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遭遇大屠殺的每一天、每一時，當地的民眾所感受到的洋傳教士們的仁愛之心是實實在在的，甚至是超凡的和偉大的。

魏特琳當然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10月的最後一天，魏特琳步行來到鼓樓做完禮拜，而後她跟幾十位中國教會成員一起高唱“上帝，拯救我們的國家”時，魏特琳竟然熱淚盈眶，她事後對程瑞芳說：“我好像自己就是中國人一樣，看到自己苦難的母親受難，心裡特別難受，很想為她做點事，哪怕是為正在上課的孩子擋一擋頭頂上掉落下來的彈片和泥塵。”

僅僅10月1日這一天，魏特琳為了滿足留在南京城內的孩子們的需要，她一個下午就去了所學校，為那些被炸彈嚇壞了的孩子們唱歌、講課，讓一顆顆幼小的心靈獲得片刻的安寧與愉悅。當看到孩子們仰著天真無邪的笑容望著她時，魏特琳感覺那一刻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離開孩子，回到校舍，站在聖母瑪麗亞像前，魏特琳的心一下又與遠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武漢、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分校的學生們連在了一起……“孩子們，我聽到你們在讀書，聽到你們在歌唱，聽到你們在夜幕下臉上露出的甘甜微笑，還有你們一天比一天隆起的少女胸脯。我在母校為你們祈禱，上帝保佑你們！”這是她怦怦跳動的心聲，似一泓清泉潺潺而流，似一道霞光普照。

“孩子們，你們聽到我的心聲了嗎？”魏特琳每天都在對著蒼穹傾訴著。

她在成都分校的學生們來信了：華群小姐，我們有0人參加了“創始者節”慶祝活動。今年的慶祝活動主題是“植物”。查普曼先生和夫人以及我們全體分校的學生都參加了。我們的節目是：畫一隻手，中間有一個學院的校徽——這意味著我們想念您和校長她們……

她在武漢分校的學生們來信了：這是一封航空信。66位校友與學生、教師在聖·希爾達教堂的慶祝活動熱鬧而莊嚴。孩子們告訴魏特琳小姐：外面的天在下雨，可我們的慶祝活動歡聲笑語不停，大家十分高興。我們的活動主題是“有巢的鳥”。這主題意味的是我們這些在外飛翔的鳥兒，嚮往早日回到我們可愛的巢——母校。

上海分校的學生們也來信了：儘管日本飛機的轟炸聲和中國軍隊的高射炮的回擊聲伴隨著慶祝活動，可魯絲小姐和紐夫人依舊毫不遜色地照舊高聲朗誦了她們的讚美詩。

“留在母校的我們，就像吃了一頓豐盛的大餐——同一天收到來自三個分校的信，我不得不說這是最幸福的一天。”魏特琳在當晚的日記裡寫下這句話。

新一天醒來的時候，魏特琳與所有南京城裡的人一樣關心天氣。她的一個中國女教徒說：“很奇怪，我們的變化多大呀！現在我們堅持認為：壞天氣好，而好天氣壞。在下雨的星期天，我們肯定要去教堂。”

那麼南京的普通百姓怎麼辦？下雨時，他們肯定要去街頭忙著買些東西回家；而太陽出來的日子，他們一定早早地躲進了自己的或別人家的防空洞內……

無奈而憂愁的日子這樣過著。

11月18日，魏特琳第一次正式聽到她的朋友們正在組織一個“難民安全區”，並且得到了政府的首肯，美國使館也表示讚賞。斯邁思是這個組織的重要成員之一，擔任秘書職務。當他把這個安全區的情況介紹給魏特琳聽後，她的腦海裡突然冒出一串問題：日本人真的那麼快就打進南京城了？南京城會被徹底摧毀嗎？中國軍隊會被迫撤退而不是被困在城內？會發生搶劫或者更嚴重的殺人放火？惡戰會持續多長時間？我們該怎麼辦？

