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諸位見之銀元，經財政部造幣廠試造，可將誤差率控制在千分之八之內，已符合國際通行慣例，較前清鑄造水平大為提高，絕無參差不齊之弊，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杜絕私人胡亂仿照、擾亂金融之惡行。”
“有這等技術力量的，全國究竟有幾處？若開足馬力生產，日產新銀元多少枚？”
“除天津造幣廠外，江南造幣廠應該可以達到，湖北造幣廠經過技術改造，也應該沒有問題。至於日產，單是天津一地，日產量就可達30萬枚以上。”
秦時竹沉吟片刻：“不用改造了，今後鑄幣權一律收歸中央，任何地方或個人不得私鑄，違令者依法處置。否則口子一開，各地又紛紛仿鑄，水平、成色必然大有參差。”
張謇插話道：“方才梁總長說成色九成，但目前流通銀元成色一般都在八成九，既然要收回重鑄，為方便起見，新鑄銀元似乎應該根據此等調配……”
“總理言之有理，從九成改為八成九，變動只有1%，可謂極細小，斷無困難。”
張謇見自己的提議實現後，便將話題轉移到下一議題：“前兩日總理辦公會另一議決不下的議題乃是本位問題。具體請梁總長具體解釋一二。”
“我中國貨幣原無本位之說，只是近20多年來，各大列強均陸續採用金單本位制，我國則是主要用銀的國家，世界銀價持續跌落，我國損失不小。馬關條約中的對日賠款、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皆需摺合金幣交付，每次支付賠款時所支付的銀兩一直隨銀價的下跌而增多，而發生所謂鎊虧，並由此而使本位問題的爭論一時熱烈。光緒三十年美國國際匯兌調查委員精琦()建議我國實行金匯兌本位制，雖被拒絕，但影響一直存在。民國後。財政部特設幣制委員會討論幣制就主張採用金匯兌本位制。前兩日會上也是爭論不休，外交陸總長主張金本位，總理和工商周總長主張銀本位，民政岑總長主張銀銅復本位，鄙人則主張先銀本位，嗣後條件成熟向金本位過渡。”
“諸位既然都有了意見。那先聽聽理由，由陸總長先開始吧。”
“總統、總理、諸位，鄙人一直是主張金本位的。方才如梁總長所言，因為各大列強都已採用金本位，我們吃虧不小，賠款、外債本已是天文數字般的重負，再加上鎊虧，簡直苦不堪言。原本精琦所言金匯兌本位在現實上不無可操作之處，亦能夠避免鎊虧之弊。但這種乃是殖民地和附屬國所實行的制度，他們有宗主國可以依附，我國顯然不適宜實行此種制度。故鄙人主金本位。”
岑春煊隨後發言：“鄙人主銀銅複合本位（不是說用銅做貨幣就是銅本位，而是強調用銅來衡量單位價值和商品價值地方是銅本位）乃是從傳統和歷史考量，我國一直都以銀、銅作為大宗貨幣，人民相熟已久，斷然更改絕不適應，況驟然建立金本位之條件也不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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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總理都是主張銀本位地。原因主要著眼於商品生產和出口。”周學熙侃侃而談。“梁總長分析地很透徹。近30年來。世界銀價持續下跌。我國遭受到了鎊虧這一弊端。但反過來說。也意味著在國內價格不變地情況下。我國貨幣發生貶值。外國貨幣發生升值。這對於還債是不利地。但對於商品生產卻是利好。本國貨幣貶值有利於擴大出口抑制進口。從長遠來看。商品出口所得利益要大於鎊虧所損失之利……”周學熙和張謇都是大資本家。考慮問題第一就是發展生產。
