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倫對曾國藩很不放心，他不知道曾國藩在洋人的教堂裡學到了什麼，他也不知道曾國藩打算怎麼幹，但他很確信，曾國藩想在大明立道，或者大明只是他的起點。

但是跟曾國藩已經約定，一人出錢，一人出工，朱敬倫突然反悔，丟人倒不算什麼，問題上他知道曾國藩一定會走下去，而且誰都無法阻止，除非朱敬倫殺了他。

殺曾國藩朱敬倫還做不到，他能做到的，只是讓人緊密盯著曾國藩。

曾國藩這次來大明，名義上是來宦遊的，他依然是清朝的大臣，事實上誰都知道，他就是一個俘虜，只是大明沒有將他當作一個囚徒，可整個大明就是他的監獄，對一個真正的士大夫來說，如果不能建功立業，即便整個天下任他行走，那也不過是一個更大的監獄罷了。

曾國藩來宦遊，他只帶來了一個僕人，以及，一頭驢。

第二天曾國藩就離開廣州，騎著他那頭驢，帶著他的僕人，消失在了郊外。

當夜他夜宿在一座小廟中，第二天他拜見了當地一個大儒，然後帶走了大儒的三個兒子，這三人是他的弟子了。

他到了佛山，坐船南下，最後到了九龍港。

他的弟子拿著他的手札，邀請了很多名儒，他們一起講經書，談學問。最後曾國藩邀請這些名儒跟他一起去洋人的教堂參觀，他們看了洋人的許多儀式，看到一個個面露虔誠的中國信徒。

曾國藩沒多說什麼，他說多辦一所孔廟，就少一個教堂。

當天這些當地名儒，就聚在一起立約，然後去孔廟焚表，曾國藩沒去，他的名字也沒有寫在祭文上。

很快他就離開了新安縣，然後新安縣開始大興孔廟，一個個大儒一個個村子的去跑，跟當地的鄉紳商議，鄉紳捐地，動員百姓出工，然後名儒拿錢買材料，一座座孔廟在建立。

曾國藩卻沒停下腳步，他依然一驢一僕，或者騎驢，或者坐船，到了臨近的東莞縣。

同樣的方法，同樣的言辭，東莞的儒生同樣的認同，他們立約，焚表，然後建孔廟。

之後他又去過江到了香山。

“他沒有簽下自己的名字？”

朱敬倫始終派人跟著曾國藩，那家夥就一僕一驢上路，沒人跟著萬一被搶了，被殺了，就麻煩了。

“沒有，他不進孔廟。”

手下彙報說。

朱敬倫放心了不少，他聯想到教堂，想到西方人用嚴密的宗教規矩約束人的思想，他還真的擔心曾國藩會藉此機會將儒教辦成一個嚴密的宗教，也弄出一套嚴格的宗教規矩，儒家是有這種潛質的，比如一日三省吾身，完全可以弄成跟西方人懺悔那樣的程式，找一個老夫子聽信徒懺悔，那得形成多大的對民間的監視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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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收弟子？”

“收了幾個跑腿的弟子，有很多人想拜他，他都不收的。”

曾國藩大名鼎鼎，不止是在北方的清國內，在大明同樣如此，十幾年前他一篇討粵匪檄，大聲說出了要保護儒教的聲音，從那時候起，他就已經成為儒教的衛道者了，所以在這個天下，只要恭敬孔子的人，都會認曾國藩，而凡是讀書人，就沒人敢說自己不認孔子的。

可曾國藩不收弟子，那就不用擔心他藉此廣收門徒，最後變成一個教主一樣的人物。

此時朱敬倫知道，他已經擋不住曾國藩了，自從跟曾國藩相約之後，他想反悔也來不及了，曾國藩一定會做下去，他沒有犯法，朱敬倫給錢他就用，朱敬倫不給錢，他也能募捐，現在曾國藩去鼓勵建廟的時候，花掉的錢已經越來越少了。

當曾國藩走遍廣州府十四縣的時候，最後他想花錢，都已經花不出去了。

但曾國藩始終沒有做出讓朱敬倫擔憂的事情，他似乎真的打算有工出工，做一點事而已。

儘管曾國藩的行為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輿論的熱議，追隨者眾多，響應者眾多，但是他始終是孤身一人，不收門徒，不立教規，只是跟當地的儒士立下一份誓約，內容也無非是讓光大儒道而已。

可這個人本身的行為，宗教味道太濃了，他走遍廣州十四縣的時候，已經不用他去派人送名帖請名儒了，當地的儒生無不是翹首以盼，聚在一起等待曾國發。

大家將跟曾國藩的會晤，看作是一種至高的榮譽。其實他們完全可以自己幹的，但就是要等曾國藩來，跟他們見一面，聽聽曾國藩那種老夫子們講了無數遍的大道理，然後歡快的跑到各個村子去督造孔廟。

1868年，在這一年，曾國藩在潛藏大明鄉間，平日裡沉默的儒教的力量，徹底激發了。

曾國藩身上的宗教味道也越發濃烈了，當他當年發出檄文的時候，開始帶有衛道者味道，當他開始在廣東立約的時候，他成了一個宣道者。

這樣的人身上是有宗教感召力的，他不收弟子，但有越來越多的人跟隨他，跟在他的那頭瘦驢身後，他走到哪裡，那些人跟到哪裡，他講學的時候，那些人就聽，他不講的時候，那些人就等。

