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罷序名，不禁一笑--昨晚與“梁燕同志”透過電話後，睡前想了幾個序名，都不甚滿意。清晨半睡半醒之際，又在想，頭腦中忽然冒出了以上六個字。起初自嘲江郎才盡，什麼年代了，那麼六個字豈做得序名的嗎？未免太陳舊了呀，有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感覺嘛！然而那六個字，偏偏像是每個字皆有了點兒魔力，膠著在腦海中賴著不去了。

一邊穿衣服一邊尋思，究竟好還是不好？及至下床，竟決定了--便是“我和梁燕同志”吧，明明白白，也挺好，儘管有種“從前”的氣息，但我卻漸漸喜歡起那種老物件般的氣息來。何況，我倆都一眨眼似的，無可奈何地老了。並且，也都多多少少地，與眼下的時代有些隔膜。

梁燕同志1926年生人，屈指算來，已85歲了。

他怎麼就會85歲了呢？這真是我沒法接受的事實！然而正如常言所道，事實就是事實啊！

從前的他，我最初認識的“梁燕同志”，說起話來語速是很快的，習慣說短句。我倆在一起討論什麼事時，他常說的是“好”、“聽你的”、“就那麼辦”、“一切你做主”、“沒問題”……

如同不分彼此的“鐵哥們兒”。

而他大我23歲，按年齡，是我本該尊為父輩“級別”的人。可我卻一向視他為“鐵哥們兒”。因為我們曾是同事。當年那一種特別友好的同事關係，將輩分意識沖淡了。反正在我這方面是的。又因為，昨晚前，我一次也沒問過他的年齡，不清楚他竟大我23歲。偶爾也會想到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但即使想到了，“哥們兒”關係已先入為主，成“主流意識”了，只不過再塗上層“老哥們兒”、“老鐵哥們兒”的意識色彩罷了。“忘年交”這種很文氣的說法，不太能表明我們之間曾經的友好關係。

曾經嗎？

是啊。自從他退休後，凡25年間，我們見面的次數是越來越少了。他常住甘家口，有時到北影廠領工資，想我了，會順便到我家看我，聊會兒天。後來北影也發工資卡了，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更少了。然我是常掛念他的。他也必常掛念我--這還用說！

我於1977年從復旦大學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後，編輯部於是有了三個姓梁的。年齡最長的是梁彥同志，是位“老三八”，很正直，在編輯部極受尊敬，那時他已快60歲了，人稱“老梁彥”。

由於有了位“老梁彥”的存在，當時才50歲左右的“梁燕同志”，便被叫做“小梁燕”。而我，則被叫做“小梁”。

我們“三梁”之間關係很好。非是自詡，我們都視自己為正直之人。

“老梁彥”退休後，“小梁燕”的關係地位在我意識中“升級”，便開始稱他“老漢”。這一叫，竟叫了30多年，真的將他叫成了85歲的老漢，我自己也不再是當年的“小梁”了。當年北京電影制片廠的編輯部分為三個組。外稿組是負責審閱每日從四面八方寄來的劇本投稿的。我曾是外稿組編輯，“老梁彥”曾是我組長。1983年我調到了組稿組，就是定向與較成熟的作家編劇進行聯絡的一個編輯組，“老漢”是我的副組長。兩年後，“老漢”到了編劇組任副組長，不久我也調到了編劇組。

我們的關係，由是更好。大學畢業後，我的工作分配指標是歸在文化部的，當年的北京電影制片廠屬文化部直接領導的單位。我可以留在部裡，也可以選擇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一則是因為心理上排斥機關氛圍，二則是因為喜歡看電影。當年我才二十八九歲。我們這一代人，愛看電影的慾望比現在的年輕人強烈多了。在當年，中國青年人的精神享受內容少得可憐，看電影算是很高階的精神享受了。到了北影後，自然萌生過創作電影劇本的念頭。但很快便意識到，要想實現心願，那是“難於上青天”的。

北影幾位資深的老編劇，尚且屢屢失敗，哪兒輪得上我呢？於是一門心思寫小說。即使哪篇小說被北影或其他電影製片廠相中了，自己也不想親自改。

於是在我們北影，“老漢”成為“梁曉聲小說”之“改編專家”。除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是由長影的導演親自改編的，後來幾篇當年適合於改編成電影的小說，幾乎皆完成於“老漢”筆下。

“老漢”出馬，一個頂倆。基本的情況是，一稿定江山。推翻重來的事，從沒發生過。

“老漢”改編我的小說之前，看得認真，想得也周到，然後約我一談。我們那種原著和改編者之間的合作，默契到像是一個人的程度。相互之間的交流，也很少超過一個小時。

通常我一聽完他的改編想法，往往根本無須補充什麼，提醒什麼，只說：好哇，老漢，就照你的想法改唄！

於是一個星期後，最多兩個星期，我便見到了改編劇本。字跡工整，幾無塗抹。

讀後，我照例只一句話：滿意，就這樣了。不是不負責任的敷衍，是確實滿意。如果是將要投拍的劇本，自然會再加一句：聽聽導演的吧。而到了導演那兒，往往也只不過這兒那兒小改幾處罷了。以至於後來北影廠的刊物《電影創作》缺劇本了，主編就找到我或“老漢”的頭上，交代任務：有沒有合適的小說可改？如果有，儘快進行，等米下鍋！

