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絕對是中國這個民族最核心，最本質的領域，因為他牽扯到了思想之爭。

儒道，統治了這個國家教育領域已經超過一千年，在漢代取得了絕對優勢，在宋代確立了統治地位。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絕對是一個歷史大事件，標誌著中國從此走入儒家時代。只不過之後的幾個朝代，最精英的人才，大多都不是出自儒家。

能夠想象的人才，三國時期的曹操等梟雄人物，哪一個都沒給人一個儒生的印象。

唐代的魏徵、長孫無忌這些文官，還真不能算成儒士，他們一個個都是能上馬砍人的。

直到宋代，這種情況才發生改變，宋代時期，哪怕是主張變法的王安石等人，也個人一種書生的氣質。

這標誌著，到了宋代以儒家為核心的士大夫文化，真正形成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代儒學也發展到了成熟階段，標誌就是誕生了孔孟之後儒家裡最厲害的牛人朱熹，他的出現，奠定了理學在儒家中的主流地位，用理學取代各種不同流派的儒家思想。

而朱熹本人也就成為稱宗道子的人物，被尊稱為朱子，理學被成為朱子學。

當然宋明理學的發揚光大，並不是朱熹一個人的功勞，他只是將儒學推向了巔峰，真正讓儒學具有了統治力而已。之後哪怕宋朝滅亡，明朝復興之後，儒學依然能統治中國人的思想，不得不說朱熹的作用很大。

為什麼儒家發展到宋明理學之後，會成為如此強力的思想工具，而且儒學的統治力變得如此強大呢？科舉是一方面，客家考四書五經確實賦予了儒家不一樣的地位，相當於讓儒家成了官學，好比某個宗教被立為國教。

但這不是根本原因，應該說是因為儒家的強勢地位，他才能成為科舉的唯一內容，而不是因為科舉才奠定儒家強盛，科舉只是加強和確立了這個地位而已。

真正讓儒家形成如此戰鬥力的理學為什麼這麼厲害，後世批評理學的什麼封建迷信，什麼三綱五常等等就是他強大的原因。

這些綱紀倫常有些確實過於苛責，但就是這些東西奠定了儒家的地位。

有一個和尚叫做法顯，他是東晉時期人，比唐僧要早了好幾百年，他在東晉時期，就從西域到了天竺，比唐僧取經也早了幾百年。

但是法顯不是去取經書的，他取的是佛門的戒律。當時東晉時代，五胡十六國並立，是中國最混亂的時代，越是混亂的時代，宗教往往就越是興盛。可是當時的佛教十分混亂，各種流派並立，沒有一定的章法。

尤其是佛門弟子沒有規矩，吃酒喝肉，娶妻生子，放高利貸，什麼都幹，在官方的影響很壞。讓法顯覺得佛門如此下去，恐怕不會長久。所以他就想去天竺取經，除了取回來幾百萬字的經文之外，最重要的是取回了天竺的僧團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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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戒律，可不僅僅是不能吃肉這種大家喜聞樂見的戒律。他包含的是一整套佛家管理方式，小到受戒的儀式，大到天下各個寺廟如何管理。因為這些戒律，才將佛教統一成了一個整體，而不是一個個單個的，互不往來的寺廟，一個和尚拿一本度諜才可以通行天下，到各個寺廟都能掛單生活。

朱熹對儒家的作用，其實就類似於佛家的法顯，他透過這些綱紀倫常，給儒家立了規矩，讓讀書人從此有了一個統一行為方式，統一的思想理念，統一的世界觀和認知，儘管儒家沒能形成佛教那樣的宗教，但卻大大強化了這個思想流派的統一性。

假如沒有朱熹等理學大師，儒家儘管還能廣為流傳，但絕對不會有宋明時期那樣強有力的統治力。

比如在宋代之前，唐代皇帝就很篤信道教，孔子的地位根本不能跟老子相比。

朱熹他們透過綱紀統一了讀書人的思想，在讀書人口中稱作正人心，透過綱紀正了讀書人的心。

現在朱敬倫打算動一動這個東西，這真是一件很有難度，很需要勇氣的事情。

最困難的是，理學的根基，是在與統治著大明九成人口，以宗法制度維繫和保護起來的鄉村會中。

之前朱敬倫所有的改革，最深入也只到達了縣城一層，而且一開始只是從最容易的口岸地區入手，這種商業性質的區域，經歷力量起到的作用，比鄉村社會要大得多，因此改革往往侷限於經濟性質。

在中國，經濟往往是最好改的，因為中國人非常實際。

但政治，就比較難改，最難改的則是基於思想的傳統習俗。

哪怕到了1世紀，中國人在思想上，依然保持了相當大的傳統，有好的傳統，比如講究孝道，非常重視家庭，那時候只有中國人能夠為了養活妻兒，一年到頭在外工作。

也有不好的，那就是法制觀念淡薄，不善於利用法律維護權益，遇到不公的事情，不是尋求法律的支援，很多時候依然喜歡聚眾私鬥。出現醫療糾紛，找七大姑八大姨圍攻醫院，出現徵地糾紛，也是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做釘子戶。其實這些都可以用法律手段解決，但法律判決了，對他們不利的，他們也拒絕接受，依然是七大姑八大姨上。這都是法制觀念淡薄的表現，當然另一方面則是司法機關本身做的也不好，沒有公信力。

