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事件主要發生在番禺、順德和香山三縣，都算是珠三角地區經濟富庶之地。

因此這三地的鄉村自治組織更為活躍，鄉紳有錢自然願意捐助，各種福利性組織，什麼善堂了，義學了，救火會了等等組織都能辦起來。

但他們用來包圍學堂的組織，則是一個將這些效仿、慈善等組織囊括在內的組織，鄉村自治的中堅機構——公局！

公局本來的含義是“公同辦事的機構”，在嘉慶、道光年間甚至更早，廣東鄉村就出現了公所、公局等士紳控制、管理的機構，也有用社學、公約等名稱的，他們擁有武力，行使緝捕、稽查等權力。比如香山縣，在嘉慶年間為防堵洋匪張保仔，“邑城鄭敏達等七姓”捐資創設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1806年，該縣小欖士紳何應魁，為防禦海寇郭婆帶，“捐金五百為鄉里倡，設公約，分置巡船卡口，建碉臺，督勇晝夜堵御”。道光年間，該縣隆都士紳鄭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勵丁壯，嚴密巡緝，屢擒劇盜”。該縣大車鄉士紳林謙，因庚子年（1840年）“英吉利以禁菸啟釁，奸宄乘之”，“謙告縣集眾於雲衢書院，立章程，嚴堵御，東鄉賴以安”；1847～1848年，“西粵賊起，蔓延東省”，林謙“於是分東鄉為六局，督鄉團，察遊匪，設總局於邑城之東”。不過，這類機構多因戰亂而設立，由於經費及其他原因，事平後便解散或停辦。

這種公局機構發展的巔峰時期，還是咸豐之後的一段時期，主要就是地方不太平，大批鄉紳為了保持地方穩定，防備太平軍和天地會起義氾濫，捐獻大量資金，建立了大批鄉勇，這時候他們才開始擁有了相對正規的武力。

“臣請裁撤團練公局！”

由於這次事件，正是那些曾經組織過鄉勇的公局所為，禮部尚書龍元喜請示朱敬倫，要求裁撤地方公局。

反倒是刑部尚書羅天池在一旁眼觀鼻鼻觀天，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這是有因由的，因為公局就是龍元喜極力保留下來的，早在朱敬倫扯旗造反之前，他就已經在順德縣規範了地方公局機構。

龍元喜是順德鄉紳，當時英法聯軍攻打廣州，他在順德編練了大批鄉勇。之後咸豐皇帝擔心地方勢力做大，不肯給經費，他多方奔走，希望能夠保留這些鄉勇，一方面有這些武力，是他個人的資本，另一方面這些人還能保護地方安穩，同時裁撤的話，反而會落草為寇，大大不利於地方太平。

在龍元喜的努力下，“訪各鄉紳士，由縣札辦鄉局分理捕務”，在縣城設立了團練總局，建立了從縣一級到鄉一級的公局體系，縣的團練總局接辦了原本官府主要承擔的捕務和捕費等。

朱敬倫能選擇龍元喜當禮部尚書，並不僅僅因為是他是前朝官紳，更因為從中看到了此人處理事情的能力，尤其是這種創設制度的能力，讓他格外認可。

後來朱敬倫建立大明，這種鄉紳公局機構對他能夠迅速穩定地方，是起到客觀作用的，所以他不但在之後沒有取消這種組織，反而推廣了這種組織，就讓龍元喜主持，在各地建立了縣公局，統領各鄉的公局。

這些年來，這些公局還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在官府投入相對較小的情況下，這些公局負擔了穩定地方，溝通官府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公局也在制約官府權力，尤其是在縣城一級，在緝捕盜賊、司法管理方面，跟各個縣衙常有衝突，普遍存在公局濫用死刑現象，因此之前刑部多次要求解散公局，都被龍元喜強勢阻擋，認為這是刑部在為自己的無能尋找藉口。

但這次反倒是龍元喜自己要求解散公局了，就是因為這次公局圍攻學堂，不但摧毀了相當多的鄉村學堂，而且還打死了好幾個保護學堂的警察甚至是士兵。這已經形同反叛，龍元喜知道這種組織已經不可能讓任何官府容的下了。當年咸豐不肯讓公局繼續統領鄉勇，朱敬倫顯然也不可能容得下這種帶有武裝性質的組織。

朱敬倫並不急著做決定，反而是讓刑部尚書先介紹一下情況。

刑部侍郎羅天池很快詳細的彙報了一遍。

爆發事件的縣，主要是番禺、順德和香山三縣。

這三縣中，香山縣由於靠近大海，歷來就是公局勢力強勢的地方，早在乾隆時期，甚至明代，就有地方鄉紳組建鄉勇對抗海盜的傳統，因此他們更善於組織武力。番禺縣則是在英法聯軍攻佔廣州期間，組建了大批鄉勇。順德縣的，正是龍元喜組建的。

【鑑於大環境如此，本站可能隨時關閉，請大家儘快移步至永久運營的換源App，huanyuanapp.org 】

而這次砸毀學堂，打死打傷警察士兵最多的縣，則是番禺縣。

番禺縣分捕署和各司，下屬的茭塘司的南洲局、彬社局、崗尾局、石樓局、赤山局；沙灣司的仁讓局、石橋局、蘿西局、鰲山局、韋湧局、古壩局、龍灣局、沙亭局、沙圩等鄉十三所公局，都發生了包圍學堂事件，顯然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次有聯絡的集體行為，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會當成叛亂來對待。

