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閒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裡是這麼蕪雜。一個人做到了只剩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
這是魯迅為他的《朝花夕拾》所作的“小引”。文中還有一段，進一步告白他的回憶感覺：“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魯迅寫這“小引”時是1927年的5月，在廣州。魯迅文章的遣詞，有時看似隨意，然細一品咂，卻分明是極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織為“擾攘”、形容屏息斂氣為“悚息”，而形容隱蔽又為“伏藏”。他是不怎麼用司空見慣的成語的，每自己組合某些兩字詞，使後人讀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語深刻多了。1927年的中國，居然用“離奇”二字來加以概括，這也是令我有“離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詭的意味。
我對80多年以後的中國的當下，往往也生出“離奇”的想法，又往往和當年的魯迅一樣，亦覺“心裡是這麼蕪雜”。並且呢，同樣常被回憶所糾纏，還同樣時覺無聊。我怕那無聊的腐蝕，故在幾乎“只剩回憶”的日子，也會索性靠了回憶姑且抵擋一下無聊的。近來便一再地回憶起我的幾名中學同學。在我的中學時代，和我關係親密的同學是劉樹起、王松山、王玉剛、張雲河、徐彥、楊志松。我寫下的皆是他們的真實姓名。我回憶起他們時，如魯迅之回憶故鄉的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那都是養育百姓生命的鮮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幾名中學同學，除了徐彥家的日子當年好過一些，另外幾人則全是城市底層人家的兒子。用那些生長在泥塘園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認為倒也恰當。與魯迅不同的是，我回憶他們與思鄉其實沒什麼關係，更多的是一種思人的情緒。自然，斷不會生出“也不過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覺如沐煦風，體味到彌足珍貴究竟有多珍貴。
我和樹起在中學時代相處的時光更多些。我家算是離校較遠了，大約半小時的路。樹起家離校更遠，距我家還有20分鐘左右的路。我倆幾乎天天結伴放學回家是不消說的了。走到我家住的那條小街街口，通常總是要約定，第二天我倆在街口見，一塊兒去上學。路上是一向有些話題可說的--學校裡的事，班級裡的事，各自家裡發生的煩惱，初中畢業後的打算，誰在看一部什麼小說，等等。有時什麼也不說，只是默默往前走，那是要遲到了的情況下。還有時一同揹著課文或什麼公式往前走，因為快考試了。樹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間，比我家還小，簡直不成樣子。現在中國的城市裡絕對見不到那樣的人家了，在農村也很少見了，若是有同情心的人見了，肯定要心裡難受、潸然淚下的。那樣的家，簡直是土坯窩，回到那樣的家，差不多可形容為一頭鑽進窩裡。但在當年的哈爾濱，那樣的人家千千萬萬。正因為比比皆是，所以小兒女們並不覺得自己可憐，照樣愛家、戀愛，在乎家之安全和溫暖，彷彿小動物之本能地喜歡家。樹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樣的家裡。當年他的父母親都已經快60歲，在我們幾個同學眼中是確確實實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親還在工作，拉鐵架子車。如今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肯定都很難找到那樣的車了，可在當年那是哈爾濱市一種主要的運載車。一般情況下不是誰有錢就能買得到的，得憑證明，屬於“勞動資產”。他的父親剛一解放就是拉那種車的車伕了，那種車對於他的父親猶如黃包車之於祥子。
我和樹起一起上學，有時他會給我一個大的蒸土豆，或半塊烙餅。若是夏天，可能是一個大西紅柿，或者一條黃瓜。捱餓的年代，給人任何可吃的東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義。他心裡總是惦記著我。記得有次他還給了我幾塊很高階的軟糖，這可是我小時候少有的享受，他告訴我他的三姐結婚了，這是她的喜糖。他有四位姐姐，這著實是令我們幾個羨慕的。
樹起學習很好，數理化及俄語四科成績在班裡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有同情心，眼見不正義的事他很難做到視而不見，若是發現老人或孩子當街跌倒了，他是那種會趕緊跑過去扶起來的少年。
“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之間從沒發生過爭論。這麼好的同學，我和他爭論什麼呢？我一向認為他對人對事的看法是客觀公正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現也很“特別”。他是班裡的好學生，完全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他從沒親筆寫過大字報，別人寫了讓他簽名，以示支援，他也要認認真真地看一遍，倘覺得批判的內容不符合事實，那麼他就會拒絕簽名；倘覺得其中一句話甚或一個詞對被批判的人有顯然的侮辱性，他就會要求對方將那句話或那個詞刪除，若對方不刪除，他就不簽名。他絕不會打人的，不管對方是誰。即使一個公認的“*****他也並不認為任何人有權利侵犯對方。他對做過那樣的事的人是極嫌惡的。他這一種“特別”，當年深獲我的敬意。
