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一個國際法定的法庭，並允許這樣的戰爭罪犯擁有為自己辯護和聲稱自己是無辜的特權，這是文化和寬容的現代文明理想的頂點，它已被固化、結晶。”基南說到這裡，目光落在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戰犯身上，他發現他們的頭輕輕地抬了一下，目光在碰撞，似乎重重地緩了口氣，但很快鬆緩的胸口又被壓上了重重的石頭，因為這些戰犯們看到了在場中國法官目光裡從沒有改變過的嚴峻……

基南的語氣變得稍有些舒緩和低沉：

“今天，我們心懷謙卑，但十分誠實地開始我們的任務，著手從事我們的工作。因為為了這樣關鍵的目的，我們必須採取公正的行動。正如我們檢察方所認為的那樣，如果我們不能做出誠實的努力，做出我們的貢獻，如果戰勝國不能做出所有正確的事情來阻止毀滅世界的力量，這本身將構成一個不可原諒的犯罪。我們唯一的恐懼是缺少做好我們工作的才智和能力，因為這個責任本身是非常苛刻的。”

“謝謝庭長先生。”基南結束了他的第一部分“審判的意義”的陳述。毫無疑問，他的這番陳述實在太出彩了！它讓戰勝國和戰敗國、受害方與加害方的控辯雙方都無話可說。

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

每個人都是那廣袤大陸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沖刷掉一個土塊，歐洲就少了一點

如果一個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莊園被沖掉

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

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

所以別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

它為你敲響

這是17世紀英國玄學派詩人堂恩的詩段，美國作家海明威將其放置在他的《喪鐘為誰而鳴》的扉頁上。現在，這首詩則在松井石根等這些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的腦海裡迴盪著、震撼著，死神的哀鳴攪動著他們的每一根神經。強作鎮靜的松井石根，嘴角邊輕輕地抽動了一下，雖然極其細微，卻依然沒有逃過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們尤其是中國法官們的銳利目光。

“庭長先生，現在我陳述下面的內容……”基南總檢察長用了兩天時間在法庭上陳述了對日本戰犯進行起訴的首個綜述報告，除“審判的意義”外，還有“被告罪行要旨”、“審判的法理概述”、“被告所違反的法律條款”等五個方面，可謂字字點穴，句句見血。針對當時少數人認為的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責任、個別區域的戰場犯罪與戰犯個人責任之間的不同觀點，從法理和事實根據上作了有力的駁斥。他指出：“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可剝奪的自衛的權利。但是侵略戰爭在該理由之外。戰爭是一個罪惡的東西。將197年的戰爭描述成降臨人類的最大的災難之一並非誇張。因此發動一場戰爭不僅是犯罪，而且是戰爭犯罪之首惡。就其全球性的規模而言，它不同於違反某一戰爭法規的具體的戰爭犯罪。它是所有罪惡之總積累。如果有可能想象出一個以最人道方式和騎士精神進行的戰爭，發動這一戰爭，如果它是非正義的戰爭，仍然是一種犯罪。它是破壞和平罪。”基南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南京大屠殺”的性質：日本軍隊“系統、無情地屠殺、強X、拷打成千上萬名戰俘、平民、婦女和兒童以及肆意、大規模地摧毀家庭和財產完全超出了任何可能的軍事需要，是日軍佔領南京的特徵。通常被稱為‘南京的浩劫’的這一行動在現代戰爭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基南進而指出：“南京只是眾多城市中的一座。作為它們侵略計劃的一部分，日本透過犯下在特點和規模上幾乎難以置信的、嚴重的暴行，在佔領中國城市時尋求摧毀（中國）人民抵抗意志。”顯然，“南京的浩劫”，是名副其實的反人類罪。

審判戰犯的法理定性和依據，從心理上給了當時的日本和日本戰犯們重重的一擊。接下去的是漫長而艱難的法庭審理，歷時兩年有餘，可謂“曠世之戰”。而這場法庭上的“曠世之戰”，又一次讓南京人民心口上的傷疤流血……

0.將誰押上審判臺？

一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的軍隊犯下那麼多罪行，誰該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這本是無可置疑的事，然而在堂堂國際軍事法庭審議的臺前幕後卻出現了一系列怪現象，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美英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留下的一些問題。我們慢慢來細述——

我們已經知道，所有的事實與受害者皆在——儘管日本人也曾千方百計在佔領南京後花費了很多人力、物力粉飾和銷燬所犯重罪的證據，幾十萬被害者的屍骨也被埋在深深的泥土裡開始腐爛，但中國人民隨手可拾身邊的和記憶裡的累累血債……人們在等待機會。