“使館為你們準備了艦船，你們必須在這幾天撤離，否則就不可能再有多少機會了！”使館似乎在暗示日本軍隊馬上就要打到南京城了。

魏特琳還是原來的那句話：我不會走，除非日本人的炸彈將我炸飛了！

使館的帕克斯頓先生始終彬彬有禮地說：“我們尊重魏特琳小姐的決定。”這讓魏特琳感到自己國家的外交官很有修養，他們尊重別人的意願。

憂鬱的日子來了，

是一年中最悽楚的。

樹葉凋零北風號，

草地變黃人亦涼。

這是魏特琳小時候在家鄉替人放牛時唱的歌。現在，她哼著它，平添幾分淒涼。

11月1日，星期天。這一天，魏特琳的日記這樣寫道：

我們發現傷員們一群一群地聚集在火車站的各個地方，也許有00人，但我不能肯定。沒有醫生護士，有些傷員處在極大的痛苦之中。由於沒有足夠的被褥，普通的麻袋也被當做被子。那裡還有其他像我們這樣的志願者。我們盡自己所能安慰他們。有一個眼睛和鼻子都嚴重受傷的士兵在痛苦地呻吟，但我們只能用這樣的話安慰他：我們會儘快將他送到醫院。另一個傷兵從腿到臀部都被炸掉了，他的傷口已有數天沒有得到醫治。我永遠也忘不了腐肉所發出的氣味。當我回到家時，首先用來蘇爾水，然後用肥皂洗手，但手上還是有氣味。後來我用了面霜，然後又用了香水，但今天一整天，我都能感覺到那種氣味。

我希望所有在7月和8月份認為有必要進行戰爭的人，要是能先看一看昨晚大批重傷員的痛苦情形就好了。我肯定他們會向我承認，當戰爭導致了這樣的結果時，戰爭就是一種犯罪。這些士兵只是些普普通通的青年和孩子，就像我們在我們鄰里中所看見的人一樣。面對現代戰爭，他們看來缺少訓練，缺乏裝備。

我不會輕易忘記一個可憐的人，當我從他擔架旁經過時，他請求我不要在今晚就把他送進醫院。他說他太累了，已經在火車上待了兩天，並且很疼。當我幫他調整一下位置，使他舒適些的時候，我發現他的被子已經溼透了。我試圖找一條被子，但只找到了一些麻袋，於是我只好用麻袋當被子。他說早先的外國醫生對他很好，每天為他換藥。他還說：“你知道嗎，在那裡的最後一天，我對那名醫生說，如果我年輕一些的話，我想讓他做我的教父。”說到這裡，他的臉上露出了笑容。我在想，在以後的幾個月中，誰來照顧這些傷員和窮人？他們不可能到西部去，他們會被留下，並成為鴉片館的犧牲品嗎？

次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在吳貽芳院長的建議和支援下，成立了一個“緊急委員會”，以便處理日益嚴重的即將發生的難民問題——日本人進攻南京和早晚要佔領南京的事實似乎不言而喻了。因此“緊急委員會”的成立是一種應對措施，當吳貽芳院長徵求魏特琳的意見時，她堅定地支援校長的這個主張。這天下午點，第一次緊急委員會會議召開，討論和得出了4個階段必須做好的準備工作：1.戰鬥階段；.中國軍隊撤退後；.城裡沒有軍隊，很可能沒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這一機會；4.日本軍隊進城。委員會由5個人組成，位男性，位女性，程瑞芳和魏特琳便是這兩個女性成員。

“金陵大學也有一個緊急委員會，共有0多人留下。”程瑞芳對魏特琳說。

“太好了！這樣我們也有相互支持的機構和隊友了！”魏特琳為程瑞芳帶來的訊息而高興。

學校已經在為一旦日軍進城後可能面臨的問題作準備了。自然，首要的問題是處置學校的那些寶貴的裝置和財產，轉移是首選，其次是隱藏，而這些都讓力氣有限的魏特琳她們累得幾乎每天都快要窒息。魏特琳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需要做，那就是瞭解學校到底能安置多少難民，而南京市整體將會有多少難民。拉貝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區認為將有0餘萬難民，他們已經與尚未撤離的政府機構統籌了一個計劃，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將安置約00到1000難民。即使是這個數目，魏特琳和吳貽芳認為已經超出極限。