但我們之間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論，在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被“打倒”之後。
有次在我家裡，我說了一句對偉大領袖極不敬的話，並表達了這麼一種看法--如果一個人將當初與自己出生入死的革命戰友幾乎逐一視為敵人了，並且欲置於死地而後快，那麼我對這樣的領袖是沒法崇敬的。我還指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樣的“語錄”是“荒唐”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國小說，那些文學作品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顯示。
樹起他當時瞪大雙眼吃驚地看著我，半晌才說出一句話是：“你再也不許這麼胡說八道！”
我說：“這不是在家裡，只對你一個人說嘛。”
他說：“我沒聽到，什麼沒聽到。你發誓，以後再也不說類似的話了，對我也不說了。”
直至我發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氣。當年他替我極度擔心的樣子，以後很多年，都經常浮現在我眼前。然而事情並沒完，後來他又召集了張雲河、王松山、王玉剛三個再次鄭重地告誡我。雲河就問：“曉聲他說什麼不該說的話了？”玉剛說：“別問了呀，肯定是反動的話啊！”而松山則說：“這傢伙，一貫反動，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現行***啊？”雲河又說：“也不見得就一定是反動的話呢？樹起你說來我們聽聽，一塊兒評論評論，果然反動，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樹起張張嘴，搖頭道：“我不重複！”我只得自己承認：“是有點兒反動。”樹起又說：“如果你哪天被打成現行***了，讓我們幾個怎麼辦？跟你劃清界限？那我們難受不？揭發你，那我們能嗎？我們幾個都不會在政治上出什麼事，就你會！你今天不再當著他們三個發個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們三個，見樹起說得異常嚴肅，一個個也表情鄭重起來，皆點頭說對，之後就一起看著我，等待我發誓……
當年我們五個初三生，真是好像五個拜把子兄弟一樣，雖然我們不曾那樣過。“情義”觀念，怎麼一下子就在我們五個之間根深蒂固了，如今也記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家都在上學去的同一路線上。雖說是同一路線，但上學是不可能一個找一個的，那樣我和樹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學回家，則要走得從容多了，我們便常常一齊走。先陪雲河走到家門口，依次再陪玉剛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後是我和樹起分手。寒來暑往，一個學期又一個學期走下來，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們都是底層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貧寒。不管一塊兒到了誰家，都沒什麼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隨便。而家長們，對我們也都是親切的。當年像我們的父母那樣底層人家的家長，對與自己兒子關係密切的同學，想不真誠都不會。而既真誠了，親切也就必然了。
但我們之間的“情義”，主要還是在“文革”中結牢了的。雲河、松山和樹起一樣，是班級數理化及外語四科的尖子生。玉剛則和我一樣，綜合成績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發表的檔案中說--初、高中生們，以後或升學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現如何。弦外音是，表現不好的，那時會有麻煩。
這無疑等於“頭上懸刀”。為了不至於落個“表現不好”的結果，大字報起碼總得寫幾張吧？然而對於雲河、松山、玉剛三個，讓他們提起毛筆親自寫大字報，如同讓他們化了裝演街頭戲。他們平時都是訥於語言表達，即使被迫作次表態性發言，往往也會面紅耳赤，三分鐘說兩句話都會急出一頭汗來，當然也會急出別人一頭汗來。
於是寫大字報就成了我和樹起的義務，他們只管簽名。我一個人不時在他們的催促之下寫一張，我們五名學生的表現也就都不至於被視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樹起審閱，我再抄。樹起說“沒問題”，他們就都說“完全同意”。
其實呢，我每次都將寫大字報當成寫散文詩，也當成用免費的紙墨練毛筆字的機會，從不寫針對任何具體個人的大字報。
玉剛的話說得最實在，他當年曾一邊看著我寫一邊說：那麼高層的事，咱們知道什麼呀！還是曉聲這麼虛著寫的好。
而松山曾說：“啊”少幾個也行，你別往紙上堆那麼多詞，看著華而不實。
雲河曾說：詞多點兒可以的，蒙人。該蒙人的時候，那就蒙吧。不多用點兒詞，怎麼能顯得激情飽滿呢？
樹起則作權威表態：那就少抄幾個詞，找一段語錄抄上，反而顯得字多。
我們自幼從父母那兒接受的樸素的家教都有這麼幾條：不隨幫唱影，不仗勢欺人，不牆倒眾人推，不落井下石。
