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這些無關的車水馬龍，我們三人突然停止了談話。

“有意義嗎？兄弟們，我們有意義嗎？”這是李茅的聲音。“錢有掙完的時候嗎？我們在這裡探討著的事情，對這間屋子以外的人，對這馬路上的人群，對這個社會，對這個世界，有意義嗎？”

他的聲音不大，但在我們之中，如同一聲驚雷。

我們都不敢看對方，我們之間都感到某種莫名的羞愧。李茅這一問，是我們都不敢面對的。

“前幾天，我父親來了，他一輩子教書的學校，已經拆了，儘管我和然然捐過款，校舍也已經重修過了，但沒有學生沒有老師了。好學生都上街了，更好的到市裡去讀書了，最好的尖子已經到了濟南青島等大城市，我們鄉中，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考上一本了，父親有一句話，讓我流淚了。”

我們沒有打斷他，靜聽他哽咽的聲音：“我父親說：也許，我會是我們鄉中考出去的，最後一個清華生了。”

長久的沉默，這話捅到了我們心中的痛處。小蘇從貧困農村來，我也是，李茅也是。我們用自己的努力，進了城市，掙了錢。但是，與我們一樣的鄉親孩子們，如今大多在教學質量不高的學校裡混日子。

更多的根本沒有信心讀高中，為擺脫眼前的貧困，都出去打工，流落四方了。父母沒信心，孩子沒信心，連老師都沒信心了。

我們的經歷證明，如果沒能有好的教育，貧困是會傳承的。在大多數鄉甚至縣的中學裡，好老師都被市或省裡的中學調走了，好生源也被大城市吸走，在惡性循環的狀況下，教育改變命運這個說法，有時，如同一個笑話。

我們從那片土地來，看到他日漸荒蕪和衰敗。我們曾與那片土地的孩子是親人，但我們卻從來沒想過，如何改變他們的未來。

有意義嗎？我們唱著上千元一瓶的酒，彷彿站在世界的潮頭。但是，這個世界，究竟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想起我那可憐的鄉中，已經沒有我熟悉的意氣風發的師生了。我最愛的張老師，已經退休到成都，當了一名普通的老太太。那些曾經帶給我們青春希望的年輕老師，也熬不住山區的貧困與孤獨。

孩子們呢？有條件的家長，早已到縣到市，給孩子安排了更好的教育條件了。最需要改變命運的窮困孩子，他們接受著這種沒有競爭力的教育，遲早會匯入打工者的大軍，希望沒有了，火種沒有了。

我當年驚異於縣中與鄉中的巨大區別，二娃和我，本來是一樣起點的人，高考的差異如此之大。現在的差距，恐怕會更大一些吧。

好久，小蘇說到：“我大學的時候，也到貴州支過教，我原以為我老家窮，哪知道，貴州那地方，比我老家更窮，窮得讓人無法想象。那裡的學校，幾乎成了兒童寄宿院，學習為輔，管住他們不惹事為主。有的學生，父母外出幾年沒見過面，有的學生，從小母親離家，屬於單親。他們住的爺爺奶奶家，那房子，一腳都蹬得垮，他們是最需要改變的，而教育現狀，卻根本無法改變他們的處境。”

“我們支教也是短時間的，不可能在那裡長期工作，我們曾經給孩子們帶了些希望，走的時候，又讓他們失望。在希望與失望的交替中，他們的最後亮光也暗淡下來，成了麻木的人。”

聽到他們的敘述，我更感覺自己的渺小。畢竟，為了這種改變，李茅出過錢，小蘇出過力。但我，最早富起來的人，卻沒有實際行動過。

這不正是班長給我提醒的嗎？要做有意義的事。這不正是董先生給我囑託的嗎？要做大丈夫。

這麼久以來，我只沉溺於自己的小世界。什麼感情，什麼孩子，什麼家庭。這不是無病呻吟麼？我所擁有的生活，是多少人羨慕的啊。

生活給了我巨大的饋贈，而我卻不思回報。我過著少年時期自己不敢想象的生活，我取得了父母輩無法計算的財富。憑什麼呢？憑文化和奮鬥，我沒有二娃有文化，我沒有班長辛酸的奮鬥歷程，我沒有王班長拼命的探索，我更沒有眼前這兩位，同情那片土地、那些親人的善心。

