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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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時竹進行第二個總統任期時，中央集權制、總統制不僅已載入憲法，而且成為民意主流為社會所擁護，其餘各黨派也大多對此持肯定態度。國務總理和國務院各部除了在任命時需要國會兩院批准外，在職權上僅對總統負責，不再對議會負責，也不必因不信任案而辭職。當然，議會對內閣和總統都還擁有彈劾權，總統也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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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與美國的情況又不同，美國沒有總理這個職位，僅僅任命了國務卿，雖然國務卿擁有很高的地位，但在憲法中並沒有明確管轄其他各部的權力，而且國務卿所在的國務院與中國國務院不同，只相當於外jiāo部和其他一些專業委員會的組合，其他中央各部不是國務院的下屬機構，只對總統負責，不對國務卿負責。而依據民國憲法，國務院是中央政fu，中央各部都是國務院的下屬機構，總理作為國務院的最高領導，握有較大權力，各部的草案沒有總理副署無效。從這個角度出發，總統、總理之間仍然有一定的相互牽制作用，總統不能將國務院看做是總統府的內設機構。特別是在內政、經濟等領域，國務總理擁有相當程度的發言權。當然，副署權可是大殺器，因為如果以國務院名義發出的如果沒有各部部長副署同樣也無效。一旦祭出，要麼部長去職，要麼內閣總辭，是十分慎重的大事。

在唐紹儀的上一個任期，他和秦時竹之間的合作非常理想，一個主外、一個主內，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隨著一戰和北方戰事的結束，唐紹儀敏銳地覺察到，他與秦時竹之間的政策分歧開始增多了，有些矛盾甚至十分尖銳。雖然這次內閣組建依然提名自己為總理，閣員也基本維持了上一次內閣的模樣，但兩人有關大政方針上的共同點卻在迅速減少。

在外jiāo領域，雖然外jiāo部明確由總理分管，但1914以來，基本上中國外jiāo政策都是總統意志的體現，最多是在僑務、南洋商務等無關大局的細枝末節問題上由總理把關，隨著世界進入和平時期，唐紹儀認為應該更多發揮總理的作用。因此，對任命顧維鈞作為外jiāo次長的決定他是十分矛盾的，於公，他不希望nv婿出任這個職務，有顧維鈞這個nv婿在，他更多地只能採取避嫌、繞開的策略；於si，他又希望顧維鈞能出任這個職務，顧維鈞原先是總統府分管外jiāo工作的副秘書長，人雖然年輕，但資歷也好，能力也罷，都得到秦時竹的垂青，一個次長的位置，絕不是因為他是唐紹儀的nv婿而得來的，恰恰相反，唐紹儀認為如果現在退下去的話，nv婿五年後出任總長或者相當於總長的職務不在話下。在這一點上，他本來希望自己能夠帶領代表團出席巴黎和會，那樣能給予顧維鈞更多的幫助與照顧，成功了則顧維鈞有光彩，萬一失敗，首要責任也是他唐紹儀而不是顧維鈞來背，可以有效保護nv婿。現在顧維鈞直接出任了代表團團長，他即為nv婿受到重用感到高興，同時又狠狠捏了一把汗——大戰結束，各國很可能把矛頭再次指向中國，這個團長不好當呢。

在經濟領域，唐紹儀和秦時竹的分歧在於財政和工商政策，特別是“北方集團”這個“第二財政部”的存在，讓他感覺很是彆扭。對“第二財政部”的評價，最早是出自《泰晤士報》莫理循的筆下，民國以來的歷史進程也驗證了這一點。北方集團掌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特別是民初財政困難，中央財政一片赤字的當口，全部是依靠北方集團和人民銀行而支撐下去的。政fu財政缺錢，好辦，安排發行有關專項債券，北方集團或者人民銀行立即購買，為政fu提供支援，幫助財政渡過難關，然後這些公債在以後年度的稅收、或者原有國有資產出讓、或者國有礦產資源開採權轉讓中由北方集團jiāo回。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漢冶萍集團等等原來由洋務派興建的大型官辦企業都依據這樣的成例實現了商辦。過程當然是透明的，價格也屬公道，但因為這些企業一旦商辦後就與外商企業直接競爭，故而外電評論的口氣都是酸溜溜的。而在礦產資源開採權轉讓過程中，包括大同煤礦、陝西延長油田、甘肅yumén油田、安徽馬鞍山鐵礦、湖南株洲的鉛鋅礦、甘肅金川的鎳礦、江西與湖南的鎢、銻礦，河南與陝西的鋁礦等資源開採權全部由北方集團競購，原先輿論認為北方集團的高價格是吃了大虧，給國家做了貢獻，沒想到得益於戰爭景氣，所有礦產價格瘋長，北方集團不僅沒有吃虧，反而大大賺了一票，又招來不少人犯了紅眼病。…,