切莫以為以上那些詞，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說出。誰這麼以為，真是大錯特錯了。事實上在城市貧民大院裡長大的我們，從小經常聽到目不識丁的大人們那麼評說是非對錯。在民間，那不啻為一種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們都是“闖關東”的山東人的兒子，我們的父母，儘管都是沒文化的人，卻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敗了，那麼在生存方面便也不會有什麼希望，故都自覺地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則。多少年後，我反思“文革”時悟到，我們實在是應該感恩於父母的。中國，也實在是應該感恩於某些恪守世道原則的底層人民的。若當年那樣一些尺度被徹底地顛覆了，中國之災難將更深重可悲。所幸還未能徹底。
據說評定一名學生在“文革”中的表現如何，還要看他是否主動與工農相結合過。我們五人中，樹起是團員，在政治方向上，我們都與他保持一致。
樹起認為，如果嚴格按照“學生也要學工、學農”的“最高指示”去做，“學工”強調在前，我們應該先學工。
於是我們去到了松江拖拉機廠。那完全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義務性勞動。我們是不怕累的，因為累而多吃了家裡的口糧也在所不惜。但，那個廠裡的工人階級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派，一派人多勢眾，叫“革命造反團”；一派人少，以老工人為主，叫“紅色造反團”。“紅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視為“不可救藥的保守組織”，後又乾脆被宣佈為“反動”的了。偏偏我們參加勞動的那個車間裡，基本全是“紅色造反團”的老工人。他們對我們愛護有加，我們覺得他們都很愛廠，都很可敬。學工的學生只埋頭苦幹是不行的，還要積極參加工廠裡的“造反勞動”。“革命”的造反，“紅色”的也造反，究竟應該跟隨哪一派，我們困惑了，為難了。
樹起倒很民主，其實也是沒了主張。他說聽大家的。雲河說：“我覺得曲師傅一點兒都不反動，是個好工人。讓人家傷心的事我不做--曲師傅是帶領我們勞動的老工人。”松山說：“我覺得這車間裡的老工人個個都是好工人。”玉剛說：“我的看法和他倆一樣。”樹起又說“：那，我明白你們三個的意思了。曉聲，你的態度呢？”我果斷地說：“咱們支援‘紅色’的，幫他們把‘反動’的帽子還給‘革命’的！”於是我們在“革命”的和“紅色”的之間做出了堅定的選擇。
若能使這個廠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視為“反動”的，我們覺得也不枉學工一場了。
我又寫起“文革散文”來，仿“***的風格，一評、二評、三評連續《評這些老工人誰都不反動》……
看的人居然還很多，反響還很大。曲師傅不安了，老工人們感動了，他們勸說我們沒必要捲入廠裡的派系鬥爭。而我們心中都充滿了政治正義感，將那種“捲入”視為己任，還都有股子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
有天早上我們又結伴去廠裡，在大門口被攔住了。前一天夜裡“革命”的一派單方面奪權了，“紅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來，參加所謂的“悔過學習班”了。
我們五名中學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後來，廠裡連續貼出了評我們的大字報的大字報，也仿“***的風格，曰一評、二評、三評……
那個冬季，我們去了曲師傅家很多次想看望他，可是他的思想很“頑固”，很晚才被放出來，直到最後一次我們才見到他。他沒寫“悔過書”，“革命造反團”的頭頭是他徒弟，拿他沒奈何，不寫也只得恢復了他的自由……
來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到哈爾濱甫一展開動員，我就報名下鄉了。一則，是家裡生活太困難了，太缺錢了，我急切地要成為能掙錢養家的人；二則，是我對“文革”厭煩透了。因為我每天所耳聞目睹之事，不是鬧劇就是悲劇。即使以鬧劇開始，到頭來也還是會以悲劇結束，總會有人賠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響應了“上山下鄉”的號召，而且此前還曾是為全班同學服務的“勤務員”，所以有了一種光榮的資格：參與由軍宣隊員主持的為全班同學做政治鑑定的工作。鑑定分為四等--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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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措辭區別，令人不禁聯想到官方悼辭的措辭區別。軍宣隊員說，別看多了“無限”或少了“無限”，多了“積極”或少了“積極”，一入檔案，隨人一生，將來的用人單位，憑這一種微妙區別，一看就會心知肚明，決定這樣看待誰或那樣看待誰。
既然茲事體大，我豈能掉以輕心？樹起是沒問題的，但議到雲河、松山和玉剛時，軍宣隊員說有人反映他們屬於不常到學校參加運動的同學。我據理力爭，說他們的運動表現起碼和我是一樣的。我寫過的大字報上他們都署了名的，我們是一塊兒去學工的。如果他們的鑑定中沒有“無限”和“積極”四個字，那我的鑑定中也不應該有。否則，對他們不公平。
在我的極力爭取下，他們的鑑定中也有了在當年被認為舉足輕重的四個字。我的堅持感動了一位參加鑑定的校“革委會”的老師，他提議在我的鑑定中加上了“責人寬，克己嚴”六字。（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