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琦道：“我們都是花錢買，花了足足80萬兩銀子，當地老百姓喜迎王師，軍營外現在都成了集市，關係好著呢。”

朱敬倫笑道：“那就好。不要在乎錢，按照當地市價的兩倍來買東西，這不是虧本，這是賺大便宜。”

“援兵準備的如何了？”

此時登陸天津的部隊，還只有新安第一軍，加上5千八旗兵也只有1萬5千餘人，可以說儲備的物資是綽綽有餘的，但這麼點士兵攻打北京城顯然不保險，英法聯軍上次其實都沒敢進城，一直駐紮在圓明園，而圓明園準確來說是在城牆之外的。

朱敬倫不但要攻下北京城，他還要佔住這座城，這才能跟清廷最好的討價還價，因此他還將派第二個和第三個主力軍北上，新安第一、二軍和五坑軍三大主力會攻北京，確保萬無一失。

謝琦道：“稟皇上，新安第二軍已經準備就緒，隨時可以北上，只是天津即將封凍，若要北上就得儘快行動了。五坑軍也已經完成了換裝，是否讓他們也從福健北上？”

朱敬倫琢磨了一番，大冬天的北上，確實有些不妙。

於是搖了搖頭：“你們的作戰計劃制定的很好，就不要隨便更改了。既然今年只有一個攻佔天津的計劃，那就按計劃來吧，雖然攻下天津有些容易，出乎我們的預料。不過五坑軍和新安第二軍目前沒有軍事行動，閒著也不好。在福健發動一次攻勢吧，我聽說太平軍那邊已經開始向江浙進攻了，就當幫他們一把，吸引一下左宗棠的兵力。”

北伐的訊息比任何訊息擴張的速度都快，幾乎是瞬間就傳遍了這個廣東，這得益於最近開始興起的報紙的作用。

中國最早的報紙，是在香港出現的，最早的中文報紙，同樣是在香港出現的。

是伍廷芳在１８５８年創辦的，但是直到現在，依然是唯一一份中文報紙，名叫《中外新報》，因為實力有限，他們沒能力得到第一手資料，主要依靠翻譯西方報紙內容，很少有自己的東西。

創刊以來，在香港發展的並不好，但是他們將生意擴充套件到了九龍，但是擔心政府的干涉，他們依然將總部放在香港，只是在九龍等地設定了分佈，從香港印刷好的報紙，固定分發到各地發賣。

直到北伐前，這份報紙都半死不活的，也就是靠著創刊者的個人熱情堅持，但是對北伐的轉載，讓他們的銷量猛然激增，不但在九龍供不應求，在廣州、肇慶甚至廣西和福健，都有大量的商人希望能夠跟他們合作，報銷他們的報紙。

在創刊七年後，他們終於開啟了市場，這首先得得益於朱敬倫的扶持。

朱敬倫在出兵前，特意邀請了香港報紙的記者隨軍報道，他有意識的要向各國宣揚大明跟滿清的不同，一個訓練有素，制服整齊，軍紀良好的軍隊，顯然非常能夠代表這個國家的整體素質。

訓練、軍紀這兩點，對目前大明的主力軍來說，那是必備的素質，軍事法庭執行了這麼多年，軍法在軍隊中已經深入人心，沒人願意去挑戰法律，這是長期的積累，已經慢慢形成了文化傳統，比統帥們動不動採用的殺人立威要好的多。

《中外新報》也受到了邀請，儘管伍廷芳等人對大明這個新生政權還不夠信任，因為他們很多抨擊大明官府的報紙，在一些地方被地方官府查封，讓他們對這個國家的言論自由產生了極端的擔憂，但他還是派出了記者，早年招募的一個逃到香港的落魄秀才。

正因為有了第一手資料，而且是用中文寫的，以中國人視角的第一手情報，一下子就讓《中外新報》在各個口岸開啟了市場，接著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內地擴散，一時之間洛陽紙貴。

伍廷芳之所以能創辦中外新報，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在英文的《孖刺報》當譯員，借用孖刺報社裡的中文活字印刷自己的報紙。

伍廷芳為了維持這份報紙，可沒少費勁，他不但給報社當譯員，甚至還在香港高等法院擔任譯員，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都用來維持報紙的運營了。

後來他能成為香港第一個持有執照的華人律師，其實就是從在法院做譯員開始的。

藉助於現代媒體的傳播能力，大明北伐滿清的訊息持續不斷的傳回大明境內，當大家發現明軍勢如破竹摧枯拉朽的戰鬥力後，老百姓自發放鞭炮的情況更多了，這意味著更多人開始放棄心中的中立態度，轉而支援大明了。