現在機會來了。一水之隔的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給了中國人機會。

血債要用血來還。這是必然的。對日本人的犯罪清算也是必然的事。

不過，對日本國的戰爭犯罪的清算，時間是從他們策劃191年的九一八事件開始至1945年9月日宣佈正式投降那一天，此間日本軍隊在中國所犯罪行可謂罄竹難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對日本戰犯的重點清算罪行之一，並且確定了以基南為總檢察長的起訴團隊，這中間也包括幾名中國的法官。但由於當時中國政府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採用的英美法系不甚了解——這個法系重視證據和證人的作用，尤其是關鍵證人的證詞往往能影響到最終的法庭審判結果。而我們中國一向採用的是大陸法系，這個法系的特點是偏重法官作用而忽視證據的收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其罪行世界有目共睹，因此認為東京審判僅僅是走走形式而已，判日本戰犯死刑是十拿九穩的事。於是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要求我方派人去參加時，也僅僅派了一個人數極少的法官團隊。連中國派遣法官倪徵燠也說：“國民政府滿以為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哪裡還需要什麼犯罪證據，更沒有料到證據法的運用如此嚴格。”

但中國人估計錯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並非如此審判，他們有他們的一套英美法系做法。整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主導權在美國人手裡，同時還有一批英國法學家配合。

判處罪犯，證據和起訴書無疑特別關鍵。擔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此項任務的是美國的基南先生，他既是檢察局的總檢察長，同時又是美國派遣來東京的重要法庭成員。在麥克阿瑟簽發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之前的一個多月——1945年1月6日，基南就抵達東京了。

57歲的基南，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19年便擔任聯邦司法部部長特別助理，兩年後被任命為司法部刑事局局長。此人辦案果斷且無情，故有“魔鬼檢察官”的諢號。

日本侵略軍是魔鬼，魔鬼的罪行由“魔鬼檢察官”來審判，非常合適。但基南到達東京後，麥克阿瑟就對他明確指出：“關於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我提出三點意見請你考慮：一是要儘快審判；二是將起訴日本戰犯的理由簡單化，可集中到屠殺這一點上來；三是珍珠港事件應為重點……”

基南聽盟軍總司令如此一說，心裡有些嘀咕，但也只能點頭示意贊同：“同是美國人，我會把將軍的話牢記的……”

什麼意思？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為他們美國人開設的？那麼我們中國作為勝利國之一，作為抗日主戰場，我們死傷了500萬人就可以撇到一邊嗎？或許是，或許不是。反正後來出現了許多怪事：

首先對亞洲的公敵——日本的起訴書，起草者竟是英國人。法庭檢察局和主審官基本是美英人士。

中國檢察團是1946年月抵達日本的，領隊的是著名法學家梅汝璈博士、向哲浚檢察官。

月底，11國參審代表聚集在一起，對起訴書內容作出定調與安排。擔任起訴書起草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英國檢察官卡爾居高臨下地宣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鑑於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影響大，工作量浩瀚，因此應從簡從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應該把被告人數限定在15人以內，至多不得超過0人。

0人？這怎麼可以呢？我們中國政府提供的日本甲級戰犯名單就有人之多，如果按卡爾先生的意見，那些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犯就可以這樣輕而易舉地逃避懲罰了？

“對呀，我們如何向國人與政府交待？”

“不行！0人絕對不行！”

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等表示強烈不滿。

人？你們中國人的胃口也太大了！知道紐倫堡法庭起訴德國納粹戰犯是多少人嗎？是人！這回是坐在基南和卡爾身邊的國際檢察局的卡本德很武斷地插話了，瞧他那副高傲的樣子，似乎根本就沒把中國的檢察官放在眼裡。

向哲浚沒買他的賬，反駁道：閣下是否清楚一個基本事實：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和亞洲所犯罪行比納粹的罪行有過之而無不及，難道我們的審判一定要按某一個法庭的先例來確定自己所要起訴的人數而不是按照戰犯們所犯的罪行審判嗎？

卡本德沉默了。只見卡爾雙手一攤，朝身邊的基南聳聳肩，意思是：還請閣下定奪吧！

會議出現了暫時的冷場。

現在又輪到美國人上場了：太平洋戰爭是因珍珠港事件而爆發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毫無疑問應當把偷襲珍珠港的日本戰犯作為嚴厲懲罰的物件，而其他的日本戰犯都可以從輕發落。

