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我可以理解，但山本畢竟是軍方代表……恐怕。”
“你難道沒看出來麼？山本上臺後日本全力發展海軍，191財年海軍撥款增加近一倍，191財年據說還要再增加四成以上，海軍軍費的暴漲帶來了陸軍軍費的壓抑……這對我們無論如何是件好事，日本海軍原本已經很強了，譬如有100萬噸軍艦，再增加20萬噸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的，但陸軍如果增加4個師團，我們的壓力卻是的的確確的。前些時候國安局不是已遞上了情報？日本近衛師團的火力密度還比不上我們的1116師，更不用說和中央警衛師何教導師相比，難道我們要坐視支援陸軍力量增長的內閣上臺？從世界大勢來說，日本海軍軍力的增長最感到威脅的並不是我們，而是美國人……”
“有點意思，我明白你的想法了。”
“日本軍閥，總是將自己的派閥利益放在首位的，海軍的人掌權，肯定全力發展海軍，準備與英美爭鋒，這遠遠強過民主派為了掌權而不得不屈服於陸軍要求的變局，所以，保住山本這個海軍軍閥內閣看似不可思議之動機，卻是我們的最優選擇。加上我們前些日子與日本海軍之間的良好關係，我深信山本不會不明白這一點。”
“你打算達到什麼目的呢？”“第一，與日本緩解關係，最近日本方面一直就幾條鐵路逼迫得很緊，我們可以答應他們的要求，也讓山本看起來有些對華政績，使得他更有資本和威信來抑制住陸軍尤其是關東軍方面的恣意妄為；第二、私下裡要與山本達成諒解，不要再暗地支援國民黨；第三、鞏固山本的地位，讓他將更多的資源用於擴充海軍，日本海軍擴充得越厲害，他能用於發展經濟的資源就越少。也就越難在一戰中撈取便宜；第四，將資訊透過秘密渠道傳播給美國，讓美國對日本提高警惕，在遠東的博弈中能爭取到美國的同情或者傾斜是很理想的選擇……”
“好的，那我去佈置……”
“不用太著急，等我先開啟一個外交缺口再說……”秦時竹地眼光中透露著狡黠地微笑。
民國成立已經兩年。迄今為止，除一些零零落落之小國外，尚無任何列強正式承認中國。雖然各國在前清派駐時期的公使、領事等外交官員依然存在，且在實際中也履行著正常的外交使命，但名義上沒有一種外交關係的存在，終究讓人有些難堪。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在對外宣言中承認前清一切債務和條約，懇請外國承認，沒有一個大國願意與之打交道。袁世凱時期。為了換取列強承認，不惜以出賣大量權益之善後借款為代價，結果護國戰爭起。善後借款未及簽字便已成為廢紙一張，承認自然也無從談起。但是，雖然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沒有明確的外交關係，但各種借款、安排一直都能達成協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怪事。
秦時竹上臺後在國情諮文中對國會允諾下兩件事：“第一：穩定內政，包括社會穩定和財政穩定。第二：發展外交，主要是在外交上有所突破，至少要讓各大列強承認新中國。”前一段時間，秦時竹忙著佈置戡平川亂、中原剿匪、財政經濟、鐵路建設等各方面的事務。一直無暇分身外交，待到稍有空閒，便立刻聽取了外交部地彙報。
陸徵祥是袁世凱政府時期的外交部長，在前清時節歷任駐俄公使等職務，算得上是一位老外交家，對秦時竹上臺後予的信任也一直心存感激。特別是在中俄邊境衝突時北疆的外交表現讓陸徵祥尤為欽佩，雖然唐紹儀是當時的首席代表，但誰都知道，他背後其實赫然就是那位原先的北疆巡閱使、現在的大總統。
“稟告總統。自新政府成立以來，按照總統的建交方針，我和顏次長分別對英、美、法、德、日、俄等各大國公使進行了外交談判，結果各國以協調一致為緣由，對我方建議和誠心一直含含混混、沒有一句明話，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重大的突破。請總統恕罪！”