“00人是最大量了，1000人就是災難。”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方面這樣認為，因為她們的估計並非保守。事實上到11月，留在學校且能幹些活的人總數不足二三十人，按1個照顧10人計算，00多個難民進駐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最大限度了。

“誰也不能保證將來的難民是否那麼理智，或許是500人，或許是1000人，或許更多……”拉貝主席對魏特琳這樣說。

不可控是關鍵問題。所以魏特琳在緊急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後，便把一部分精力放在調查學校周圍到底還有多少孩子和婦女將留在南京的工作上。安全區成立後的分工明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旦接待難民，其主要物件是婦女和孩子。魏特琳因此認為有必要先把周邊的難民情況做一調查。

11月5日是感恩節。197年的感恩節對魏特琳來說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她在用自己的行動酬謝上帝對她的哺育：裝扮校園。

這是一份非常細緻而特殊的工作，由吳貽芳她們幾個女士提出的：要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裝扮成全美式的基督教領地，並以此作為保護難民的“生命孤島”，不準日本軍隊在此橫行霸道。

按照學校地形，魏特琳和程瑞芳選擇了學校4個醒目的高地和要口，插上4根旗杆，以示以後難民一旦進入後的不可侵犯的範圍。第一根旗杆插在西山頂上；第二根插在兩棟男教師住宅的中間；第三根旗杆在門房的拐角處；第四根插在南山兩棟男教師宿舍的中間。另在實驗學校裡也插了一根。

旗杆上將掛上美國國旗。這是魏特琳的主意，她希望吳貽芳院長給予支援，因為金陵女子文理學校的前身和目前的辦學資金仍然是以美國基督教等傳教機構為主。“這沒有問題，金陵女子學院就是美國教會組織辦的學校。應當讓日本人瞭解和知道這一點。”吳貽芳非常肯定和明確地說。

“以前我們學校門口掛的兩塊牌子應該找出來。”吳貽芳是金陵女子大學的首屆畢業生，她建議魏特琳和程瑞芳找到當年用中英文寫的“大美國女子學院”兩塊老牌子。

“它會在什麼地方呢？”魏特琳有些為難了，儘管她到學校也有19年了，但19年前的事她卻一無所知。

“我記得閣樓上還放了些老東西。”程瑞芳說。

於是兩人便到佈滿灰塵的閣樓上翻箱倒櫃。結果發現國民政府註冊前使用的一塊“金陵學院”的老牌子，卻沒有找到她們想要的那塊。

“先用它對付！”魏特琳覺得“金陵學院”也能管點用。但就在她們往外搬的時候，老牌子被翻過去的一瞬間，奇蹟出現了——那“金陵學院”老牌子的背後，竟然清晰地有一行大字：大美國女子學院。

“哈哈，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平時不苟言笑的程瑞芳這回大笑了起來。

魏特琳更不用說有多高興！她輕輕地撫摸著那幾個大字，發現它們皆被一層厚厚的紅油漆覆蓋住了，而字形卻仍然醒目可見。

“我們用白字黑底一描，‘大美國女子學院’幾個字就清楚明白地顯露出來了！”程瑞芳出主意道。

“太好了！上帝保護了它，我們就讓它保佑我們吧！”魏特琳抱住“大美國女子學院”的牌子，用臉頰緊緊貼一下，十分激動地說。

吳貽芳知道後，用了5個字形容這失而復得的老校牌子：人間悲喜劇。

吳貽芳院長要走了，她是政府官員，並應蔣介石夫人之請，必須要離開南京。這是政府的命令，所有中方重要人物和重要機構都必須離開南京。魏特琳對此很難過，但又一想覺得吳貽芳院長離開南京比留在南京更好，因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所有分校和絕大多數學生現在都不在南京，她們需要校長，校長的存在就是全體金陵女子學院的靈魂所在。她應該走。

