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面臨即將危亡的時刻，上天其實給了朱家王朝一次機會，把一個叫張居正的人推上了政治舞臺。

嘉靖年間，宦官勢力受到一定的抑制，開啟了“權相”時代，內閣大學士開始有首輔、次輔和群輔的區別，首輔位極人臣，一切朝政都歸其排程。

有道是“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交椅輪流坐，今日到咱家”，為了爭奪首輔的權位，大學士們用盡各種權術計謀打敗競爭對手。

嘉靖、隆慶年間，短短六年，徐階扳倒嚴嵩，高拱又推倒徐階，張居正又把高拱擠走，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甚荒唐，都為他人作嫁衣。

張居正，進士出生，和其前任高拱一樣，是明朝的權相時代受益人，作為一代名相，論道德品格，他比不上王安石；論武功成就，他比不上曹操；論文化修養，他比不上張九齡；論計謀百出，他不如蕭何、張良。

他愛美女、尚奢華，他不拘小節，父喪居然不丁憂，而是頂著洶洶非議選擇了“奪情”，甚至御史上疏彈劾他時還打了人家板子，看上去，全然沒有名士的氣節。

然而，事實上，他一生的事蹟可圈可點。

他重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加強了北方的邊防；他在邊疆實行互市，又使邊疆在政治經濟上保持了長久的穩定；他用潘季馴治水，黃淮治水成效顯著；他以一人的堅持，進行了一場幾乎不可能成功的改革，把一個行將腐爛的王朝，打理出一番中興氣象……

其中，張居正一生的輝煌與功勳，首推“一條鞭法”。

自明中葉以來，皇親國戚、文武勳臣大量兼併土地，而這些人往往享有賦役的優免，欽賜的土地又免稅。

那些沒有優免的縉紳地主，又把自己的土地偽託於上述權勢之家，以至於到張居正時代，國家控制的納糧當差的土地急劇減少，和明朝開國時期相比，“額田已減強半”。

有資料表明，在明初，官府登記在冊耕地有八億五千萬畝之多，到萬曆六年，僅僅只有五億一千萬畝，整整蒸發掉了三億多畝良田。

這說明，全國將近四成的土地，已經落入皇親貴戚、豪門富戶，以及貪贓自肥的官吏手中。

而且家有良田千畝者，往往無須納糧當差，家徒四壁者卻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戶力薄難撐，只得舉家逃亡。

張居正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大權在握後，他立刻施行霹靂手段施行改革，全國各地在觀望一陣後，陸續動了真章。

改革共分兩步，第一步，便是推行“清丈”。

即使按照今天的觀念來看，張居正當時的辦法，已經很先進很有效了，首先要求有田產者進行自查申報；然後是鄉、裡組織丈量、造冊，這個冊，就叫做“魚鱗冊”；第三步，便是交叉檢查，從各鄉、各裡抽出“素行端謹”人士，進行交叉複查，複查和造冊數相同的過關，不同的就追究責任人。

透過這幾個步驟，大部分的縣都做到了“丈無遺地”，經過兩年多的清丈，官府記錄在冊的土地，比清丈前多出了一億八千多萬畝。

作為當朝權貴之一，張居正自己也是享有優免的，自然也是清丈的物件，張大人果然居正，主動按照清丈要求，清查自家隱匿的田畝。

清查的結果，很有代表性，張家的田產大約為糧七十餘石，但在縣衙的賦役清冊裡面，卻翻了幾個跟頭：“內閣張，優免六百四十餘石”，多出的五百七十多石糧跟著“內閣張”一起優免了。

那五百七十多石，有張居正族人借家族名號“一體優免”的，也有張家僮僕的私田混進張家田畝的，更多的居然是張家人不認識的，仔細深查，卻是一些地主賄賂稅吏，竄名掛靠進來，意圖規避納稅的。

張居正得知自家情況後的憤怒可想而知，在給兒子的信中，他要求立刻把託名於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糧悉數上交，就連政府給自家的優惠政策他也不要了，“盡數與小民一體當差”。

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就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事後看來，他的確是做到了。

……

萬曆清丈的成果，使得國庫迅速得到充盈，據史書記載，到萬曆十年，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自正德、嘉靖以來，“最稱富庶”。

在萬曆清丈的同時，張居正已在考慮改革的第二步，這個改革註定要載入史冊，那就是“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說白了就是把田稅、丁稅、雜稅合一，按田畝的多少徵收，並用銀兩交納，使賦稅開始由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轉化，把原來繁雜的名目統一到一個條目下，所以叫一條鞭。