年輕人有，中年人有，甚至連老人都有，有人跟著他走著走著，死在路上的也有。

當曾國藩已經有當年孔子周遊列國的一種味道的時候，朱敬倫更不能阻擋了，此時阻擋他，就是跟整個讀書階層為敵了。

當然這時候他還是沒看出曾國藩立道的壞處，只是驚歎於曾國藩的感召力而已。

其實如果不是太平天國對儒教的破壞，不是洋教傳播對儒教的衝擊，曾國藩也沒有這麼強大的感召力。

儒道不是一個積極擴張的宗教，甚至不是一個宗教，只是一個帶有宗教味道的理念而已，它從來沒有嚴格的教規，不遵從孔子的教誨，也沒人會把信徒綁在火刑架上，他也沒有一個嚴密的組織，從來沒有一個教主，凝聚它的，也從來不是廟宇中的神像，而是傳承了幾千年的道德文章。

儒道沒有組織，於是在外來入侵之下，他沒有辦法組織實質性的力量來抵抗，可是天下讀書人的心中不免有強烈的危機感，這時候一個人站出來了，他已經保衛過儒道一次，現在他說還要在保衛儒道一次，這次是在洋教的衝擊下，包圍儒道。

此時，那些對洋教傳播感到憂慮的讀書人，找到了心靈的寄託。可是跟隨曾國藩的，卻遠不止這些人。還有大批對改朝換代不滿的讀書人，在新的國家無法獲得地位的讀書人，甚至只是對社會不滿的讀書人，他們都開始跟隨曾國藩。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只是想跟著一個英雄罷了。

朱敬倫知道自己阻止不來曾國藩，但他相信，儒道不是一個善於造反的宗教，假如它算是宗教的話。

曾國藩是在立道，但是他立的不是曾國藩的道，他是在重塑孔子的道，是在重申儒教，而不是建立新教。

本身就不擔心這個已經跟政治，跟皇權合作了兩千年的宗教，曾國藩也沒有試圖打造一個有紀律的嚴密組織，唯獨是擔心曾國藩越來越高的威望而已，犯不著阻擋曾國藩，朱敬倫也就任他去了。

這一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兵工廠改革了，這是官辦企業的轉型，如果成功，不但兵工廠將成為一個市場化的巨頭企業，關鍵是這種模式如果成功，今後萬一民間推動不利，朱敬倫多了一條採用國營方式工業化的手段。

錦綸堂開辦機器絲織工廠了，這是一個舊時代的商業巨頭，在向新時代轉型的標誌，如果成功了，那意味著至少舊商人勢力，打通了一條通往工業化時代的去路，而商業資本則將開始大舉轉變為工業資本。

再就是曾國藩立道了，才他目前的進展來看，他說的三年可成大功，不是一句吹牛的話。

要說讓人失望的事情也有，日本人還是開始了明治維新的腳步，維新派成功的將權力從幕府手裡奪了過來，維新三傑像歷史上那樣，掌握了國家的權力。

日本幕府實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朱敬倫用廣府銀行為他們進行信用擔保，匯豐銀行和巴林銀行分別在九龍和倫敦為他們承銷了各五百萬兩的債券。

有一千萬兩銀子在手，他們購買了大量的軍火，英國人提供了大量的線膛步槍，大明提供了上萬門各型滑膛大炮，但他們還是失敗了。

伏見鳥羽一戰，幕府軍先後一萬多人參戰，倒幕派兵力不過五千，但雙方都裝備了大量的火炮，步槍，關鍵是倒幕派靠海的西南強藩的武士組成，他們早就接受了西式的軍事訓練，請洋人作為顧問，而幕府雖然也有洋人顧問，可是訓練時間太短，最關鍵的是，明治天皇頒佈了討幕詔書，天皇站在討幕派一邊。

所以最後紀律性更強，士氣更旺，指揮更統一的倒幕派，戰勝了由數十個大名番兵組成的指揮不一的幕府軍一點都不意外，幕府高價採購的那些武器裝備，反而大部分落到了討幕派手裡，很多大炮甚至都還沒來得及放一炮，就連帶成箱的炮彈，成了討幕派的戰利品。

到最後幕府採購的海量軍火，不但沒能組織討幕派進兵東京，反而成了明治政府之後鎮壓東北大名的強大保障。

隨著幕府的失敗，日本在九龍和倫敦發行的債券，突然跳水般的往下跌，為他們提供擔保的廣府銀行不得不一次一次吃進這些債券，最終這些債券中的大部分都將變成日本欠廣府銀行的債務。

而日本債券的爆跌，還引起了大明債券市場的大崩潰，連帶的大明政府債券都被人大肆拋售，廣府銀行試圖救市，可是很快它自己就遇到了麻煩，在很多銀行門前，都有人排隊擠兌廣府銀行發行的紙幣。

此時朱敬倫才反應過來，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債務危機，而是一場專門針對大明主權信用的金融打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