唐紹儀看問題當然不會這麼簡單，北方集團作為在世界上都排的上號的大財團，根本不像外界所懷疑的那樣官sānggo結，或者依仗政fu力量巧取豪奪，相反對政fu多有幫助。但作為一個留美出身的政治家，他對於壟斷有一種“本能的反感”，拆分北方集團這樣的事情他還不敢想，但趁著國家財政的好轉，“斬斷”國家財政與北方集團之間的“密切關係”，取消“第二財政部”的地位是他很想做的事情。

不過，他也十分清醒，財政部雖然是總理分管的部mén，但絕不是他能輕易把手伸進去的地方。總長梁士詒雖然和他一樣是北洋時期的老人，但唐紹儀從來與他不是一條路上的人，次長熊希齡更不用說，就是北疆體系中出來的。從財政部的立場而言，本身絕不會有“斬斷”這種聯絡的主動jing神。試想，天底下還有這種比這種更輕鬆的財政籌集法了麼？只要打幾個電話，上千萬甚至過億的財政缺口就有辦法填補上，對梁士詒這樣廝un與清末、北洋體系的老官僚來說，只要經歷過財政捉襟見肘的時候，就格外珍惜“北方集團”這樣的外援。梁士詒公開評價1914對日戰爭的勝利時就說：“這不光是武力的勝利，更是中日兩國財政、大企業財團的直接比拼，北方集團是首功。”而唐紹儀更清醒地認識到，除了財政部外，國防、內務等強力部mén內有不少說不清道不明的秘密經費，也是走北方集團這個外援渠道的，而且不為他所知悉，他更不能不慎重。他還沒有愚蠢到要和所有人為敵的地步。

當然，財政方面只是長期問題，眼下擺在唐紹儀面前的卻是“一五計劃”的工商政策問題以及建設目標問題。搞“一五計劃”唐紹儀是十分贊同的，也認為工業化是國家發展的必經之路，但透過採取大規模舉債，用政fu投資的方式實現快速工業化，他本能地表示反對，他更希望是的財政平衡。如果擴大債務，發展高速工業化，不可避免地將進一步加大政fu對“北方集團”這個國策集團的依賴與扶持，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至於高速工業化，在他眼裡世界各國還沒有這樣的先例——一口吃不成個胖子，日本再快，從明治維新開始也用了50年，到現在還沒有全部完成。

而秦時竹等人提出的，則是要利用德國戰敗投降的機會，全方位引進德國的裝置、技術、人才，“以德為師”建立中國的工業化體系，低一點沒有關係，但一定要全面，至於德國人也不太擅長的工業領域，則從美國引入。反正現在是各國經濟低mi期，原來高高在上的裝置、資產都開始大幅度貶值，價格低得yo人。按照秦時竹的日程表：“一五”打基礎，全面引進；“二五”全面吸收消化；“三五”開始自主創新，用15年的時間基本完成工業化。判斷標誌是三個：第一，工業mén類齊全，農輕重比例基本協調；第二，以“進口替代”為途徑，主要工業產品實現國產化；第三，在部分領域獲得優勢，貫徹“出口導向”。

在工業化的階段上，唐紹儀基本贊同分三步走的策略，唯一的分歧在於——時間以及政fu的作用。唐紹儀不認可15年的期限，認為太過於急切，三倍於此還差不多，而在政fu的作用上，更偏向於小政fu的觀念，認為經濟發展是企業界的事，政fu的作用一是搞好法律與市場建設，提供一個比較公平的環境；二是在社會保障與民生上下功夫；三是堅持自由主義，避免直接干預經濟，以免損及公平。唐紹儀仍然對洋務派以國家財力發展經濟、建設企業所暴lu的弊端耿耿於懷，仍然堅持傳統的自由主義理念，本能地反對政fu直接站在經濟發展的一線，更不必說反對政fu以國家信用為擔保，為包括“北方集團”在內的大企業集團群提供幫助的提議。在他看來，政fu不主動出面削弱大財團的影響力已是格外寬容了，搞赤字財政可不是他的風格。

“一五計劃”的草案，經過了三次討論，仍然沒有能夠確定下來，眼瞅著1921年度財年即將到來，計劃卻如此難產，形勢越發微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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