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校區內，她魏特琳就是最高領導者了。

“我們家庭手工學校現在還有5個學生，這可能是南京唯一還在開學的學校。學生們要求繼續上學……”魏特琳為此感到驕傲。

南京城不倒。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不會倒！

7.生命孤島

日曆已經翻到197年11月末。這個日子幾乎是和平的南京城的末日了——來勢兇猛的日本軍隊已將南京城團團包圍。

南京已成孤島。城內城外，人心一片恐慌。那些曾經在這個皇皇中華民國政府首都作威作福、有模有樣的人，如今都走了，留下的都是些窮人和與這個城市沒有多大關係的為數不多的外國傳教士及他們的信徒和一些醫生、志願者等。守城軍隊當然佔有總人數的很大比例，但他們不是這個城市的主人。

所有的亂象，魏特琳看得清楚，也看得傷感：

現在悲哀的氣氛在南京佔主導地位，一些人認為，日本人天後就要到了；還有一些人說要幾個星期。今天一些城門關閉了，目的是防止散兵遊勇進來。傷員現在不再送進城裡。

上午10時。我到大使館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神學院的哈伯特·索恩、基督教男青年會的菲奇、金陵大學的貝德士、鼓樓醫院的特里默。帕克斯頓先生談到士兵搶劫的可能性和對外國人產生的危險。他說，外國人應該儘可能多地立刻撤離南京，現在不能立刻走的人應該做好撤離準備，當大使館撤離到美國軍艦“帕奈號”上去的時候，這些人也一道走。如果城門關閉了，大使館選定了兩個地方作為用繩索爬出城的聚集地。然後要我們每個人代表自己或是所在的單位表態。貝茨和我認為，我們的責任使我們有必要待在這裡。我們的解釋被接受，並受到尊重。

今天，去鼓樓教堂做禮拜的不到0人。

今天有90多人參加了我們鄰里學校的禮拜，原因你們可以猜到，不是為了麵包和魚，而是為了瞭解在危急時他們能否到我們校園來。我們的回答是：“我們將盡我們所能保護婦女和兒童，但只有當情況變得非常危急的時候你們再來。只帶被褥和食物，不允許帶箱子。”

時0分。我從上海路步行到明德中學。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不斷碰到一群群婦女和兒童在尋找“安全區”。她們依稀聽說了安全區的事情，想確定一下它的位置。我不得不停下和她們交談。我告訴她們，安全區還沒有最後確定下來，但是，一旦定下來後，市政府會通知她們的。她們多麼像沒有牧羊人的羊群。

我去參加了禮拜，沿著中山路步行。中山路是南京的主幹道，它看起來也很淒涼，實際上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門。我只看到四種運輸工具：拖著戰爭物資如高射炮的軍用卡車呼嘯而過；坐著軍官的救護車呼嘯而過；北方的騾車和拉著窮人及行李的人力車……

今天，除了下關郵局外，所有的郵局都關門了。安全區還沒有確定。路透社的記者向我建議，在安全區計劃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允許婦女和兒童到我們學院避難的話，我們應該讓美國大使館把這一情況通報日本指揮官。雖然，我並不對自己是在場的唯一女性感到高興，但感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

這是魏特琳11月8日所寫的日記。是夜，南京城內不時響起巨雷般的聲音，隨處可見的火光映紅了半邊天際。幾隻無家可歸的流浪狗在悽慘地嚎叫，聽來令人心顫。

第二天一早，程瑞芳給魏特琳送來一包熱騰騰的豆腐乾，說：“今天的南京城，除了你和海因茲小姐、鮑爾小姐外，再沒有第4個外國女士了。”

魏特琳苦笑道：“我想說的是：現在的南京城內，除了我們在為家庭手工學校的5個學生開課外，可能也不會有其他一個學校在上課了。”

程瑞芳說：“那麼上帝應該給我們頒發勳章了！”

魏特琳轉身，站在耶穌像前，十分虔誠地問道：“上帝會嗎？”