“包袱不要太重。民國成立近兩載。兩任總統。數任外交總長都沒有把事情辦妥。你們要想在這兩個多月裡完成突破確實難度很大。何罪之有？今天約你們談話。主要是探討一下突破地重點放在何處？究竟應該以什麼正確地方針來行事？該付出多大地犧牲和代價？我想。這些國家雖然標榜國際協調。但終究是有矛盾和利益衝突地。不會是鐵板一塊吧？你們不要有所顧忌。”
“總統所言極是。各國雖然表面上敷衍。但實質態度和接洽情形是不一樣地。卑職以為。外交上最有可能突破是德、美。最難突破地英、俄。”顏惠慶一一道來。“德國在歐洲由於身處俄、英、法三大國之包圍。急於打破封鎖。對我國抱有熱切期望。特別是我國在邊疆衝突與俄國交惡後。更是顯示了濃厚地興趣。卑職淺見。由於總統當日在北疆巡閱使任上與德國方面交情菲淺。故認為德國外交突破最易。美國對我國領土、主權野心不大。主要在於經濟利益。總統既然公開首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實際上已契合了美國地要求。彼此之間沒有什麼重大利益衝突。美國對華利益一直受英日同盟排擠。急於開啟新局面。故而突破也較容易。英國雖然一直在口頭上宣傳中英友好。但對於我國新政府上臺其實是有戒心地。據卑職在南方地好友透露。英國領事一直在和馮國璋等人在接觸。據說朱爾典也參與其中。根據卑職地理解。這是英國一貫以華制華地手段。英國在善後借款、西藏問題上所表現出地強硬。正是英國壓迫我讓步之期望。再加上朱爾典和袁世凱之間交情深厚。大總統推倒袁世凱後。彼不免有所疑慮。俄國為外交之最難者。一來俄國曾與我國就蒙古問題兵戎相見。雖然外界都渲染為小衝突、偶然地衝突。但卑職認為俄人懷恨在心。對我領土主權之覬覦更是一刻也沒有停止。故建交困難重重。”,
陸徵祥小聲道：“卑職此間聽聞一小道消息。謂前不久以復辟罪名逮捕之鐵良曾與俄國公使有過會晤。據說俄國方面有意扶持清廷復辟。事成後以蒙古和北滿割讓為報酬……此事曾在北京傳得沸沸揚揚。最近才剛剛平息。不知總統是否聽說此事？”
“我倒沒聽說此事。”秦時竹搖搖頭。這事其實就是秦時竹授意葛洪義放出風聲地。但在大面上卻只能闢謠。
果然。陸徵祥也是將信將疑：“此事俄國公使也曾大力闢謠。但報界輿論均認為不是空穴來風。況且鐵良等至今仍被關押。不能不引起世間猜測。卑職倒以為。倘若真有此事。則中俄關系危矣！”
“總理對外交事務有何指示？”秦時竹適時轉換了話題。
“總理只告誡我們兢兢業業去辦事。為了大局可以暫且隱忍犧牲一些，民國初造，還應先以穩固國基為要義……另外還告訴我們。外交問題凡有重大決策，最好直接請示總統，由總統全權作主，以免不慎有損國體。”
“季老是老成謀國之言。”秦時竹嘆了口氣，繼續問道，“善後借款情況如何？”
“舉步維艱。洋人借款，主要圖謀控制我經濟、財政大權，對國權大有損害，袁世凱政府時期已屢遭國會詰難。如果繼續按照五國銀行團的方針，即便是達成了，也難以在國會透過，因此卑職認為除非換個思路，否則善後借款只能走到死衚衕裡。”
顏惠慶苦惱地說：“問題在於，各大列強將善後借款作為承認我國新政權之前提條件，雙方僵持不下，這也是為何兩個月來外交沒有重大進展，只能在原地打轉轉的原因。”
“確實如陸總長所說。是要換個思路了，以往那種要想一舉全面獲取承認地方針必須推倒重來。我聽說美國已退出了六國銀行團，這件事似乎可以利用一番。”“美國人是商人稟性，所貪圖者為經濟利益爾，只是哪裡去尋找如此巨大、可觀之經濟利益？”
“兩位可曾忘了前日國會所批准之一億元可轉股債券？我相信，美國人對此感興趣。”
秦時竹說完，其餘兩人會心一笑，這倒確實是一顆好骨頭，可以吸引美國人上鉤。