“南海縣的情況如何？”

這三縣經濟富庶，鄉村多是桑葚魚塘，土地肥沃，城市中也有大量繅絲、織稠等現代工業，但是最富庶的，還是擁有佛山這個不輸給廣州的商埠的南海縣，但是南海縣的情況反倒比較好。

羅天池彙報說，南海縣也有包圍學堂的情況，但是數量很少，而且在當地鄉紳的勸告下很快就散去了，也沒有出現打死人的情況。

朱敬倫點了點頭，說起來這次公局包圍學堂，其實並不是公局組織集體反叛，而是公局組織自身的失控，顯然其中有一批鄉紳對官府的教育改革已經不能容忍，但是也有一批人比較理智，不願意跟官府對抗。

這些鄉紳對教育的怨言，由來已久。幾年前，就是他們的怨氣，被曾國藩所激發，才興起了自行辦教育的熱情。曾國藩名聲掃地之後，他們很多都自暴自棄，放棄了那些學堂。但是心中的怨氣不但沒有消失，反而積怨更深。

這兩年來，鄉村教育出現了巨大的挫折。先是五年前，利用曾國藩鼓動鄉下鄉紳階層修建了大量的孔廟式學堂，當時一度學童入學率超過了八成，可謂形勢一片大好。

但是前年曾國藩在天津教案問題上，犧牲了他這麼多年來積累的威望，一下子變得人人喊打，加上現代傳播方式的推波助瀾，曾國藩儼然成了儒道的叛徒，曾國藩這面旗幟的倒下，大大影響了鄉紳階層對教育的關心。

當時掀起了一波砸毀學堂的逆流，朱敬倫後來不惜動用軍隊才壓制下來，不但接管了這些學堂，而且派下去了受過培訓的教師，徹底完善鄉村教育。

朱敬倫以為，是鄉紳階層拋棄了對鄉村教育的主導權，所以改革應該不會遭遇抵制。

可事實上，此舉等於是將鄉紳階層，徹底的從鄉村教育領域排擠了出去，而他們主持這個領域的傳統已經持續了幾千年，這些人的內心有多麼失落，甚至會讓他們感覺到被時代遺棄的感覺，那麼做出什麼事情來都不意外了。

朱敬倫突然發現，似乎是改革帶箇舊階層的失意太多，將他們拋棄才產生的矛盾，這是任何改革都很難避免的情況，但卻是朱敬倫始終盡力彌補的情況，他總是希望將舊階層帶到新時代，看來至少在教育領域，他失敗了。

朱敬倫心中都不免有些失落。

但他同時又有些感慨：“鬧到現在這樣子，雖說滑稽了一點，但這恰恰說明了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而不是恥辱。”

他自己都沒想到，教育問題鬧到最後，竟然出現了暴力對抗現象，在歐洲發生不了這種事，在日本也發生不了這種事，但是在中國發生了。

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大家對教育權力的爭奪，這本來就說明了教育在這個國家的意義。毫不誇張的說，教育對這個民族，是帶有其他國家對宗教的那種感情的。

因為重視，所以才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觀念來控制教育的話語權，才產生了巨大的衝突，這不是愚昧，不是保守，而是一種信仰，當年滿清動了漢人的頭髮和衣服，就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試想當時如果滿清敢動教育，恐怕引起的反彈不會比剃髮易服小，讓中國人不穿寬袍大袖，讓中國人留辮子，他們會造反，讓他們不說中國話，不寫中國字，他們更會造反。

這才是這個民族最偉大的地方所在，他們極為看重文化。反觀全世界各國，普法戰爭後，都德寫了一篇《最後一課》將被割讓給普魯士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法國人，以後不能寫法文，說法語的那種失落表達的淋漓盡致，但是這兩地在之後的幾十年間卻沒有因此而爆發起義。

日本人統治了東北和臺灣之後，開始大肆推行日語教育，廢除中文教育，但是大量民間力量自己辦教育，甚至大批人往內地逃亡，就是為了保持子孫後代中文教育的權力。新加坡在李家時代，廢除了華文教育，遭遇的批評同樣不少。但依然無法阻止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家長讓孩子參加各種補習班，跟大陸的奧數熱情似的。

所以幾千年來，國家政體有被滅亡的時候，但是中國文化始終儲存了下來，同樣被蒙古帝國滅亡的許多中亞古國，後人只能在地下挖掘他們過去的印跡了。

至於公局攻擊學堂的行為，主要問題不是鄉紳階層的不滿，主要問題在於，他們為什麼有能力攻擊學堂，他們為什麼要選擇攻擊學堂。

這才是朱敬倫更關心的，他們今天可以攻擊學堂，明天就能攻打官府，後天就能夠攻打京城，這是處在變革期的國家不能夠承受的。

“那些鄉勇是該裁撤了。”

朱敬倫嘆了口氣，之前這些鄉勇沒有裁撤，而是改組成了緝捕盜賊等維護鄉村治安的力量，可只要是力量，就不光能用來維持治安，也能用來破壞治安。現在看來，鄉紳階層還沒有那麼理性，他們沒有謹慎使用軍事力量的自制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