那真是相互愉快到極致的合作！半句也沒爭論過。

“老漢”總是特謙虛，每言是因為我的小說好改。而實際情況乃是--我的小說經他一改編，從內容的豐富性、人物形象的生動性到對話的個性化、時代氣息的傳達方方面面，都會有明顯之提高。

“老漢”的改編，在以下幾點每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可以說使我受益匪淺。

一是他擅長寫人物對話。他筆下的人物，都像他一樣，短問短答遂成自然。如果一個劇本中的人物都那麼說話，似乎必將雷同。可呈現在劇本中，卻並不。何以呢？因為同是短言短語，他善於根據人物的性格與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以斟酌，並使之口語化。而短言短語是我不擅長的，口語化更是我的弱項。我筆下的人物，一說起話來，往往書面語的毛病就呈現了。在此點上，他是我的老師。他諳熟各色人等的日常語，我向他學了不少。

二是他的幽默。那種不經意似的，具有黑色意味的幽默，也是他的長項。我想，這是由於他是有獨立思想的人，從解放前到解放後，他經歷了很多事情，目睹了很多現象，雖然自己一向平安無事，但眼見他者命運的無法把握，心有同情，於是由無奈中感受到了黑色的荒誕來。黑色的幽默細胞，我也是有的。但我筆下的黑色幽默，每是刻意創作的。不如他，是筆下油然而生的。

三是他對解放前後各色人等的生活常態，相當瞭解。所以在改編我的小說時，他善於補充生活情節和細節，提高原作的生活氣息。我和“老漢”最成功的合作，在我看來是《西郊一條街》的改編過程。那是我一篇2萬字左右的短篇小說，可我們共同將它構思成了30集的電視劇本。那時我已調至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他已退休。他體恤我在時間和精力方面的不足，照例由他擔綱創作。好在他當年已學會了用電腦，否則由60多歲的人來執筆30集的電視劇本，委實是冷酷之事。我們討論了四五個晚上（白天我還要上班），之後“老漢”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就創作出了初稿。

以我的水平看，基本還是一稿定江山。我的滿意程度，遠遠超出預期。那是專為鄭曉龍導演創作的劇本。可由於當年城鄉間的戶口問題是敏感問題，被歸在了不得觸碰的禁區。所以當年沒拍成。我因“老漢”的一番大辛苦付之東流，耿耿於懷了很久。大約是4年前，鄭曉龍麾下的李曉龍導演終於將劇本拍成了電視劇，更名為《城裡城外》。因為故事背景移到了北京郊區，禁忌多多，改動頗大。

【新章節更新遲緩的問題，在能換源的app上終於有了解決之道，這裏下載 huanyuanapp.org 換源App, 同時查看本書在多個站點的最新章節。】

但是依我看來，糟蹋了“老漢”的一流劇本了。兩位“曉龍”都是我的朋友，心存審查桎梏，他們不得已為之的種種改動，在我和“老漢”這兒，也只有理解萬歲了。

而成為我的一部長篇小說的《黃卡》，今年又有出版社將再版了。那事實上完全是“老漢”的創作成果，作為小說出版之前，我只不過又進行了一番文字加工而已。

我一直當那是“老漢”送給我的一份厚禮。反正非是什麼暢銷書，印數有限，稿費不多，我也就從沒跟“老漢”客氣。

“老漢”1945年參加革命；1946年入黨；1947年參軍；1952年轉業到了中央電影局辦的編劇班；1953年到了中央電影所，當年就赴往鐵路工地體驗生活，並擔任教導員。次年寫出了小說《我的叔叔》，那在當年是較出名的小說。

想來，那時他才28歲，與我分配到北影的年齡一樣大。

1955年始，他被抽調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工作單位也一直在變--《中國電影》雜誌、長春電影制片廠、北京電影制片廠--這時已是1973年，他已47歲了。至“文革”結束，他51歲了。

一位當年極有創作潛力的文學青年，倏忽一下子似的成了半百之人。

他每對我說：“曉聲啊，我退休前，咱倆合作那幾年，居然成了我創作的黃金時代，可惜到來得太晚了，太晚了……”

他說得心裡很不是滋味。我聽得心裡也很不是滋味。

這些年來，我也漸覺自己老之將至，精力大不如前。每當我有了創作電視連續劇的大念頭，首先會情不自禁地這麼想--能再度與“老漢”合作多好！但轉而一想他的年齡，便怏怏作罷了。

事實上與“老漢”合作，那過程不但默契到極致，不但分外愉快，而且簡直還是一種友情的享受。再說得實在些，那一種合作，於我是完全可以百般放心地依賴一下的。

現而今，哪兒還能指望能有這樣的合作者呢？每悵然。甚或嗒然若喪。“老漢”，“老漢”，你怎麼就一下子就85了呢？你何以老得這麼快？

如果你仍處在剛退休時的60歲的年齡，我也再年輕10歲，我們可有多少次更愉快的合作啊！

奈何！奈何！值我親愛的“老漢”之創作集即將出版之際，寫此序，以紀念我們之間那種彌足珍貴的友情。

“老漢”，你看我一直將對你的習慣性稱呼加上引號，證明我是多麼不願面對你已85歲了的事實！

你要健健康康地活到100歲以後！

2011年5月31日

於北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