“上帝還要看我們日後的表現呢！”程瑞芳抿嘴一笑。

女人們對戰事的敏感程度有限，但她們對身邊的弱者則格外在意。

跨進197年最後一個月的門檻，南京城的寒氣已經十分逼人，而戰爭的硝煙似乎也已嗆到了每個人的嗓子眼上。“在我們剛要去鼓樓教堂時，緊急警報響了起來（現在已不再發兩次警報了，因為日本的戰線離我們太近了），很快就傳來了轟炸的聲音。後來，威爾遜醫生告訴我，空襲發生在清朝修建的“西華門”。我很難過地說，空襲造成的災難都落在了窮人身上。他說，有一戶人家母親和女兒被當場炸死。當威爾遜發現那個已麻木的父親時，他仍然抱著他的孩子，小孩頭的上半部被炸掉了……我的心為中國士兵痛楚，我得知有50名傷員從0英里外的地方跋涉到南京。他們說，許多受傷的同伴倒在了路邊。”1月5日是星期天，一清早，城裡就聽得幾聲巨響。不用說，肯定又是日本飛機作的孽。

用三頭六臂來形容現在的魏特琳似乎很貼切。為了做好接待難民的工作，在她帶領下，學校已經把所有的宿舍和科學樓、藝術樓、中央樓等可能騰出的房子全部搬空了。

“一定不要讓難民們睡在地上，哪怕是給鋪一層稻草或木板什麼的，不然會凍壞孩子們的……”魏特琳細心指導著大家。

“好好，就這樣。每個人把人帶進學校後，就要告訴她們應該在哪兒住下，然後告訴她們應該如何注意衛生，而且一家人必須待在一起。對了，不要把進來的人隨便引到樓裡，要一棟樓安排滿後再安排下一棟樓……”校門口的小草坪上，魏特琳舉著小旗，正在指導她的“引導員”如何接待和安排即至的難民。

她的隊伍很可憐，除了程瑞芳和幾名工人外，其餘的都是留校教職員的孩子。不過，他們都很認真，似乎都像剛入伍的新兵，練得一絲不苟。

“華小姐，我們能搬進來嗎？”就在這時，校門口已經聚集了一群拖著鋪蓋、拎著包的女人和孩子，她們在門外喊著魏特琳的名字，乞求著。顯然這些人的家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不遠，所以她們都認識魏特琳。

“來了就請進吧！”魏特琳一邊招呼著門外的人，一邊指揮門內的人，“把先來的人帶到實驗學校去，那邊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快把這第一批的人安頓好，讓她們先有口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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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接待難民，人數並不多，但卻讓魏特琳感到工作的艱辛。剛把一個80歲的老人安置穩當，身邊的歲娃兒一泡屎就拉在樓道裡……

“今晚，我看起來有60歲，感覺像是80歲。”深夜，魏特琳筋疲力盡地回到宿舍。閤眼時，她在鏡子面前照了照，不由得嚇了一跳。

1月9日，城內各種傳說和謠言四起，但有一句話大家並不懷疑：日本人馬上就要進城了。

“為什麼城西北那邊火光衝天？是不是日本飛機又扔炸彈了？”早上起來，魏特琳就見城西北方向，濃煙滾滾，數條火龍直躥天際。

程瑞芳告訴她，是中國守城軍隊點的火，軍隊正在採取“焦土戰術”——把靠近城牆的外城建築都燒掉，以免日軍藉此作為攻城的掩護屏障。

“能解決問題嗎？”魏特琳覺得中國軍隊的戰術有些愚昧。

“我們也搞不清，但這造成了大批沒有房子住的難民們往城裡湧……估計今天會有更多的人到我們這兒來。”程瑞芳說。

果不其然。當天，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下接待了00多名難民，其中有一些人還是從無錫來的。這些難民告訴他們：日本人一路殺過來，他們只得往首都逃亡。“南京是蔣總統待的地方，總比我們家安全些。我們想，要死也要跟這些當大官的一起死在皇城裡。”有難民對魏特琳她們這樣說。

可憐的人啊，他們哪裡知道，首都南京其實還不如小城和鄉下更安全，這裡的大官們早已跑的跑、逃的逃，哪還等著與你們這些窮苦人一起死嘛！魏特琳一下感覺中國的窮人又可憐又可悲。