如此奇談怪論！中國檢察官一聽，更加憤怒：日本侵略者在亞洲犯下的罪行，在時間上遠遠超過德國納粹對歐洲瘋狂犯罪的時間，而犯罪的嚴重程度更是遠遠超過偷襲珍珠港，因此所有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犯下罪行的日本戰犯，都應嚴懲！

“你們的嚴重，難道他們偷襲珍珠港就不嚴重了？”美國人從椅子上站立了起來。

“那也不能以偷襲珍珠港事件作為起訴主體嘛！”中國檢察官絕不讓步。

“好了！好了！先生們說的都有理，然而整個案子過於龐大複雜，且時間不能拖得太長，起訴的人數應適當限制，至於第一案沒有來得及起訴與審理的戰犯，第二批或第三批起訴也可以。另外，相關國家也可以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授權設獨立的戰犯審判法庭。這樣就可以解決諸位和各國提出的要求，你們認為此建議如何？”老道的基南最後提出平衡性建議。

“OK，我們同意這個方案。”

“那——我們也不反對。”中國檢察官雖覺無奈，但還是對這一折中方案舉了手。

那麼，誰該成為押上歷史審判臺的罪犯呢？一場新的激烈爭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審前開始了——1946年月11日，東京明治生命大廈議事廳再次召開由國際檢察局執行委員會主持的全體檢察官會議，11國檢察官圍成一圈，討論決定對日戰犯第一批起訴的被告名單。

東條英機——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被全票推舉為受審的首位戰犯。能獲得此份“榮譽”，是因為美國檢察官列舉了一批鐵證如山的證據和證人。

其他亞洲國家的檢察官躍躍欲試，都在期待自己國家的意志獲得所有檢察官的支援。

中國怎麼啦？中國檢察官向哲浚這一天就坐在總檢察官基南右邊的第三個位子上，很醒目之處，但會場上他卻有些焦慮不安，時常走神。

“現在討論松井石根，請中國的向檢察官宣讀你們的起訴內容吧。”基南點名向哲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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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總檢察官。”向哲浚似乎有些慌亂地拿起起訴書，開始宣讀。

讀畢。基南掃了全體檢察官一眼，然後喊了一聲：“請中國的證人提供證言。”

此刻，早已等在休息廳的中國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以軍人的嚴整姿態，大步進入會場，出現在眾國際檢察官面前。秦的一個標準軍禮，又加之早有所聞的“南京浩劫”事件，立即讓會場格外興奮起來。

秦德純胸有成竹地從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提前擬好的證詞，像小學生朗誦似的讀了起來，那內容中頻頻出現諸如“日軍到處燒殺搶奸”、“罪惡滔天”等詞彙，洋洋灑灑，十幾分鍾過去……

“不不不，親愛的中國檢察官先生，這是法庭，不是你們的課堂！請你們出示日軍殺人放火的實證！明白嗎？我們要實證，而不是空洞的文字！”突然，一位美國檢察官打斷秦德純的話。

會場頓時“嘰嘰喳喳”地竊竊私語起來，眾檢察官紛紛附和美國檢察官。向哲浚等中國檢察官的臉全都漲紅了——我們政府怎麼會派這等笨人出庭？中國怎麼會讓這樣的人當軍政部次長？

唉！向哲浚的手有些抖動，事先他曾與秦次長交流過，哪知這位次長一副高傲姿態，說“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憑我一說即可將那些大戰犯送上斷頭臺！”“也怪我太相信他了……”向哲浚暗暗自責，可為時已晚矣。

“秦德純先生，你帶實證或者具體的案子了嗎？”主持會議的基南說話了。

“這個、這個……”秦德純不知如何回答，竟然一下連說了好幾個“這個”。好傢伙，這下引來其他國家的檢察官的一片嘲笑。

“證人無實證，來東京是觀賞我們美軍的炸彈威力？”美國檢察官得意忘形道。

“你們中國人說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沒有證人和證據，我們的法庭不成了你們的戲臺了嗎？”

“……”還有更難聽的話，盡在眾檢察官嘴裡頻頻說出。會場氣氛又一次破壞。

“諸位安靜！安靜！”基南有些不滿了，雙手示意大家。然後他將臉側向右邊的向哲浚：“向檢察官先生，真是遺憾，貴國沒能提出足夠的實證，我們無法將南京大屠殺罪犯松井石根列入第一案審理。請你儘快向貴國政府轉達現在的法庭準備情況，我充分理解你們深受日本侵略之苦，作為勝利國的代表，相信你們知道如何行事。”