回想至今為止，除了我自己的親人，我幾乎沒有給別人做過好事。汶川的孤兒，也是妍子提議收養的，我只不過是懷著私心看望了一下，點了一套西式快餐！

我吝嗇得如同守財奴，還不知足地在錢財上企圖增加儘可能多的數字。在眼前兩位的面前，我沒有說話的資格了。

這是第一次，在他倆面前自卑，因為道德感。

“我想做件事，還沒跟然然商量，我要盡我所能，把我的鄉中，興旺起來。”李茅說到：“我還沒有好的辦法，但已經有了一點思路，我先做做看。給我父親看，給那些曾經教過我的老師看，給我那些貧窮老鄉看，給那些孩子們看，給然然看，給我將出生的孩子看，我要做點有意義的事情。我不甘心，不甘心那個用最大努力培養我的地方，我成了最後一個清華生。”

李茅說這些話時，語言中有一種悲壯的堅定，他的形象，此時，在我心目中，突然高大起來。理工男不是沒有情懷，只是他把情懷凝聚在他的行動中。

此時，這個邏輯性嚴酷得沒人性的直男，突然吟誦出一句詩歌，我們都聽懂了，因為他的聲音哽咽，因為他的語言是一字一句咬出來的：“為什麼我的雙眼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我不同得想起了艾青同時代詩人的一句，不自覺地念了出來：“羊羔羔吃奶眼望著媽，延安的小米把我養大。”

而小蘇，卻抹起眼淚來了，他沒說話，沒哭出聲，他只是抹眼淚。好久好久，他才回過神來：“我讀書的鎮中學，我最愛的數學老師，現在在省城，給人當家教了。我真他媽的不是人。這個老師跟我亦師亦友，當年如果沒有他的鼓勵，我根本上不了一本，他每天輔導我數學，晚上還給我加餐，是用他自己的錢，他也是單身漢。要沒有他，我數學高考不會有130分，要知道，我英語只考了80分，其它科也差，要不是數學，或者說這個老師，我根本沒機會跟你們坐在一起。”

他述說的平靜中飽含著重量：“這老師在鄉中呆不下去了，因為老給學生墊學費，他老婆罵他不會掙錢只會貼錢，他只好辭職，到省城掙錢來了。我知道，他的理想，是想透過自己的努力，改變更多學生的命運，而今天走的路，是他不願意的。我給他錢，他不要，他說他今天掙得不少。但跟我說：如果不能改變幾個貧困學生的命運，他覺得他活著沒多大價值。我不知道該怎麼幫他，我雖然沒你們有錢，但改變他一個人的處境還是可以的。但是，如何實現他的理想，我根本沒有信心。他用全力培養我，我卻幫不了他，我真是無能！”

“然然在大學裡，老師和同學的關係相當密切，他們甚至組成了利益共同體。就連她們中學的師兄弟，也在生意或者事業上，有互相幫助的習慣。她們所處的階層，其實都是日子好過的人。恰恰是我們這些所謂鳳凰男，成了鄉親的、父母的、老師的驕傲，卻根本沒有幫助到他們。”

我聽到這裡，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了。只要妍子同意，我願意把酒吧的贏利拿出來，作一個教育基金。因為原來我就跟妍子商量過，這酒吧和利潤，作我們孩子的教育基金。我們沒孩子，這基金再用於教育，她應該是可以同意的吧。

我說到：“老實說，跟你們比，我境界差大了。我想了想，我現在能夠支援的只有錢，如果能夠用錢來解決問題，那我願意做，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莊哥，僅有錢，是遠遠不夠的。”李茅說到：“我沒投過錢嗎？我們鄉中，校舍重修的錢，實驗裝置的錢，都是我投的，有用嗎？沒有用。好老師都走了，沒好老師，哪裡教得出好學生？”

“莊哥，以我原來中學為例，你是不知道慘狀。”小蘇說到：“一本率是多少？不到5%！我們在讀書的時候，一本率還有10%以上呢。怎麼辦？連最愛教育的數學老師，都留不住，怎麼辦？生源也不行，家長也不重視，學生也沒希望，混一天算一天。”

我算了一下，按小蘇所說的一本率，大概相當於全國所有高中的平均水平略低，當年的10%以上，已經高於平均水平了。看樣子，他所說的現狀還算是中等情況。可想一下，那些一本率達不到5%的學校，還有一大把。我想，我原來讀書的中學，估計，要考上個一本，也是極少數人的事了。