這樣作的好處很多，一些好處現在看來覺得沒什麼，但在當時，其對社會發展促進不小。

首先，它規定稅款徵收的是“銀”，而不是其他物資和徭役，銀子作為貨幣流通，有了法律依據，促進了貨幣的發展；

其次，短時間內，明政府的財力大增，民間的大量銀子，終於有相當一部分迴流到政府手中，政府有了一定的平抑物價能力；

第三，一條鞭法按畝徵收的特質，使財政負擔的大部分從農民身上轉移到了大地主身上，大地主成為了賦稅的主要來源，農民的負擔減少，自然推動了生產力；

第四，按土地徵稅，一些無田者，包括商人、小手工業者，除了商稅外，不再履行徭役義務，使稅收由人頭稅開始向財產稅過渡，稅負趨於合理。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但是，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這給各級胥吏橫徵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一條鞭法”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顯赫，在稅收史上更是一種劃時代的稅收體制，透過一條鞭法的實施，明朝在短時間內國庫充盈，財政狀況一度大為改善。

然而，所謂“寧給好漢牽馬墜鐙，不給無賴當祖宗”，張居正的可悲之處，在於他沒有遇上一個明主。

張居正的改革，勢必得罪一大票特權階層，張居正生前，他們敢怒而不敢言，至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後屍骨未寒，彈劾疏就像雪片一樣飛向萬曆的龍案。

張居正盡心輔佐的萬曆皇帝，算是一個聰明人，卻也是整個明朝最懶惰、最貪婪的皇帝。

張居正輔國的十年，萬曆還小，每次見到他的老師張居正都戰戰兢兢，內心之惶恐難以名狀，可如今，天天管著他的人終於死了，他終於可以出口惡氣了。

物極必反，幾個月後，萬曆就憤憤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官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甚至張居正本人都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

明神宗萬曆，不僅能幾十年不上朝甘做宅男，還特別愛錢，他喜歡銀子，他最大的樂趣，便是天天盤坐在炕頭數銀子玩。

皇上取天下的金錢，最方便的辦法莫過於加稅，不過加稅的收入，卻不能入國庫，而要進入萬曆的私人小金庫，當時叫“內庫”。

萬曆看到採礦冶煉獲利頗豐，就在原來礦稅的基礎上做起了文章，他完全拋開徵稅體制，派出太監為“礦稅稅使”，作為皇帝的私人徵稅代表，替他收私房錢。

說是徵收礦稅，其實這些太監出來，基本上等同於明火執仗的搶劫，只要他們指定哪塊土地下有礦藏，地產所有人就必須繳納礦稅。

礦稅斂財的危害是毀滅性的，那些礦監毫無顧忌地在全國橫行，斂財的手段幾近瘋狂，單在萬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就蒐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效率之高，令人驚奇，這還是繳入皇帝內庫的數目，那些太監和隨從吞沒的錢財，卻是無法計量了。

礦監成為當時最大的禍害，這次不僅僅是農民，許多士人、官宦、商人的利益也大受侵害，一些家中稍有資財的大戶，在礦監面前，紛紛敗下陣來，家破人亡者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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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張居正的所有努力，全部化為烏有，明王朝的命運，重又回到了加速墜落的軌道。

後來，萬曆三大徵後，張居正給攢的錢也造完了，可北方崛起了一個後金，時時騷擾犯邊，內地，農民起義從來就沒有消停過。

朝廷陷入兩面作戰，北拒後金，內鎮義軍，國庫沒有錢，大臣們請萬曆動用私房錢湊軍餉，他卻說：“不行，這打的是國仗，為啥讓我掏錢，我不掏，沒錢你們去加稅。”

大臣：“可江山是皇上你的啊……”

他說：“別忽悠我，江山我沒有看見，銀子實實在在是我的。”

好玩不？這個皇帝，就這格局。

沒辦法，自此後，朝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對田賦加派賦銀，主要分為遼餉、剿餉、練餉，統稱“三餉”。

“三餉”的加派，讓農民重又不堪重負，礦稅的斂財手段，更讓士人和富家寒心，並最終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史學家稱，明朝的亡國，不在崇禎，而實亡於萬曆！

至此，明王朝的覆滅，只是時間問題了。

終於，他的孫子崇禎，和煤山上的歪脖子樹進行了最後的親密接觸，朱家皇上，永遠的告別了歷史舞臺……

（提問：大明戶籍，主要分為哪幾類？）

感謝：盟主“裔親芳澤”、“秋之物語”的打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