梁士怡最後發言：“鄙人以為。金本位制雖甚美善。但條件不具備。既缺乏黃金。又一時不易處理白銀。不能斷然採用。以今世界大勢論。銀本位自然不無其弊。但我國之大患卻是無本位。與其夢想一步到位實行最好之本位。不如行銀本位先為之過渡。作改進金本位地預備。我一貫以為。惡本位尤勝於無本位。”
關於本位問題。秦時竹或許不像這幾人如此熟悉。但他最大地優勢在於洞察歷史。金本位雖然好。但實行起來難度甚大。歷史上一戰結束後。列強迫於經濟危機就已經退出了金本位。對中國而言。確實不用趕這個時髦。況且。在一戰其間。銀價有一次大地躍升。這對於中國是一個相當利好地前景。實行銀本位是一個非常好地選擇。
“諸位地主張我都聽了一遍。我認為其實大家並無原則性地分歧。第一。都是主張要儘快建立符合我國實際需要地本位制度；第二。都看到了金本位地優勢和我們地條件限制。綜合起來。現階段最宜確定本位。我地意見以銀本位適宜。將來若是條件成熟。我們也可以實行金本位。抑或者到那時有更好地選擇再做選擇也可以。鎊虧問題說句實在話我們暫且無能為力。況總理和周總長所談地擴大出口。抑制進口也有一定功效。兩項抵消。我們實際上吃虧並沒有表現出來地那麼大。因此。我贊同燕孫兄地主張。本階段先實行銀本位。將來可再次進步。諸位不妨再討論下……”
眾人議論來議論去。發現張謇、周學熙、梁士怡、陸徵祥等人地意見其實是一致。無非是個先後步驟和階段問題。因此最後形成決議時也沒有多少困難。以絕對多數透過了實行銀本位地決定……
“第三件棘手地事情。是關於前清時節遺留下來地眾多制錢和銅元。不知如何處理？今後既然已經確定銀元為主幣。那輔幣又該如何確定與發行。”
制錢俗稱銅錢，外為圓形，中有方孔以利於穿繩攜帶，應和天圓地方之意……制錢之鑄造，自漢代以來便是政府的專利，民間不得私鑄，有清一朝。有制錢鑄造權之機關在中央為戶部及工部，在地方為各省布政使司。戶部有寶泉局，工部有寶源局，皆因襲明之舊制，惟明代各直省鑄局皆得稱寶泉、寶源，清代則只限於京局。咸豐三年(1853)後。因洪楊（太平天國）起事，財政空虛，各地頗有不遵舊制增設鑄員，創錢充作軍餉。而當時各局又多系鼓鑄大錢，其後因大錢難行於市面，各局亦多相繼停閉，同時因外國銀元暢行各地，制錢的需要量自亦相對減少，同治年間鑄局劇減。及開始鑄造銅元之後。各省都視為獲利的捷徑，除寶泉、寶源二局而外，無局肯制錢。到宣統初年僅剩京師寶泉一局，然亦只是為著維持局員、局匠生活，所以沒有裁撤。,
梁士怡介紹：“銀元流行前，制錢每年約鑄200萬串（每串1000文），後逐漸減少，清廷為搜刮人民，每每變更制錢分量，鑄造大錢（如當十、當五十等），更有夾雜鐵、鉛等雜質之舉。於是錢銀比愈加跌落，清初一兩白銀可換錢約1000文，後跌落至1700余文仍難換到，現在市面行情，每一銀元大概可換錢1250到1400文之間。現全國制錢因為經年累月和自然損耗不詳，但據財政部分析，至少在100萬萬文以上，因為都是前朝貨幣，繼續使用不太妥當。但如何收回，財政部深感頭痛……”
銅元同樣為圓形銅錢，其與制錢之最大區別在於邊緣略厚，中央無方孔，出現甚晚，光緒年間始有面世，主要為模仿外國之銅輔幣，特別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銅仙。但以貨幣體系而論，其與大錢又是一脈相承。大錢在咸豐朝初鑄時雖有當五、當十、當二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等七種。但因流通阻滯。不久即廢棄當五及當二十以上各種，單鑄造當十一種。這種大錢當時在市面上已流通無阻，漸有代替制錢之趨勢。到光緒中葉以後，制錢徹底恢復已不可能，而當十大錢之流通已成習慣，銅元地鑄造即是乘此種趨勢，同時為適應中西通商日益發達之新情勢，乃將大錢的形式略加改變而稱之為銅元，其實質無非是改頭換面之當十大錢而已。