“那麼，我們總結一下，究竟解決問題的關鍵在哪裡？”李茅這分析思辨的習慣，又充分展現了出來。

我們討論了一下，關於教育這類的系統工程，按分析習慣，大概可以分為硬體我軟體兩個方面。從硬體上看，需要的是錢。但這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比如李茅就投入過，但沒什麼好的效果。

那麼，原因主要就是在軟體上了。所謂軟體，大概分為生源、師資和制度了。

“師資！關鍵是老師的教學水平和教學模式！”小蘇得出了答案，我們都表示贊同。

我問到：“這恰恰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好老師被大城市調走，人往高處走這是必然規律，難不成，你能夠把他們拉回去？”

李茅說到：“最近，我有一個粗淺的想法。網易網不是開設了公開課了嗎？網際網路，也許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小蘇興奮到：“我也看了一些，比如耶魯大學的講課影片，我就對其中一個哲學教授講的課非常感興趣。要說我一個工科生，本來對哲學不感興趣，我原以為這是我的性格。聽了他的課後，我才知道，這是因為，我沒碰上能夠吸引我的哲學老師。”

“但是”小蘇又有疑問了：“這東西，如果看看講座，豐富課餘知識，有用。高考是個歷時三年的，甚至把初中加上，是個歷時六年的漫長過程。整個學習模式是一個系統工程，這麼大的數據量，如何採集，如何播放，如何互動，這是個大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根本談不上改變。只不過像看電視，過過眼癮。”

他說得沒錯，碎片化的知識，解決不了高考的問題。這裡面除了老師的講授，還有考試、作業及有針對性的輔導。更重要的是，同學之間的互動，極其重要。

想當年，在縣城高考前，二娃與同宿舍的同學，考前互問文學常識，那是多麼高效多麼有用的互動啊。我在鄉中，長年第一名，根本沒有這種互動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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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茅也認識到這個問題：“還有同步性，每一年高考的形勢是不一樣的，各省的教材和考點也是不一樣的，沒有同步性就無法複製好學校的針對性，這是要命的。我們當年，為提高測驗和作業的針對性，高中時專門派出兩個老師，守在湖北黃岡中學的門口，跟那裡的老師和學生拉關系，買他們平時的試卷，發回來給大家做。我剛開始做的時候，才覺得人家的難度有多大，自己的水平有多低，做久了，水平也就跟上來了。要不然，這高考，我能上清華嗎？”

小蘇也說到，他們也做過黃岡中學的卷子。跟一流中學的進度一起，讓高手拉著你進步，這是最好的辦法。

但是，這種偷偷摸摸的抄襲別人的做法，註定是不長久的，而且因生源的不同，教育的方式也應該不一樣。怎麼辦？

“我想了想，讓好高中跟我們鄉中聯姻，我給錢，讓他們把每一課，按高中低三個班次，同步透過網際網路，發到我們學校，讓我們學生與好高中的學生，享受同一個老師的即時教育，怎麼樣？”這是李茅的辦法。

小蘇問到：“這恐怕不行吧，人家好高中政府補貼高，他能同意你幹這事？”

我倒想起一個辦法：“那是有政府補貼的公辦高中，我們找質量高的私立高中不就行了？我在武漢時，我就知道有一所著名的高中，叫武漢外國語學校，相當厲害，據說是民營的，學費很貴。那既然他是民營的，我們只要錢給得合適，有何不可？況且，給他戴一個教育扶貧的光榮帽，請你老家的領導專門出個檔案，這不是難事吧？”

“果然，莊哥就是高手！”李茅一拍大腿：“別說縣領導，就是省教育局的領導，我也請得動。畢竟我還算是上市公司的董事，回我們省找行政上的關係，還是有面子的。況且，我們這是做好事。我知道青島有一個著名的民營高中很厲害，找省教育局領導出面做工作，我給錢，應該阻力不大。”

我接著說到：“我建議，你給省教育局領導做工作時，同時把這作為教育探索的一部分，爭取在你們鄉中進行試點。他不出一分錢財政資金，就當試驗一下。成功了，他有功勞。失敗了，他改過來也沒損失，這不就得了？”

