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人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個子很矮，腰彎著，臉上的皮膚，像是核桃皮，又粗又糙，兩個眼睛，渾濁著，臉上的表情，是木訥的，見了人，也不會主動打招呼，只是傻傻的笑著。

村支書拍了拍他的肩膀，說：“老莫，省委王書記看你來了。你還不快說謝謝！”

那叫老莫的男人連忙笑著說：“好，好，共產黨好，政府好，感謝政府，感謝領導。”

話說的挺順溜，和電視上經常見到的差不多，估計他一年到頭，都要說上那麼幾次，多次排演過了。

王一鳴和他握了握手，他的手粗糙的要命，握著像是握住了一個樹根。握了一下，後面陪同的省扶貧辦的主任，連忙把一個用大紅紙貼著的信封，遞給王一鳴，信封上寫著“慰問金五佰元”幾個字。

王一鳴把信封交到老莫手上，老莫一眼就看到五百元幾個字了，心裡一激動，腿就軟了，立馬就跪了下來，向王一鳴和大家，磕了一個頭，嘴裡說著：“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王一鳴連忙把他拉起來，老莫站在旁邊，手還在激動的發抖，後面的同志，忙遞過來一桶花生油，一袋米。老莫抱著東西，臉上樂開了花。臉上的皺紋，擰成了一道道的溝壑。

王一鳴看著老莫，心裡是五味雜陳。他想起魯迅寫的文章，說我們中國人，是很容易做奴隸的，有的時候，當了奴隸，還很歡喜。假如有一種勢力，不把人當人，等同於牛馬，或者連牛馬也不如。突然有一天，你給他一個牛馬的價錢，那許多人，就要山呼萬歲了。這個老莫，已經被貧窮的生活，折磨的沒脾氣了，得了這一些好處，都歡喜的要命。想起了每年春節前後的電視上，做大領導的，都要下去，給誰送了一些東西，基層的老百姓，都是歡天喜地，這樣的把戲，演了一年又一年，從中央到地方，都是一個套路，領導們一屆一屆的演，老百姓一年一年的跪，真是一個頗有諷刺意味的時代。假如魯迅先生活著，不知道當作何感想！

電視臺的記者，忙把這個鏡頭，拍攝到攝像機裡。

王一鳴又走進屋子裡，抬頭看了看，樑柱上掛著一串串的玉米棒子，屋裡幾乎一件像樣的傢俱也沒有，幾個破木凳子，一個破木桌子，上面連油漆都沒有。在屋子的角落裡，幾塊石頭上，架了一個鐵鍋，旁邊放了幾把柴火，兩個塑料盆，裡面放了幾個碗，旁邊一個塑料桶，裡面有半桶水。

一個瓦缸裡，放了半缸米。靠牆角的地方，放了一張木床，上面有一張草蓆，旁邊的一張凳子上，堆著幾個棉絮。上面還有亂七八糟的幾件衣服。

這些就是這個叫老莫的男人，全部的家當了。

王一鳴問旁邊的村支書說：“他就一個人？”

村支書說：“是，老莫是個五保戶。年輕時結過婚，但女方受不了我們這裡的窮，沒多久就跑了。”

王一鳴問：“像這樣的情況村子裡有多少？”

村支書說：“多了，附近三個村，光是沒老婆的光棍，就有三十多個。本地的女人，知道這裡的生活條件，不嫁本地人，她們都千方百計，去了城裡或者外地。外地的女人，被騙來了，到這裡實際一看，也受不了，呆上個三五天，十天半月，就跑了，太窮，大部分的男人，一輩子找不到自己的老婆。在這裡，再醜的女人都是寶貝，在家裡說話都算話，男人都要看著女人的臉色說話，因為她一走，你再也找不到了。”

王一鳴問村支書：“你是不是也聽你老婆的？”

村支書說：“那肯定了，在這裡，女人是領導。”

大家聽了，都哈哈笑了。

又看了幾家，大同小異。能住的上磚瓦房的，都是好樣的了。

大家看了這個村，又上了車，往前走了一公里，又到另一個村子裡看了看，這個村在半山腰的一塊平地裡，進村要翻一個個的丘陵，看著是不遠，真正走起來，趴高上低的，也需要半小時。王一鳴戴著草帽，渾身都溼透了。王禮在旁邊，到處拍照片的興趣也沒有了，臉上熱的，都是汗水。邊走著山路，邊說：“真熱，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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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鳴說：“你什麼都沒扛，脖子上就掛著個相機，還嫌累。你看那些扛米拿油的鄉幹部，還有那些扛攝像機的記者，人家才真累。”

到了地方，才知道，這裡住的只有五六戶人家。到了幾戶村民家，看了看，發現家家幾乎都是家徒四壁，王一鳴把慰問金和所帶的食品發給他們，他們都是一個勁的千恩萬謝，說：“感謝共產黨，感謝政府！”

王一鳴問旁邊的村支書，說：“為什麼不搞點養殖業？”