光緒二十六年(1900)廣東因停鑄制錢而鬧錢荒，外洋銅仙廣泛流通，為挽回利權，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便開始鑄造銅元。每枚重二錢，當制錢十文，以紫銅百分之九十五，白鉛百分之四，點錫百分之一配合鑄成，直徑二十八毫，形式精美，為白銅元之最精者，一面鐫光緒通寶四字，內加滿文廣寶二字，周圍鐫廣東省造，並分鐫每百個換一元字樣，一面中攜盤龍，四周有英文kwantunoncen字樣，意即廣東一仙。此種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貨幣。花紋細緻，中部無孔，均為進步的明徵。銅元鑄行之後，頗受社會歡迎，因其本身的價值只相當於67文銅錢，既然是當十使用，也不會有人會將其重新熔化。次年適當義和拳起事之後，鉅額賠款使清廷財政深陷困境，因廣東鑄造銅元已見成效，利潤也頗為可觀，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設廠仿鑄；各省督撫都知道鑄造銅元可以獲利，欣然受命，各造幣廠紛紛設立，大鑄銅元。其初因所鑄不多，市場容易消耗，極為民眾所樂用，不但按幣面每百枚換洋一元，有時甚至還超過幣面價額。
“財政部根據海關資料曾經有過報告，光緒三十一年以前，在膠州銅元每八十枚即兌洋一元，安慶每元合九十五枚，蘇州一元合八十八枚，杭州合九十枚，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可見發行價格雖規定為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時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梁士怡講到這裡，嘆了口氣，“可是好景不長，由於貪圖其中厚利，各省中即便動作稍緩沒有享鑄造銅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紛紛向外國採購機器建廠鑄幣，視鑄銅元為籌款之捷徑，結果產出大量銅元，價格迅速跌落，當十銅元地市價，由當九、當八、當八半、當七，而跌至當制錢六文半。宣統元年銀元每元可換銅元一百二十枚，而到宣統三年每元已經可換銅元一百七八十枚。銀價日貴，物價愈昂……”
“這種情況難道就沒有辦法控制麼？”
“辦法是有的，但實行起來難度頗大。清廷先前為挽救此種經濟危機，採用了兩種緊急措施，一面由度支部撥銀五十萬兩交順天府尹貶價收購銅元，以求提高銅元價值。並令各省加鑄一文新錢，以確保銅元當十之數，一面令各省局廠一律暫行停鑄銅元數月，以減少產量的辦法控制價值繼續下落。區區五十萬兩在京城雖可收一時平價之效，而對整個銅元制度，卻為效甚微。尤其是停鑄之令，首先不行於川省，江、鄂、湘、閩、浙、豫等省則請就現存銅斤繼續鑄造，津、粵亦請將已購之銅盡數鑄造，停鑄之令等於虛文，流通量不斷加大，更難收效。由於銅元過剩，充斥市場，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銅元在本省使用，一面又加緊將本省銅元行銷於他省，皆企圖以鄰為壑，以他省之失補本省之利……”
“這麼說來，制錢和銅元過剩的問題基本是同一地，即鑄造量過大不得不貶值使用，方才已談到了將各省鑄幣權收歸中央，看來不僅是主幣，就是輔幣鑄造權也是一大要害。”
“總統所言甚是，只是鑄銅元比鑄銀元要求更低，各省都有鑄造局，有些還不止一個，且都視之為本省財政來源，要想停鑄，難度很大……況且，很多銅元是辛亥後新鑄的，即使以前朝舊幣不得通用地條例去限制，也不太能夠奏效。”
“看來這事需要從長計議，諸位有什麼好點子？”秦時竹再次將問訊的眼光投向了在座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