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倫一路上一直在思考股份制度，這個制度他並不陌生，在後世的中國，對這個制度相當推崇，似乎不管是什麼型別的企業，國企也好，私企也罷，一旦採用股份制，尤其是上市之後，就變得高大上了。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開放之後，新一代在歐美大學中學習過的專家學者們的推崇，他們的態度，影響了整個社會，形成了一股股份制的熱潮。

當然，專家不完全是在胡說八道，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人追捧，關鍵是中國人愛湊熱鬧的性子，讓大家一窩蜂都去搞股份公司，好似不股份，就落後一樣。

說起股份的好處，最大的當然是上市融資，發行股票融到的資金，比任何資金的成本都低，因為基本上不需要支付利息，在中國的股市上，甚至連分紅都不需要，因此有時候上市就是去圈錢的。

可以說股份制大大降低了公司的融資成本。

這是朱敬倫過去的認識，現在他對股份制，有了一種新的認識，股份制最大的好處，竟然並不是融資成本的降低，而是資本家風險的降低。

這不是朱敬倫瞎猜的，而是德國一些銀行家向他推薦股份制的時候說的。

這個時代的德國銀行，大規模採用股份制度，這讓他們大大縮減了資本積累的時間，這些股份制公司，又透過直接投資德國的工業，他們將銀行的管理制度帶到了工業之中，大大推動了德國工業的發展，如果不是這種方式，德國那些工匠首先得學會科學管理，然後還得進行一步步積累，才能發展成大工業企業，那就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了。

而這一切都用股份制度極大的提前了。

將原本英國人需要數百年的工業積累，在短短幾十年間完成，這種速度不可能沒有風險，可是風險卻透過股份分散了，這才是股份制最大的好處：有限責任！

德國人告訴朱敬倫說，家族制或者合夥制銀行，他們的責任是無限的，公司的負債需要股東無限制的償還，可是股份制不同，他是按照出資多寡來劃分責任的，資不抵債的情況下，大不了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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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說不好聽點，就是合法的賴掉債務。

既能用最低成本圈錢，還能承擔最低的風險和責任，多麼美妙的制度。但是，這只是對資本家而言的。對於他們的客戶，對於那些淳樸的，沒有風險意識的小民，當他們將自己的全部家當都放在他們信賴的銀行家手裡的時候，突然有一天那銀行家告訴他們，銀行破產了，他們不會還錢的時候，對這些小民來說，那就太不美妙了。

很多人他們是衝著對企業家的信任，將自己微薄的繼續交給這些企業家，他們知道做生意有風險，但是他們相信這些人會還錢，在無限責任制下，這些人只要沒死，他們始終會償還債務，即便是死了，在中國文化下，父債還有子還呢。

股份制打破了這些傳統，企業家只需要為用他們有限的出資負責，可是他們的客戶，一些小民往往覺得他們是在跟人打交道，這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能想到這種制度的人，真的是一個天才，但是可以肯定，股份制這種東西，必然是資本階層的文化。

至於為什麼後世所有人都認為他好，沒人想過這種制度是對資本最為有利，對資本家最為有利的，對資本家來說，隨便拿出一點錢來成立一個股份公司不傷筋不動骨，但對一些工薪階層來說，他們的積蓄可能是用來養老的。

這就是商業文化，這就是資本文化。

文化的力量就在於此，他能讓掌握話語權的優勢階層，向整個社會灌輸一些對他們有利的思想，而全社會還都認為十分合理。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農業社會，而且是管本文的農業文化，因此優勢階層是官僚士大夫。因此中國社會的文化，是對官僚士大夫有利的，而且全民都還認為這種文化是非常合理的。文化決定人的思想。

朱敬倫想到明末清初的時候，江南一些優秀的精英士大夫反抗八旗鐵騎，當時有個叫王夫之的文人，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這個觀點很正能量，基本上流傳後世幾百年，沒人懷疑過這句話的合理性。

