
那年11月，英商惠托爾兄弟向怡和洋行購買00-00包絲綢。1月中旬，怡和洋行買辦邱其儈先後將50包貨發給惠托爾兄弟的經紀人。邱其儈雖然是怡和洋行的買辦，但更像是獨立商人，他只有在貨物全部送達買方後，怡和洋行才會向其供應商支付貨款。因供應商催款，怡和就將本地錢莊出具的兩張莊票交給了邱其儈，邱將此兩張莊票經義沃錢莊支付，但該錢莊隨即破產，供應商依然沒有收到分文。
此時，怡和洋行跟自己的買辦產生了衝突，怡和洋行認為自己已經支付了莊票，此一款項與自己無關。邱其儈又不想自己承擔這筆損失，在供應商的逼債下，他向上海最高法院起訴，狀告怡和，要求支付絲綢款。
這件案件，由於是洋行跟自己的買辦之間的官司，因此算是一件稀奇事。所以當地報紙大肆報道，尤其是《北華捷報》更是連篇累牘，所以傳播極廣。
在法庭上，邱其儈認為自己擔任怡和的代理人已經有年多，他的採購行為是代表怡和的，因此怡和有義務向供應商付款；而且這種付款必須以供應商收到真金實銀為準。
但是此時怡和洋行做出了一件打破中國商人傳統觀念的行為，他們否認了邱其儈的身份，不承認邱其儈是他們的買辦。
這大大的刺激到了本地商人的世界觀，中國商人做生意，也將傳統人情夾帶其中，在他看來這種感情比什麼都重要，為此他們之間的生意甚至很少簽署正規的協議。邱其儈跟怡和洋行之間就沒有什麼委託協議，完全是君子式的口頭約定。但是大家合作了很多年，不但邱其儈，就是跟怡和洋行有生意關係的中國商人，也早就認定了邱其儈就是怡和洋行的買辦。
可是怡和洋行竟然在幾萬兩銀子面前，否認了自己的買辦，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一種背叛，是一種棄車保帥的舉動。
怡和洋行有他們的道理，他們認為自己既沒有付給邱其儈年薪也沒有付給他佣金，邱其儈就不算是他們的買辦，哪怕雙方合作了很多年，那也只是合作關係，邱其儈不能代表怡和洋行。
至於這批貨款，怡和洋行已經支付了莊票，應該視為完成了付款義務，後來發生錢莊倒閉的意外，不應該由他們來承擔風險和損失。
雙方各執一詞，但最後，還是怡和表示妥協：只要邱能撤訴，怡和願意另以真金實銀支付貨款。如此一來，怡和在此單生意中損失8萬兩銀子，《北華捷報》認為這還是合算的，畢竟怡和因此保住了在中國的聲譽。
這件案子以怡和洋行權衡利弊，以損失挽回名譽結束，但是影響非常壞，直接衝擊到了華商的世界觀。
華商覺得，連怡和這樣的“東方羅斯柴爾德”也會在需要的時候，拒絕承認那些實際為他們服務的買辦的身份，這是個危險的行為，這讓他們對洋人充滿了不信任，他們認為有必要堵住這個漏洞。
上海的中國絲綢行會首先行動起來。
行會出臺了新的行會規則，並且提交給了上海道臺，並知會外商商會。
絲綢行會規定所有交易必須經過行會授權認可的通譯（翻譯，其實就是買辦），否則不得進行。這一規定，讓那些未經過在中國行會註冊的買辦及其背後的洋行，失去了直接向中國商行採購的權利。
同時在結算方面，行會提出，雖然華商們都希望進行現款交易，但畢竟數額巨大，而且絲綢的品質鑑定相當複雜，現款交易似乎並不現實。因此，行會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外商可以先提貨後付款，但貨款必須在絲綢裝船運往海外之前全部結清。只要貨款未能全額付清，該批絲綢即使已經裝船，也不得視為外商的財產。一旦發生意外，比如期間洋行倒閉，承兌的錢莊或銀行破產，則華商可以取回該批貨物。此前，只要貨到了外商手中，即使分文未付，外商也將其視為自己的財產。
上海絲綢行會的這種規定，顯然對華商的風險進行了規避，因此洋人極其不滿。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因為在上海口岸的中國商人非常團結，誰敢不經過行會而跟洋人私自做生意，都會受到全體商人的抵制。結果洋商最後只能屈服，畢竟這個時代，還是中國商人的買方市場。英商不跟這些行會合作，法商會合作，比利時商人會合作。總之他們遇到了十三行時代的窘境，那就是蜂擁而至的洋商，無法跟用各種中國式關係擰成一股繩的中國商人集團對抗。
商業競爭，說白了還是一個財力的競爭，零散的西方散商在這個時代確實還無法跟壟斷經營了幾個世紀的中國商人集團競爭，但是時代在改變。