向哲浚頻頻點頭，就是不敢把頭抬起來。他覺得自己和自己的國家太丟臉了。這何止是丟臉！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殺了那麼多人，卻沒能拿出實證將罪犯押上審判臺，這不是奇恥大辱嗎？“作為一國之代表，我們這些人不要被四萬萬國民罵死嗎？”

向哲浚不知自己是如何從這一天的會場裡走出來的。

晚上，中國代表聚集帝國飯店的梅汝璈房間，你一言、我一語，個個既生氣又憤怒。“國弱受人欺啊！”梅大法官數度長嘆。

“現在有啥辦法彌補？得趕緊想辦法呀！”

“啥辦法？趕緊回國找實證唄！”

“對啊，這邊我們向國際檢察局申請重議，另外必須馬上派人回國去取證！”

“向檢察官，你說呢？”梅汝璈徵求向哲浚意見。

“我也是這個意見——得有人馬上回去取實證！”向哲浚說。

“我回去吧！”歲的裘劭恆主動請纓。

“好！劭恆啊，你的擔子重如泰山，我們在東京等著你回來！”梅汝璈和向哲浚拉著裘劭恆的手，千叮嚀、萬囑咐。

“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裘劭恆說。

說幹就幹！身在東京的中國檢察官們開始兵分兩路：一路是裘劭恆回國取實證，一路是以向哲浚為首在東京找證據——盟軍攻克日本首都東京後截獲諸多日本政府發動侵略戰爭的機密文件！向哲浚他們收穫頗豐。

再說裘劭恆回國後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後，受到重視。聽說要為“南京大屠殺”舉證，首都南京人民立即自覺自願地站了出來。所以裘劭恆這次是帶著許多實證回到東京的。

另一方面，國際檢察局在討論中國問題時，也感覺不能輕視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否則有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聲譽，所以決定由基南親自到中國走一趟，儘管這位總檢察官忙得不可開交，但為了把日本戰犯送上法庭，他必須親自出馬。

基南到中國的時間是1946年月16日，僅距開庭一個半月時間。基南帶著霍克斯、赫斯特、洛克、李佛等幾名國際檢察局成員，匆忙而行，他們乘坐盟軍飛機先到了上海，一路又轉至南京。在中國檢察官向哲浚陪同下，他們先後見了十幾位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同時獲取了一些實物，便回到東京。雖然短暫而倉促，但基南一行所獲證據仍被國際檢察局認定為“做得最有成績的”。

4月1日，國際檢察局召開最後一次關於確定起訴戰犯名單的會議。南京大屠殺主犯松井石根被列入第一批起訴的戰犯之列。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等總算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現在距計劃中的5月初開庭還有一個來月。基南指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有一場持久的大審判，時間會很長，因此在向法庭列名的戰犯提出起訴後，各國仍可根據情況繼續收集實證，以便在法庭上更有效地審判戰犯。據此，國際檢察局也再次向中國派出了他們的檢察官勞萊。

美籍檢察官勞萊到中國走一趟後，帶回不少新證。然而基南看後，仍覺不滿，便再度派出自己得力助手薩頓。就這樣，薩頓於5月1日下午，帶著助手盧克·李上尉、喬·亞歷山大少尉和隨員道格拉斯一行4人抵達上海，重點調查南京大屠殺和日本在中國推行鴉片等罪行。

6月日，薩頓到達南京。

“有一個人你們能夠找到他，對法庭審判必定特別重要。他叫菲奇，日軍佔領南京時，他一直在這座城市。現在菲奇先生還在中國工作呢！”在聯合國救災總署駐中國總部，有美國朋友給薩頓提供了一個令他興奮的線索。

“請中國政府幫忙，馬上約見菲奇先生，最好讓他跟我們到東京去。”第二天，薩頓立即約見中國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希望他幫助將菲奇從河南開封調回南京。

“雖然這事有些難，但我們會積極配合。”翁文灝抿抿嘴，用英文回答薩頓。菲奇此時是聯合國救災署駐中國河南地區辦事處主任，他的崗位顯然如果不是特別的需要，是不可能離開的。