小蘇建議：“如果發個文就更好了，沒有檔案，有個批示也行。現在，就這東西管用。”我聽到這裡，覺得小蘇這人沒走官場，如果走官場，他肯定會很成功。

“如果這能夠實現的話，我只需要掏出網路費用，建立一個小的機房，每個教育建立一個投影裝置，一臺電腦，幾個維護人員就行，前期投資三百萬，就可以解決問題，對不對？”

小蘇說：“還得把每年的執行費用算進去，裝置維護，私立學校的費用，人員費用，每年，起碼維護這一塊，得加兩百萬吧？”他想了想，說到：“不過，兩百萬，對李哥來說，只是收入的一小部分，承擔得起。”

“關鍵是，萬一成功了，我是說萬一”李茅激動起來：“那我就算這一生只做成了這一件事，我就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老師，對得起孩子，對得起我的父親了”。

“你成功的標準是什麼？”我問到：“我是指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你的人生，另一方面是指你辦的這種教育。”

李茅想了想：“我成功的標準，從人生來說，起碼我自己幸福，並將這種幸福傳遞給儘可能多的人。也就是說，我能夠在別人幸福的路上，做過一些好的影響，人生就有意義了，就成功了。要說這個教育成功的標誌，還是靠硬指標。先不說改變窮孩子命運這些大話，只想說一本率明顯提高，二本率佔半數以上，最終，再考出幾個清華北大，對不對？”

當然，硬指標，是理工男最在意的。他們數學好，喜歡用統計數據來說明問題。

但他這段話給我衝擊的，更多的是第一句話。人生的意義，在於影響更多的人，好的影響，就是好的人生。

妍子所謂的做功德，那是她自發的善心，出自於天性。但像李茅這樣，將善心做成事業，那就是出於某種自覺了，這是更高的一種境界。

可憐，我讀了更多的聖賢書，卻在境界上，根本沒有李茅的高度，連小蘇也趕不上。

小蘇說到：“我沒你們有錢，但是，我要努力掙錢。李哥，如果你的試驗成功了，我也要學，到時，有事找你們臨時借點資金，你們可得滿足我。”

李茅說到：“我先趟一趟吧，你們要搞的話，我來支援，我們三個都是從窮地方出來的，我們今後掙了大錢，可以像莊哥所說那樣，成立一個基金，推廣我們的設想。放心，小蘇，我不怕給你借錢。甚至，你如果要幹這種正事，我在咱們手機公司的股份分工，都可以借給你使用，前提是，你能不能在你那學校裡，產生北大清華生呢？”

“難！我們學校，歷史以來就沒出現過這種學生。”

“難道，你不想開創歷史？”李茅這樣問，明顯顯示出了他有點難以自持的興奮。

當我們晚餐結束，各回各家的時候，我們在酒店門口告別，我們一起面對著嘈雜的大馬路，停頓了一會。我忽然覺得，這街上的某行人、街角的某個燈、店鋪裡的某個夥計，彷彿與我有關。在這煙火氣十足的鬧市，各種響聲親切，一種希望引領下，我彷彿聽到了交響曲的節奏，和諧而宏大，優美而激動人心。

我重新回到了當年第一次到北京時的狀態，有某種說不出來的希望和期待，也有某種在喧囂中跳動的情懷。但是，當年，這種情懷是盲目的，而現在，這種情懷彷彿有了一些寄託，彷彿催著我的腳步，向某個光明的地方前行。

我們三人，沒有什麼禮貌的告別，只是相互看了一眼，眼神中的火花明顯，彼此心照不宣。

我記得某本書上說過，人生本無意義，但總給它尋找點意義，才會讓生活變得有意思起來。

開車回家，才想起，今天的主要任務是要到酒吧看看。

北京的道路，如果你錯了一個路口，得好久才能轉得回來。但此時，我心裡根本沒有焦急或者煩躁，彷彿有一個暗藏的使命，讓我心理踏實起來。

當車子在鄰近商場地下停車場停下，我故意沒乘電梯上去，步行出了停車場。與安靜的地下室相比，外面街道的聲音和色彩幾乎是撲面而來的。

遠遠已經望見酒吧了，我聽見身邊有聲音傳來。這是一個中年保安，正座在收費亭邊上，用手機在看電視，我記得那個電視劇，那是《士兵突擊》。這中年男人也許當過兵，也許曾經和許三多有一樣的情感，也許有王寶強曾經的經歷。

我路過時，在這巨大的喧囂中，仍然清楚地聽到，他手機裡傳出的臺詞：“有意義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