每晚一會的“記者招待會”，魏特琳也是必到的代表之一。這一天晚上，記者招待會照常進行，但魏特琳發現已經沒有什麼官方人士參加了，中方人員除了名記者外，只有名政府的低職官員，其餘的全是拉貝和貝德士、斯邁思等外國人了。

“轟隆——！”招待會剛剛開始十來分鐘，突然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將所有在場的人從座位上震了起來。

“炸彈！炸彈馬上要轟到我們頭上啦！快散吧！”有人大喊起來。

拉貝對他的國際委員會成員們說：“估計明天開始不會再有這樣的會了。”

魏特琳從會場回到自己的家，發現窗臺上的一盆花也被爆炸的震波震落了。在看望新進來的難民時，她聽到的都是哭哭啼啼的悲慘經歷。一個婦女說，她是有事到南京來的，結果她1歲的女兒進不了城，現在她自己又出不了城。“我女兒就在光華門那邊，那裡打得死去活來，我女兒真出事了！可憐可憐我吧，你們能不能幫我找找女兒呀！”那婦女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但似乎誰也幫不了她。

魏特琳心酸得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位來自三汊河的婦女，則發瘋似的說要找她母親。魏特琳問她母親到底到哪兒去了，那婦女自己也說不清，只說是剛剛在校門口走失的。魏特琳與程瑞芳商議了一下，估計會不會在附近的聖經師資培訓學校那邊。“走吧，我帶你去那邊找找。”魏特琳便拉著那婦女快步來到聖經師資培訓學校。結果還真找到那人的母親，母女倆見了面抱在一起就大哭。

魏特琳一瞭解，聖經師資培訓學校已經接待了1500多個難民。天，這還得了！魏特琳一想，估計明天她的學校也會有難民潮湧進來。這可怎麼辦？她和吳貽芳院長最初計劃安置的最大限度是1000來名難民，現在才不到兩天時間呀！想到這兒，魏特琳飛步就往回走……她想著明天，明天會是個什麼樣呢？

明天，明天是1月10日。197年1月10日的南京城，顯然已經在日軍重兵的包圍之中。這座古老的皇城此刻已經完全陷入敵我雙方的重炮密彈和硝煙彌漫的激戰之中。大街上已經看不到人，偶爾見到的一定是流浪的難民，他們不是被炮彈或子彈打死，就是抱頭在尋找避難的場所……

“快進來！進吧！”魏特琳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大門前與後院門口，都擠滿了難民。很快，舊的教師宿舍住滿了人，中央樓也開始進人。有些滯留在校門外的難民，則在自己想辦法：他們自發行動搬磚砌房，轉眼間，磚變成了一間間小房子——不需要瓦匠，只要用一兩張蘆蓆蓋頂，這便成了自己的房子！

“華小姐，你看看，我的房子行嗎？”有位男人非常自豪地把魏特琳拉到他的傑作前，一定讓其進去參觀。魏特琳看了幾眼，很是佩服。但她心想：這安全嗎？

不過，學校場地有限，又只能安排婦女和孩子，有人特別是男人能透過自己的辦法解決避難處，這不失為一個選項。魏特琳還是對此表示讚賞。

“轟隆！”

“轟隆隆！”

就在魏特琳踏進校門的那一瞬，突然連續幾聲巨響，她頓時感覺地動山搖，身體站不穩，連連搖晃了幾下……沒有倒下，是旁邊的一塊牆石幫了她的忙。待她再回頭四周一瞅：媽呀，幾顆炸彈估計就落在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幾百米的神學院等地。炸彈落下後騰起的煙霧和燃燒的火光，似乎要將她的學校與外界隔絕——“我們馬上要成生命的孤島了！”那一刻，魏特琳想到了一個凶多吉少的詞。