薩頓聽了翁文灝的話，便立即透過美軍駐中國司令部調一架飛機，專程將菲奇從開封找到並帶回南京。

“去東京法庭作證？沒問題！日本人在南京幹的事太可惡了！我義不容辭！”菲奇與薩頓見面後，當即表態。

“本人早聽說教授先生在當年南京大浩劫時與一批美國教授和醫生及傳教士們，為中國人做了大量救助工作，現在你能再出庭控訴戰犯們的罪行，我代表美利堅和遠東法庭感謝教授先生！”薩頓給了菲奇一個熱烈的擁抱。

“你還應該找到一個人，他很重要。我們當時建立南京安全區時，他是我們的秘書，負責所有日軍犯罪事實的調查與材料整理……”菲奇說。

“他是誰？”

“斯邁思教授。”

薩頓大喜：“聽說過此人的大名！這位教授現在在哪？”

“就在南京。”

“太好了！馬上去找他。”薩頓如獲至寶。

薩頓與斯邁思見面後，滿懷信心請他與菲奇一起到東京時，斯邁思則潑了他一盆冷水：“我與菲奇先生同是金陵大學的教授，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們倆同時離開崗位是不可能的事。”

“你？！”對日戰犯審判牽動全世界的每一根神經，卻在中國受到冷遇，這是薩頓所想不到的，他的臉一下漲紅了，可在教授面前他強壓心頭怒火，平靜幾分後，說：“日本發動戰爭，不僅對中國和亞洲，而且對我們美國也造成巨大傷害，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例。教授先生應當清楚，基於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去法庭當證人，清算他們的罪行。”

“檢察官先生的話沒錯，我沒有別的意思，只是工作脫不開身。”“智多星”斯邁思以他一向的作風對來訪者說，“這樣吧，我一定寫一份詳細的證明材料，記錄所知的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為你們所要的證據之一，檢察官先生看可否？”

“很好。教授能這樣做我們就很滿意了。”幾天後，斯邁思的一份很有分量的證詞交給了薩頓。

“你們為什麼不去找德國的拉貝先生，在日本進入南京前後的時間裡，他可是個大人物，領導我們國際委員會開展了卓越的工作，他也是一位重要的見證人。”斯邁思對薩頓說。

“這個人的情況比較復雜，我們國際檢察局曾經透過紐倫堡法庭的檢察機構向德國有關方面要過此人，但據說因為他有納粹黨員的身份，後來取消了他的證人資格。”薩頓回答。

“原來如此。”斯邁思聽後長嘆一聲，“遺憾的事。”

遺憾的事還很多。薩頓離開東京時，基南給他的時間也僅為一週左右，談何容易！

也不知是中國人的習慣，還是東方人的性格，薩頓實在弄不明白一件事：明明日本人的罪行滔天，人人對其咬牙切齒，可一說讓其到東京出庭作證，又有那麼多顧慮和躲閃！難道你們忘卻了痛苦？難道不是你們失去的親人？還是你們生來就沒有正義感與責任感？面對血跡斑斑的中華門，薩頓多次感嘆，無從回答。

他沒有多想。東京在等著他帶回證人。

6月5日，薩頓透過中國軍隊參謀總長陳誠先生找到王冷齋。5日薩與許傳音相見，許是金陵大學教授，許願意出庭。陳福寶和尚德義是6月7日才找到的。8日，薩與市長馬超俊見面，又找到梁庭芳上尉。

10日，經過做工作，這些人才同意去東京。官方代表秦德純有了第一次出醜的經歷，表示不願再去東京。但薩頓按基南之意，還是想請他出庭，於是讓陳誠參謀總長出面勸說秦，最後秦勉強同意。

1日10時15分，薩頓帶著許傳音、梁庭芳、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王冷齋和貝德士、秦德純等15名證人，乘坐盟軍軍用飛機，從上海江灣機場離開中國，於當日下午4時0分抵達日本厚木機場。他們與由國際檢察局找到的馬吉牧師等其他證人一起匯合，組成了中國的證人團。

此時的東京，已是炎熱之季，海風吹拂著這個城市，一切令人心煩意亂。然而只有一個地方保持著異常莊嚴而肅穆的氣氛，它就是審判日本戰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在地……

1.絞死松井石根

毫無疑問，按照英美法系，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犯的罪行實證多與少，將直接對整個審判結果產生影響。中國在世界事務中，吃虧的窩囊事不止一兩件，現在有，過去更多，審判日本戰犯中我們先說說證據問題，其實不是中國沒證據，而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本身重視不夠，政府出力遠不如一個菲律賓。比如收集罪證，菲律賓從一開始就以“國家力量”來統籌安排，而且由美國人幫著定調定規，所以東京審判中菲律賓部分的審判結果，令人滿意。我們呢？差一點連唯一的一個甲級戰犯——松井石根也放了，但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審前中國方面收集實證之倉促與簡單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國民政府確實在很多方面很差勁。