村支書說：“交通條件太差了，前些年，村民養殖的豬，趕到山下想去賣，走著走著，連豬都累死了。外面的商販，也不願意到村裡來收購，就是有東西，也運不出去。實在是沒辦法。”

王一鳴又看了看他們村子的選址，在一個上坡下，要是一旦發生了泥石流，就是出人命的大事。於是對村支書說：“還是要儘快搬遷，到山下，交通方便的地方，重新建新村。”

村支書說：“還是錢的問題，再說下了山，沒有地了，這些人更沒辦法生存，現在他們好歹一個人還有一畝多地，雖然是山坡地，但還可以種些莊稼，夠半年的糧食了，到了山下，地丟了，更難辦。”

王一鳴問旁邊的省扶貧辦主任，說：“像這樣的邊民，全省有多少？”

省扶貧辦主任說：“有十二萬多人。”沿邊境的四個縣，都有這種情況。省財政這幾年，年年都在加大扶貧開發力度，但由於我們是落後地區，財力有限，短期內，還不能完全解決邊民的搬遷問題。

王一鳴問：“要徹底解決，全省需要投入多少錢？”

扶貧辦主任說：“這個還沒有算過？我們這樣估計吧，連搬遷費用加上基本的生活補助，每個人兩萬元，就是二十四個億，目前我們省裡，拿不出這些錢。”

二十四個億，在北京，確實不是大數目。我們國家，這些年，喜歡修建一些奇形怪狀的標誌性建築，一座下來，就是幾十個億，甚至上百億。在這些面子工程上，國家似乎有花不完的錢，而一到具體的關係到弱勢群體的生活補助上，幾乎所有的部門，都沒有錢了。這真是個怪圈。我們有錢辦大型運動會，開沒完沒了的這旅遊節，那博覽會，一個歌星，上臺一嗓子，就是幾十萬。一臺晚會，就是在最落後的縣市，也拿得出幾百萬。胡折騰有的是錢，辦正事就沒錢了，這些當官的，王八蛋真多！

在回程的路上，王禮問王一鳴：“爸爸，這一次，我算是開眼界了，原來我們國家，還有這麼貧窮的地方，你想啊，一年才650塊錢，他們怎麼活吧？！不是比非洲的難民，還不如嗎？聽說他們當難民的，一年下來，就是靠聯合國的救濟，一天一個人，都有一美元的生活費了。換成人民幣，一年下來，也是500多元人民幣了，比這些邊民強多了。”

王一鳴說：“他們窮？你還沒見過最窮的呢！我們國家，在大西北，在沙漠地帶，還有一年下來，人均00多元的地方呢！碰上不好的年景，顆粒無收，就是負收入。”

王禮說：“那怎麼辦啊？”

王一鳴說：“能怎麼辦？只能靠救濟了。”

王禮說：“我這就不明白了，電視裡天天說，我們的經濟高速增長，都增長幾十年了，我們的人民，怎麼還那麼多窮人呢？大街上到處都是乞討的，流浪漢多的是，穿的破破爛爛的，披頭散髮，在垃圾堆裡，撿東西吃，沒有一個機構，收留他們，還有那些看不起病的，在街道上等死的，我前幾天，和媽媽上街，就捐了幾十元錢了。真是救不完的窮人。我看那些外國人，看了這樣的情況，都狐疑不解，他們搞不懂，中國的實際情況，怎麼和電視裡說的，差別那麼大。”

王一鳴說：“兒子，我給你說實話，電視裡那都是宣傳口徑，整天說假話，糊弄人，不這樣，領導人的面子往哪擱吧，出國訪問的時候，到處捐錢，就說不過去了。其實實際情況是，我們的發展，問題重重。日本、德國，甚至我們的鄰居韓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都成了發達國家了，普通人的收入，也達到世界水平了，只有我們，高速發展了幾十年，石油快抽光了，鐵礦石已經枯竭了，煤礦再挖幾十年，也基本上枯竭了。所有的礦產資源，能挖的就挖，能賣的就賣，基本上快敗壞乾淨了，有的現在大部分要靠進口國外的原料，支撐國內的工業發展了。江河湖海，都汙染殆盡了，放眼全國，幾乎沒有一條大江大河，能夠躲過汙染這一劫。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好河山，現在都變了模樣，有的學者形容，過去我們是‘國破山河在’。現在我們是‘國在山河破’。中國人民辛辛苦苦，以破壞自己的生態環境和透支子孫後代的未來為代價，所創造的財富，都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我們的匯率制度、金融制度，出口補貼制度，對外開放制度，無償佔有了，我們一天天得到的都是不能用的白條，所謂的美國國債和一些公司的債券。只要美國的美元持續貶值，我們手中的所持的美元，早晚會變成一堆廢紙。毫無價值。我們被騙子騙的損失慘重啊，超過了1840年以來，所有條約賠款的總和。對這個，你魏正東伯伯，最有研究，他的文章的標題，就是‘抵抗美國的經濟侵略，改變殖民經濟’。等有時間了我和他吹牛的時候，你在旁邊聽聽，就明白了。現在網上，他火的很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