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讓從倫敦到上海10天的船期，縮短到了55天到60天，洋人突然不需要提前儲備半年的貨物了，他們進貨變得從容了，他們不需要跟財力雄厚的大行會直接提貨，而可以慢條斯理的使用他們培養出來的買辦深入內地進貨了。電報的開通，也讓他們能夠緊跟歐洲的市場行情，極大的規避進貨的風險，技術的進步，讓他們的力量變得強大了。華商是有本地優勢，但是他們掌握的是世界市場的優勢。
此消彼長之下，洋人覺得自己實力強了，越發不願意接受中國商人組織的不平等規定。
洋人的第一次反擊是在茶葉貿易領域，蘇伊士運河開通後，規定只准蒸汽輪船通行。大量的蒸汽輪船迅速地取代飛剪船，投入東西方的航運。在中國出口額中佔了70-80%比重的英國，從倫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縮短一半之後，運費和保費變得更為低廉。中國茶葉經由蒸汽輪的快速運送，更能保鮮，因此倫敦市場已不再需要維持六至十二個月的茶葉庫存。
加上大明大規模擴大了茶葉生產能力，導致生產本就已經飽和，於是在187年，倫敦市場茶價開始下跌，而上海的華商商會依然試圖控制茶價，這一次洋人不接受了，哪怕是最上等的徽州祁紅，洋人一時間也拒絕進口。這一次洋人勝利了，最後他們給上海茶葉的報價只相當於過去兩年的半價水平。
在洋人慢慢在茶葉領域佔得先機的時候，在絲綢領域，華商組織依然壟斷著貿易價格。
因為這幾年的絲綢行業，完全是一個賣方市場。從普法戰爭開始，世界絲綢價格翻著翻上跳，儘管廣東飛速發展的機器織稠業趕上了東風，但是對上海市場的影響並不大，因為廣東絲綢主要是中低端，而上海的絲綢則走的是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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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蘇湖一帶出產的上等白絲，手工作坊織就的絲綢，依然大量出口西方市場。但是連續兩年這種上等絲綢都以7%到8%的速度增長，讓商人們大量出口這種貨物。航運大提速後，絲綢交易速度和頻率加快，絲綢出口在當季的頭-個月就完成了。
各種利好刺激的上海市場超過了負荷能力。絲綢的質量問題，在急增的出口需求拉動下暴露出來。為了趕工，繅絲和紡織環節質量嚴重下滑。187年5月，里昂絲綢商會向上海西商公所書面投訴，抱怨中國絲綢的質量問題以及虛假標識。他們警告說，中國絲綢如再不改進，將可能被歐洲產絲綢（主要是法國和義大利）趕出法國市場。
此時已經在普法戰爭後的混亂中走出來的法國，在新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推動下，他們開始快速恢復他們的絲綢生產能力，國際絲綢價格大幅度下降，洋商開始在上海壓低絲綢的採購價。
但是此時華商認為洋人有意打擊絲綢價格，結成了聯盟，拒絕降價。洋人則認為國際市場價格都在下跌，他們拒絕華商的報價。在民族主義和對國際市場不瞭解的情況下，華商寸步不讓，相互串聯，在報紙上發聲明，他們一定要維持去年的高價，否則絕對不向洋人出貨。
大明的絲綢商人也不願意接受低價，相應了上海商會的號召，也開始聯合起來抵制洋人的報價，一場在絲綢領域的華洋商戰就此爆發開來。
朱敬倫是在報紙上看到這些訊息的，他突然嗅到了一股經濟危機的味道。
他很清楚，洋商比華商更受世界經濟的影響，世界市場今年開始變得不景氣，洋人在進口不賺錢的情況下，當然不願意進口，此時華商還想維持高價，顯然不可能。
這場商戰打到最後，不是誰輸誰贏的問題，而是市場會不會崩盤的問題。
朱敬倫記得，187年，世界上爆發了一次空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持續了五年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危機都要嚴重，直到199年的危機，才超過這次危機的規模。
他覺得他似乎得做好應對這一次經濟危機的措施。（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