朱敬倫在改革中，也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阻礙。從最早的開口岸，到最近的修鐵路，都遇到了暴力抗拒的情況。他之前一直使用各種手段柔性化解了，現在基本上做到了能開放的口岸都開放，珠江沿線每個縣都有自己的港口。甚至連廣西的梧州，也開放了貿易。鐵路也持續推進下去了。

但在教育問題上，跟傳統勢力的拉鋸，則依然處於相持階段。

早在十年以前，朱敬倫還沒有公開造反，當時打算開科舉的時候，就遭到了一次最大規模的抵制，當時各地的老夫子相互串聯，最後甚至集體向朱敬倫進行了一次請願。當時反對的是朱敬倫讓胥吏成為正式官員身份，以及考試中加入數學內容。

除了這兩件事，已經很多年沒有老夫子集體請願了，顯然修鐵路等事情，在他們看來，還沒有搞教育這件事重要。

正是吸取了這個教訓，朱敬倫這幾年在教育上才格外的小心謹慎，始終避免跟保守勢力正面對抗，一方面依靠科舉來引導鄉村教育，一方面在墟市上大批投入建造新式學校。

美國教育家詹森倒是不著急，他反而對大明教育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肯定。肯定大明的教育，也是肯定他這些年的工作。詹森一直堅持教育，應該保持本國的傳統，在這一點上他倒是能容忍那些老夫子，可那些老夫子最不喜歡他。

這大概是美國人的世界觀使然，他們似乎想給任何事務都賦予自由的內涵，所以詹森對強制推廣統一模式的教育非常反感，但這個時代正是強制教育大行其道的時代，連美國都引入了普魯士式的教育模式。可詹森對這種方式大肆批評，認為這讓美國孩子失去了很多，他很懷念過去的英式教育，一個家庭教師負責孩子方方面面的知識培養，從拉丁文到數學，一直到大學才結束教育，這種一對一的家庭教育之下，家庭教師不但能夠針對孩子的特點，制定針對性的教學方法，而且長期在一起還能培養出感情，因此在這種教育模式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往往更有人情味。

作為教育家，詹森有自己的理念沒錯，可是這種方式確實能培養高級人才，但是對於推廣十分不利。英國人始終認為自己的教育是最成功的，英國的大學也是後世唯一能跟美國大學相比的名校。但英式教育歸根結底是一種精英教育，精英擁有非常良好的教育條件，他們能夠從小就接受哲學、音樂等等人文教育，最後考入劍橋、牛津。但是那些在普通學校裡打打鬧鬧長大的孩子，最後基本上都成了學渣。

朱敬倫不是不認可這種精英教育，但是他覺得那是在完成基礎教育之後的事情，因為現在就推廣這種精英教育，那種成本不是大明能夠負擔的，現在的大英帝國，都承受不起，導致英國教育普及率還不如日本。

其實精英教育跟普及教育之爭，就是傳統的學徒制，跟現代的工廠化之爭，讓家庭教師以帶學徒一樣的方法教授學生，還是讓老師以工廠生產產品的方法流水線一樣傳播知識，當然在教育效果上是有很大差別的。

詹森堅持的精英教育不無道理，但朱敬倫明確告訴他，大明要的是普及率，哪怕十個精英都能成才，也比不上普及教育之下一百個人中只有一個能成才最後總數來的大。

詹森知道大明優先考慮的是普及率，其次才是精英教育的問題。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折衷的建議，那就是不要打破傳統的私塾教育，他認為那種一個老夫子帶幾個或者十幾個孩子，一直教授到他們考科舉的辦法，正是一種精英教育，他認為老夫子們能在教授的過程中，跟學生形成深厚的感情，言傳身教也更能將老師身上的行為習慣，傳遞給下一代。

只是這種方法對於人文教育，比如傳統的基於儒教的道德教育，還比較有用，一個老夫子帶幾個學生好幾年，能始終教導他們，確實比這個老師教一年那個老師教一年的年級制，更能給老師發揮的餘地，因為老師可以根據沒個學生的不同學習情況制定相應的教學辦法，有的學生領悟力差，有的領悟力強，有的進步快，有的進步慢，如果統一的教材，容易讓一些學生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最終被淘汰。

可還有一個問題，過去的私塾授課，往往是大大小小的學生一塊上，四五歲的蒙童有可能跟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一起讀書。如果老夫子水平高，責任心也強的話，那麼就會根據不同的學生制定不同的方法，蒙學的給蒙學，教他們識字；作文的給教八股文的寫作技巧。因材施教，兩不耽誤。

但這種辦法跟英式貴族教育一樣，那就是效率太低，一個老師即便在用心，最多也不可能教十個孩子以上。

最後改進的方案是，一個老師依然只帶一批學生，對那些學業明顯跟不上同學腳步的，採取留級制。讓老師教育的學生，始終保持差不多的學習水平，從而保證他們需要選擇的教學方案在十個以內。這樣讓一個老師可以同時教育三十個以上的學生，從而大大提高效率。

朱敬倫最後拿到的方案就是這樣，他越看越覺得熟悉，倒不是留級制度，而是一個老師教育一個班之後，會一直將這一批學生教到畢業，也就是一個老師在幾年之中，只跟一批孩子打交道，一批孩子在小學階段，只接觸一個老師。

朱敬倫猛然想到，這不就是後世流行的跟班制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