校門口，那位丟失1歲女兒的母親站在那裡，焦急地在街頭來來往往的逃難人流裡尋找著——也不知什麼地方一下擁出了那麼多人！魏特琳也覺得奇怪。

10日這一天，魏特琳的助手——作為安全區第4區衛生組組長的程瑞芳在她日記裡記下這樣的細節：

……今日七百號（校樓名稱）也住滿了，搬至安全區的人路上不斷，湧到學校的也是如此。洋車沒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飛機聲、大炮聲他們也不管，真是悽慘。新住宅區的房子都住了難民，有的租，有的不管，搬進去住。金男大（金陵大學）已住了好幾棟房子，新的圖書館也住了，院子裡也搭棚子，他們比我們人多，因男女都住。我們只住婦女、小孩，也不許燒鍋弄飯，有的自己家裡送飯，沒有飯吃的不多，我們給她們吃，早上給她們水洗面，給她們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極了，預備水、開水，一日送兩次。現在預備在大門外對面開一粥廠，過兩天就有粥吃了。吃進去的是小事，出來的是大事。有的人逃出來沒有帶馬桶來，雖然院子外面四處有糞桶，是為小孩子的，她們不到那裡去就隨便，所以到處都是尿和屎。皇宮式的房子現在加上了一些彩色，窗上掛的曬的破衣服、破被和尿布，樹上掛的也是……一百號這邊的水塘成了洗馬桶、洗尿布的了，圖書館這邊的水塘成了洗衣的地方，有人也在那裡洗碗。

啥叫難民區，這就是！兩個字：髒、亂。可誰還顧得了這些，保命在此刻最重要。

讓魏特琳多了一份著急和擔心的是：難民中有些婦女剛剛生下孩子，11日早上起來，她便聽到有兩個婦女在哭，原來她們的嬰兒死了，一個是悶死的，一個是病死的。從程瑞芳那裡獲悉：已經進來的婦女中還有五六個已近臨產……

苦命的孩子！“重點保護好產婦和剛出生的嬰兒。”魏特琳特別吩咐程瑞芳，從沒有生過孩子的魏特琳像自己失去了親生孩子一樣。母性讓她格外關注小生命。

1月1日，是南京失陷前的最後一天。這一天是南京最混亂的日子。從中國守軍總司令到街頭的一條小狗、小貓，似乎都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唐生智將軍從早晨開始就忙著執行蔣介石下達的撤離“手諭”，後來他當晚就在一幫警衛人員護衛下非常狼狽地從下關的長江邊撤走了，而他一走，十多萬守城的中國軍隊幾乎全亂套了。

被日本軍隊的機槍子彈和重擊炮轟得找不到東南西北的流浪狗、流浪貓只能傻呆呆地在大街小巷看著那些與它們同樣傻呆呆的人群四處逃竄……

1日的魏特琳，用她的日記來記述，也許是最準確的“當時”——

1月1日，星期天。

晚上8時0分。我在寫這些日記的時候，城市西南部又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窗戶被震得搖撼。為慎重起見，我離開了窗戶。一整天轟炸不斷，有人說，日軍已進城了，但我無法證實。一個士兵告訴我們的守門人，日軍曾數次突破光華門，但都被趕了回去。我們還聽說，87師正在接替88師。但很遺憾，整天都有中國軍隊從安全區經過。

在今晚的新聞發佈會上，聽說衛戍司令唐生智已無法指揮自己的部隊。除了安全區以外，城裡的許多地方都發生了搶劫（從可怕的爆炸聲來看，我想那古老而美麗的城牆恐怕所剩無幾了）。現在日本飛機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彈，他們既沒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擋，也沒有中國飛機的攔截。

我認為，把城牆外面所有的房屋以及城牆內的部分房屋燒燬是個嚴重的錯誤，這種犧牲沒有多少價值。誰遭受破壞的痛苦？還不是中國的窮人！為什麼不把城市完好地交出？

今天上午10時0分，我去了鼓樓教堂，那兒大約有60人。教會緊急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做了很好的佈道。教堂院落裡住了許多難民（現在槍炮聲實際上已經停了下來，我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城牆已被突破，日軍進了城）。

難民繼續湧入校園，三幢大樓已住滿了難民，現在，藝術樓也開始接納難民。不幸的是，由紅十字會管理的粥廠仍未開張，因此，對沒有帶食物的難民來說，日子非常艱難。在我們的一再催促下，粥廠可能明天上午9時開張，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連這也做不到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