這背後反應出來的一個事實是，大明的建立讓成千上萬的人成了既得利益者，這其中不但有無數新一代的官僚，還有無數發財致富的商人，其實更多的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

朱敬倫每攻佔一地，實行的都是免稅政策，對老百姓而言，沒有了正稅無所謂，但是減掉了讓人痛恨的苛捐雜稅就是一項普遍歡迎的善政了。

有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有利益受損的人群，舊官僚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群人，之前大範圍的掛印行為，不僅僅是異地為官的官員，對大明的不認同，損害他們利益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另一個利益受損的集團，則是根深蒂固的胥吏集團，但朱敬倫大大提高了胥吏的地位，釋放了壓迫胥吏的封建身份，給他們加上了一個候補官員的名頭，對那些胥吏中的高層來說，這無法彌補他們的損失，但是對大多數底層來說，優厚的薪水發放，代替了過去勒索來的灰色收入，地位的提高讓他們成為這個新生國家最擁護的一群人。

總之朱敬倫極力避免一刀切式的消滅舊勢力，小心翼翼的培養新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做法，目前看來是成功的，起碼讓他溫水煮青蛙一般，不顯山不露水的推行了許多項新政，而沒有遭遇到武力抗爭。

中外新報這種報紙顯然也是既得利益者之一，朱敬倫翻看過他們最近的幾篇報道，無一不充滿了溢美之詞，顯然從內心深處他們已經很認同這個國家了，之前的批評的情況倒也存在，對伍廷芳這種人來說，他辦報紙的目的就不是為了錢，他們是在西方文化衝擊下，第一批覺醒的精英，驅動他們行動的最大動機，是內心的理想和信念，這些東西，是無法用金錢來收買的，但不意味著不能收買，用理念來收買就很合適，因為朱敬倫政府邀請他們北上，這讓他們看到了大明鼓吹的言論自由的部分實現，讓他們感到很機動。

但真正的自由還沒到來，可他們普遍相信朱敬倫這個皇帝本人是開明的，之所以出現各地官府沒收批判報紙的情況，那是各地官府自發的行為，不論哪一個縣官，都不可能接受這種帶著強烈西方態度觀感的批判，沒把他們打成異端已經算客氣了。

隨著生意的好轉，伍廷芳和他的合作者黃勝馬上將中外新報擴大，聘請了更多的記著，從洋人的報社挖來了大批排字工，第一次購買了屬於自己的活字印刷工具，開始了第一次擴張。

相對於報紙這種帶有明顯文人氣息的既得利益集團，朱敬倫更看重的是另一批既得利益集團，代表未來的工業勢力。

這幾年朱敬倫不斷的擴軍，始終維持著龐大的軍隊和軍事行動，這其中需要的生產支援不是一個農業國能夠支撐的。

錢的方面他實行了發行債券制度，目前大明官府已經負債三千萬兩，比滿清負債還高，而生產方面，雖然有部分依賴國外，比如從英國運回來的步槍多達十萬支，但大炮卻幾乎都是自己生產的。

早在新安第二軍編練的時候，朱敬倫的兵工廠就已經無法滿足部隊軍需供應了，兵工廠培養出了大量的技術人員，可相比龐大的軍需供應，還是力有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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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倫的方式跟將訂單交給洋人造船廠打造軍艦一樣，將鑄造大炮的任務交給了佛山一個個鐵工場，這些手工作坊的技術能力雖然很差，但是工匠的技術並不差，只不過他們的技術有些落後而已。

那麼將掌握了先進工藝技術的兵工廠技術能力，跟這些擁有熟練鑄造技術的傳統工匠作坊結合起來，釋放出來的生產力是超乎想像的。

一開始的時候，這些鐵工場還並不信賴官府，朱敬倫沒有強制攤牌任務，而是派出兵工廠的技術人員挨家挨戶的去走訪，詢問工場主是否能夠幫助兵工廠製造大炮，他們願意出一個高價。

但是大多數鐵工場表示說他們不會造，卑躬屈膝的推辭了。

最終有５７家鐵工場承接了這些訂單，有的是相信官府會按照約定掏錢，有的則是抱著其他的心態，或者不敢推辭，或者比較認可官府，總之他們一開始是出於很複雜的心態跟官府合作的。

但是這５７家鐵工場很快就發了大財。（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