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飽喝足之後的單雄信，牢騷也變得少了一些，恰巧這個時候無所事事的徐世績，也被康采恩從朝鮮半島弄到了汴京城來。

他身上也是有些傷的，只不過軍中事務繁忙，關羽也需要他這麼個幫手，因此才稍微耽擱了。

相比起單雄信來，徐世績對於宋朝顯然更加感興趣，自從他知道有這麼個朝代存在以後。這樣的興趣就從來不曾消失過。

不過當他真正來到這個朝代之後，這裡的繁華卻充分的震驚了他的靈魂，在隋朝末年，那個剛剛結束了大分裂的年代裡，雖然都市的繁華已經慢慢的重新開始出現，但整個國家的統治機器都還在為戰爭服務者，似乎那是從結束了五胡亂華時代之後，就一直沒有停下的腳步，即便是隋文帝，也曾經對高句麗動過想法，而之後的楊廣更是將軍事的觸手伸向了遠在大海上的流求和西北的西域。

這位仁兄才是第1個在西域地區推行郡縣制的人，這是實際統治的基礎，唐朝延續了這一基礎，雖然不能說漢朝沒有推行這一制度，就不是對這一地區實行了有效統治，他直接派兵駐守在這裡，沒有比這個更加明顯有效的措施了。

可像有的鍵盤俠，生意的解釋，西域都護府認為讀書並不是實現了有效統治，然而他們怎麼不看看香港與天朝政府之間的關係，再看看駐港部隊又是怎樣維護祖國統一的？有這樣的例子在身邊，怎麼有臉說漢朝沒有對西域進行有效統治？

當然，宋朝在這方面是不可能和隋朝相提並論的，尤其是有更加光輝燦爛的唐朝在前面的時候，李書記現在還不知道唐朝的歷史，只是從康采恩那裡隻言片語的聽說了一些，但她對那個時代已經是一直身亡，而且他從康采恩的畫風當中早就聽出了有意無意的讚賞，她知道，你和那個盛世之間說不定就存在著某種聯絡，要不然康采恩也不會對他器重有加，難道僅僅是因為他剛剛到達山寨的時候對他表示了支援的緣故嗎？徐世績是不相信這一點的，他知道剛才之所以啟動自己，一定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康采恩並不知道徐世績早就已經對他的想法有了自己的推測。他只知道，這個繁盛的大宗王朝，對於強大的大唐來說或許也是不可企及的，而在單雄信的心中，這樣的宋朝，根本不可能與傳說當中的那個大唐相提並論。

回到家裡之後，單雄信和徐世績，不約而同地鑽進了康采恩的書房，在這裡懸掛著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這是在大同的已經推出之後，越來越被人們熟悉的東西。更何況徐世績和單雄信早在山寨時期就已經見到過這種東西，所以並不會覺得陌生，但他們在看到這張地圖之後，卻已經對世界的其他部分不感興趣了，就在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震驚於世界的廣大與中原的渺小之時，他們竟然又重新將自己關注的焦點放在了，已經不再為許多人所重視的重點問題上，他們比劃了一下大漢時期的版圖，又找來康采恩詢問了一下宋朝的版圖，發現兩者之相形見絀，還是非常之大的，與此同時，就連那個已經走向沒落的隋帝國，也比宋朝要遼闊得多。

雖然隋帝國仍然並沒能將後來的天朝上國的所有領土都囊括其中，但它已經具備了非常重要的幾個部分，中原腹地和東北地區已經緩緩的進入了他的囊中，除了雲南之外，大部分西南地區也在他的控制之下，吐蕃高原上孫玉蘭正在進行著風起雲湧的變化，但隋帝國仍然在短時間內無法控制那裡，因此，菲帝國距離天朝上國的版圖還有一定距離，但是，甩開大宋王朝幾條街還是不成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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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就為徐世績和單雄信帶來了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領土方面如此羸弱不堪的，宋朝竟然表現出遠遠超過隋朝的繁華呢？

這是一個中國傳統學者們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在西方歷史學圈子裡，早就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有些人甚至在20世紀的60年代就尖銳地批評過歐洲中心論，並且倡導說中國在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都在世界市場上佔據著支配地位，甚至是主導地位，這種說法，自然一開始的時候不為眾人所接受，但後來隨著更多統計數據的出爐，他們不得不接受了這個觀點。

可是這個觀點對於宋朝與隋朝之間的比較又有什麼參考意義呢？他們都屬於中原王朝，並不牽扯到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問題。

國際上自然是這樣的，但宋朝的發展讓人想起了歐洲的另外一個現象，那就是資產階級萌芽時期，有些人認為明朝才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意義的時間段，但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基本上只出現在江南時期，而艱難時期，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他們在兩宋時期，尤其是南宋時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換而言之江南在這一時期出現了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只不過是在蒙古人統治結束之後的復甦而已。

而資本主義萌芽這一說法的根源在於，歐洲歐洲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在於文藝復興給人們帶來的嶄新觀念，小國家之間的鄰里往往會迫使他們在生存壓力之下，創造出更加積極的管理模式和發展理念，而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旦擺脫了思想的牢籠往往就會帶來巨大的發展，歐洲的文藝復興如此，中國的戰國時代也是如此。當然並不是混亂時期就會帶來這樣的發展機遇，像五胡亂華時期那種徹底混亂的年代，是不可能有這種喘息機會交給那些想要發展的人。所以，那個時候的人是在開歷史倒車，而後來的人則遇到了一個更好的時代，那是兩宋時期，然後時期但華夏文明並不存在明顯的紛爭時期，但他的對抗和生存壓力也的確存在契丹的崛起，西夏的出現，甚至大理國、蒲甘國、交趾國、高麗國帶來的各種影響都是層出不窮的。所以大宋王朝他有了更加強大的發展動力。

在種種的生存威脅之下，大宋王朝的統治者們選擇了一種相對開明的統治策略與商業得到極大的繁榮，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雖然軍事上屢屢吃敗仗，但那基本上是地緣政治所確定的因素，一般生產力水平的國家都是比較難以改變的，在進入工業時代之前，地緣政治的決定意義遠勝於後世的明顯程度。

但這一點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兩宋王朝的繁榮，其實在這裡就已經找到了，他不是一個因為周圍強敵環伺而積貧積弱的國家，他是一個因為周圍強敵環伺，而不得不放寬對人民管制，因而煥發了巨大繁榮的國家，這是一個可能造價人都不可能想到的問題，但其實在後來天朝的發展歷程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而西方則是透過文藝復興的思想對抗，慢慢的爭取到了人民的民主與自由，並非基於教皇或者世俗統治者的寬恕和仁慈。

但不管怎麼說，大宋王朝的繁榮因素終於找到了，這種在軍事上明顯沒有競爭力，卻在經濟上打出了一片輝煌的國度，只能用這個邏輯才能解釋得通，只可惜的是這種先進的理念與寬鬆的管理，並不是人民注重積極爭取而來的，他是統治階級高高在上的詞語，因此他沒有堅持的動力，也沒有形成良好的習慣，且最終走向了失敗，因為這個制度的主導權依然在皇家手中，而不是像西方世界的人那樣掌握在老百姓手裡。

這是東西方資本主義萌芽的迥然不同之處，其實這也是本質的不同，並最終造成了之後1000年的文明演進差異以及中華文明800多年之後的百年之恥。

可惜的是，這一點對於康采恩來說實在是太過難以改變，要帶領著老百姓的造反，難度實在是太高了所以他也只能一點一點的追尋，看看他們開啟民智到何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