“另外。前不久德皇給我發來一封電報。稱德國代表即將抵京，商談兩國之重大事宜。”陸、顏兩人一陣歡喜。所謂重大事宜，不是建交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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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外交部要做好準備，準備與德國方面開始談判。你們在與美國人的談判中，可以有意無意地透露這一點，特別是，此人是德皇全權代表，地位比目前德國駐華公使還要崇高，更是一個有力籌碼。”
“是，我等明白總統意思。”
“西藏之交涉現在進展如何？不過朱爾典現在倒是已不來煩我了。”
中英關於西藏問題的交涉，正值袁世凱政府提出“善後大借款”前夕，為了不得罪英國人，北京政府終於屈服於英國的壓力，準備按照英國在照會中所列條件與英國會商。當時，在中國方面同意英國要求後正式會談前，中英雙方曾就會談地方式、內容有過幾次討論，原本這只是程式細節上的過場，不料英國方面居然節外生枝，提出由西藏代表作為獨立方面與會。舉行中、英、藏三方會議地想法是朱爾典首先向英國政府提出的，他認為三方會談是達成協議的最好解決辦法--“即使談判失敗，也將使我們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和西藏人進行獨立於中國政府的談判”。英國政府接受了這一建議，堅持要中英藏三方共同會商訂約，共同簽字。
陸徵祥雖然秉承袁世凱的意思交涉，但也不得不直接指出其中厲害--此不亞於承認西藏有主約之權，而等於自主之國。”袁世凱賣國心切，作了讓步，滿足了英方的要求，同意舉行三方會談，但為避免給人以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地印象，又讓陸徵祥建議，西藏代表不稱全權字樣，而稱“掌權員”，隨同商議，或者由中英、中藏分別會談，分別簽約，希望以另外一種辦法限制英國人地野心。
但這項建議遭到英方粗暴拒絕，聲稱：“英國政府所提出之三方會議地辦法勢在必行，必無更改之理”。英國通知中國，無論中國代表與會與否，會議都將在10月6日開始。袁世凱在英國威脅下只能再次讓步，同意參加三方會議。當時，朱爾典還公開揚言：“鑑於四川之設西康省，其西部純系藏境，將來立約不能不規定邊境，明分川藏疆界。（這為歷史上西姆拉會議中地劃界問題埋下伏筆）
由於護國戰爭的爆發和袁世凱政府地倒臺，英國方面的如意算盤落空，為了給秦時竹施加壓力，朱爾典把西藏問題提到很高的地步。在當時的形勢之下，剛剛進軍北京，政權還不穩固的秦時竹不得不表示認可，但在心底卻又對歷史上之麥克馬洪線恨之入骨，因此極力要求陸徵祥貫徹一個“拖”字。
果然，陸徵祥笑道：“為了貫徹總統的拖字訣，光是籌備會議就讓我整整拖了兩個月。英國原本將會場定在印度的西姆拉開幕，準備就近控制會議程序，原定於10月13日開始首次工作會議。後來我提出，我國代表、西藏宣撫使陳貽範、副宣撫使王海平均是袁世凱所派，為袁之親信，我新任臨時執政和國會對其並不信任，要求重派，否則不出席會議。英國方面無法，只能接受我重派之要求。原代表召回後，新派談判代表於10月13日才正式啟程，準備從天津坐船到印度。結果，上船時大風吹來，我方代表不慎掉落水中，雖性命無礙，但卻遭了一番罪。果不其然，重新上船後該代表就感染風寒，到上海附近海面時已經高燒不起，本著人道原則，外交部著令其在上海下船接受治療，同時向英國宣告，究竟是改派新代表還是靜待原代表病癒重行？由於任命代表需國會表決，英方覺得麻煩，故而答應等待原代表病癒，以為風寒小病，一週必好。不料，一週後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加重，我方只能重派代表。10月25日，經國會表決，新代表抵達上海，準備接替出行。說來也巧，正在此時，我副代表接到電報，曰父親過世，要其立刻奔喪。英國本來不允，但我以為事關孝道，不能勉強，自古都要丁憂三年，現在雖然已不那麼嚴格，至少要允許其奔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