筆者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看到，其實在1946年之前的數年間，南京市民間反映日本侵略者犯下大屠殺罪行的證據就留下很多。那個時候不是日本統治時期嗎？南京為何有百姓敢揭露日本人所犯的暴行呢？

是的。這是因為日本人統治期間，在日本軍方的擺佈下，南京於198年初成立了一個傀儡政府，開始是“自治委員會”，後來便是大漢奸汪精衛的偽政府。飢寒交迫、求生不得的百姓才不管你是誰當政，他們只乞求能有一絲生的希望，因此在這些年裡，出現了許多自發的民間“呈文”，而這些民間“呈文”恰恰為日本在南京大屠殺時所犯下的種種暴行留下了鐵的證據。下面是筆者從當時留下的數以千計民間“呈文檔案”裡找出的幾份原文，雖然由於當時仍處在日偽統治時期，百姓也只是為了獲得“政府”的救濟而呈文，但我們依然可以從另一個層面掌握日本軍隊在南京實施大屠殺的證據——

呈文選一：

南京市警察廳為劉志才母被害事

致督辦南京市政公署呈文

（198年5月11日）

呈為呈報事。竊據第四警察局呈稱：本月九日上午六時，據東門街十五號之二居民劉志才報稱：於八日午十二時有一日兵穿白襯衫制服褲，闖入民披房內，意圖強X，幸民嫂外出未歸，該日兵遂去。至夜十時，復來由窗逕入民嫂居室，因未尋獲復出，由後門入民母臥室，肆行毆打民母，畏而逃避，該日兵仍尾追不止。民因深夜未敢外出，迄今晨民母仍未見歸，當出尋找，行至本街十二號旁，見民母僵臥草地，血汙滿身，氣絕多時，所帶鈔洋百餘元亦竟一無所有。請求申雪緝兇等情，前來當即率同官警一面報告頤和路憲兵分所，一面馳赴出事地點，查勘查得死者面胸兩處各有刀傷，惟胸部傷口約長三寸寬寸半。旋憲兵亦到場，並由新街口憲兵隊派來官兵三人，通譯一人，會同查勘。當查出兇手系田上部隊佐波隊兵士，並在該兵身上搜出鈔洋五十四元及長約七寸之尖刀一把，除人贓由憲兵帶該隊訊辦，並飭劉志才候訊外，理合將本案經過備文呈報，仰祈鑑核。等情；據此。除指令外，理合備文轉呈鈞署鑑核。謹呈

督辦南京市政公署

南京市警察廳廳長王春生

呈文選二：

南京市社會處朱壽之調查

田周氏之夫被日軍刺死事呈文

（198年6月9日）

為報告事。職奉派調查大油坊巷十四號難民田周氏，年二十七歲，南京人。其夫前在學兵隊充排字，於去歲在難民區內被刺殞命。遺有一子，名惠龍，年九歲，長女惠鳳年七歲，次女惠虎，年四歲，且有生母周謝氏，年六十五歲，向依該氏生活。一家五口生計，確係困難萬分，兼之戚友又系貧乏，毫無援助。茲經詳查！確如上述情形，狀極至慘，其情尤憐。

用特具實呈請科長鑑核。轉呈

處長王

職朱壽之謹呈［印］呈文選三：

朱杜氏呈

（199年6月6日）

具呈孀婦：朱杜氏，年四十歲，本京人，現住中華門內糖坊廊八號。

呈為孀居無倚，兩子尚幼，生計頻［瀕］於絕境，懇求收容救濟事。竊氏夫向營竹貨業，不幸前年事變時誤為斃命，所遺兩子尚幼，家道素貧。兩年以來時有斷炊，借貸無著，乞討無門。迫不得已邀求保甲長證明苦情具實上陳，伏乞市長賜鑑體恤下情，施恩格外准予收容留養，得能苟全延長蟻命，實屬再造恩同，實為德便，臨穎迫切待命之至。謹呈

南京特別市政府市長高

具呈人：朱杜氏

偕長子，八歲

次子，三歲同叩

第二區十四坊第二保長：咼敬先

八甲甲長：劉義才

呈文選四：

蔡元康呈

（1940年11月6日）（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