包括朱敬倫此前都覺得這句話很大氣，很能代表中國文化，可是就事論事來講，這句話對那些匹夫，那些社會底層的人來說，是相當不公正的。

因為這句話破壞了權責一致的原則，當天下危亡的時候，文人士大夫想起了匹夫，他們提出了匹夫有責，可是他們從沒想過，當天下興盛的時候，這些匹夫有什麼權力呢？天下興，匹夫無權，天下亡，匹夫卻要擔責，顯然這很不公平。

可是這麼一句背後暗含著不公平的話，卻被整個民族所接受，認為是合情合理，理所應當的，這就是文化對優勢階層的天然呵護。

因為文化主要是優勢階層，精英階層創造的，而文化卻不止是在優勢階層中間傳播，他會擴散，進而影響到所有階層，讓所有階層按照優勢階層的想法來看待問題，讓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代表又是階層的世界觀。

當然，朱敬倫並不是說王夫之提出這句話是在推卸過去享受了大多數權力的精英階層身上的責任，是在欺騙或者玩弄匹夫，事實上，王夫之之流放在明末的時候，他們是真正的民族精英，因為當時大多數過去享受最大權力的文人士大夫他們是透過投降，透過跟入侵者合作來保護他們的權力，而王夫之他們選擇了透過抵抗來保衛他們的權力。

而且，朱敬倫相信，王夫之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他自己是深信的，他自己並不認為這是在騙人。這就是文化的巨大力量所在，他讓在這個文化體系下的精英，也在按照他們所創造的文化思考，這種文化是透過影響王夫之等人的世界觀，來讓王夫之他們提出了繼續保護和維護這種文化的觀點，或者是繼續推動這種文化。

因此這跟王夫之個人的道德是完全無關的，因為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文化，就是一種文人士大夫享有絕大的權力，而又儘可能承擔小的責任的文化。

從這點上來看，優勢階層創造的文化，有意無意的在保護優勢階層，卻又透過文化思想讓其他階層不自覺的接受和預設。

同樣的現象還有很多，再比如中國的地方官員，本來他們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為老百姓提供法律上的服務，可是偏偏在中國誕生出了息訟的思想，整個文人士大夫階層，有意無意的向其他階層灌輸一種打官司可恥的觀念，而老百姓一旦不願意打官司，其實就是給官員們減輕了負擔，因此這種思想顯然還是對優勢的官僚集團有利的，而對小民是不利的，可數百上千年的灌輸，讓全民族都接受了這種觀念。

甚至到了1世紀，一個人一旦惹上官司，都覺得是一件十分晦氣的事情，哪怕他自己是有理的一方，哪怕他是正義的一方，他依然感覺到不舒服，暗歎倒黴。可實際上，打官司嗎，難免的，很正常，可偏偏在過去的文化影響之下，老百姓就是覺得打官司不好。

顯然西方資本文化的發展，已經到了讓資本階層享受最大的權力，而又承擔最小的責任的時候了。資本階層只需要付出對他們而言，並不是不可或缺的一點點金錢，就能將大部分的責任推卸掉，而往往他們的那些普通客戶，卻需要用他們的所有積蓄，甚至未來的希望，來跟他們合作。可以說在這種合作中，看似合理，實際上雙方承擔的風險是不一樣的。但偏偏文化就讓人們覺得，這是很公正的，很合理的，甚至是有法律保障的。

朱敬倫一路上胡思亂想，對股份制的看法與過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卻不改他要推廣這種制度的目的，推行股份制等於給資本家降低風險，風險讓廣大的平民，甚至整個社會來承擔，這本來就是資本社會的特徵，這是大勢所趨，畢竟人類是要發展到商業社會的。

資本家的風險降低了，不需要承擔誣陷的責任，那麼就更加敢於大膽的投資，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股份制出現之後，資本家極為歡迎，股份制公司的數量連年激增，然後資本投資也大大增加，甚至出現各種不負責任的投資擴張，推動一輪又一輪的泡沫，經濟危機每隔幾年就爆發一次，每隔幾年就有大量的股份制公司破產，然後過幾年又再次冒了出來，循環往復最終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這就是資本社會的特徵，也被西方人宣傳為現代性，儘管對此深有腹誹，可卻還得推動他的到來，但是朱敬倫還是有些不甘心，難道不能對此進行改良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