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反諷
自民初北大著名學者兼翻譯家林紓在《大觀》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號）發表短篇《傅眉史》，並首度冠以“武俠”類目以來，武俠即躍登文壇一角，掀起一波三折的創作熱潮以及紛至沓來的批判與爭議。其中尤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一九二三年）所引起的爭議最大。
許多文壇上的知名之士皆深惡痛絕，甚至要口誅筆伐，必欲除之而後快！推究其故，大概是由於這類“俠以武犯禁”的通俗讀物多半脫離現實，譁眾取寵，語不驚人死不休！加以它又作意造奇，馳騁幻想，快意恩仇，標榜替天行道；在一定程度上能給予亂世兒女“苦中作樂”的精神慰藉。因此，武俠在民間普遍受到社會大眾歡迎，紛紛趨之若鶩。於是在市場排擠效應之下，一般對所謂“革命文藝”、“嚴肅文學”或西化派鼓吹的寫實主義作品多敬而遠之，抱持觀望態度。致令其社會影響力大打折扣，則彼等“惡紫之奪朱”的“反武俠情結”豈有不集體爆發之理！
是故，一九三○～四○年代的左翼作家如瞿秋白、沈雁冰（茅盾）及鄭振鐸等學者名流，均撰文全盤否定武俠的存在價值，斥之為“反動、封建的市民文藝”，“是潛伏在中國國民性裡的病菌得到機會而作最後一次的發洩罷了”。影響所及，凡有命思想前進的文人雅士乃一面歌頌唐人傳奇（包含武俠作品）及《水滸傳》（具有武俠性質）的偉大藝術價值；一面又鄙薄近世及當代的武俠“擾亂社會秩序”，混淆視聽！
他們似乎忘了周樹人（魯迅）曾在《中國史略》（一九三○年）中剴切指出：“是俠義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殊不知清代俠義正是民國武俠之前身。即令其後裔子孫“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或有賢愚不肖之分，卻也應區別良莠，不該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何況其寓教於樂，表彰俠義精神；濟弱扶傾，伸張人間正氣，實具有“安定戰時社會人心的作用”（借高陽語）。正是功大於過，不容抹殺！縱使我們不認同它是中國通俗文學大觀園中的一朵“奇葩”，然其確為文壇上活躍已久的一支“異軍”，應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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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吊詭的是，自國府遷臺近半個世紀以來，臺灣武俠作家儘管是名手輩出，屢有佳構；然總體而言，似乎仍處於“妾身未明”的尷尬地位。非但作者生平無人聞問，就連其作品真偽也是一筆糊塗賬，令人難以分辨。久而久之，以訛傳訛，甚至把這笑話鬧到大陸去（如河北花山出版社所編《中國武俠辭典》）。殊可痛惜！
晚近十年，時轉勢易。由於香港武俠泰斗金屬作品集獲得解禁，來臺促銷；經過大眾傳媒的鼓吹，以及若干文人學者的推波助瀾，文壇觀感丕變，已不再視武俠為毒蛇猛獸。文藝理論家也逐漸承認武俠是一種特殊的“文類”(genre)，或當作“次文類”(subgenre)看待。學界或舉行武俠研討會，或有國內外的研究生拿來作碩士、博士論文題目；但可惜泰半見木不見林，僅止於“萬般皆下品，唯有金庸高”而已。其實大謬不然！
從一九五○～七○年代之間，臺灣武俠風起雲湧，百花齊放！也出了不少專業作家及優良作品，並不遜於金庸。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當時約有三百多個武俠作者以此為生。其中號稱“名家”者，即不乏二十餘位可供談資。例如郎紅浣、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伴霞樓主、孫玉鑫、墨餘生、東方玉、古龍、蕭逸、慕容美、上官鼎、高庸、柳殘陽、雲中嶽、武陵樵子、司馬紫煙、玉翎燕、獨孤紅、秦紅、溫瑞安（以上大致按其出道先後為序列），以及很早就“淡出武林”的獨抱樓主、古如風、易容（唐煌）等等。可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筆者不才，浸淫此道已垂四十年之久。正如清人孔尚在《哀江南》詞所雲：“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對於這些武俠家即令無一面之雅，然其生平行誼亦略有耳聞。今不揣淺陋，願將所見所聞所思一一寫出，以供有志於研究武俠“實驗美學”者（包括作家生平、創作動機、文化素養、時代感受、價值取向等等）參考；同時也為久遭文壇冷落的“武俠異軍”留下一鱗半爪的基本資料。庶幾不負區區半生神遊武俠天地、孤劍獨行、披荊斬棘之苦心也。
“老驥伏櫪”郎紅浣
若論臺灣武俠作家資格最老、輩分最尊者，殆無人能出郎紅浣之右。他不但是臺灣最早從事武俠創作者之一，而且是開啟此地報刊連載武俠長篇的第一人。正因他“臨老學吹xiao”，起了帶頭作用，方促使見獵心喜的後生晚輩紛紛效尤，而為面臨“斷炊”危機（由於兩岸隔絕，讀者無新書可看）的臺灣武俠界開拓了一片生天。是故，稱其為“臺灣武俠先行者”，洵當之無愧！
郎紅浣，本名郎鐵青，祖籍長白（山），為滿洲旗人；生於一**七年，與民初言情武俠名家顧明道（以《荒江女俠》一書鳴世）同庚。其卒年不詳，生平漫不可考。據其自雲，一九五一年春，曾得掌故大家高拜石之介，在《風雲新聞週刊》上發表來臺後的第一篇武俠創作《北雁南飛》；涉及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收復臺灣等史事，惜因故中輟。旋應《大華晚報》之邀，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動筆撰寫《古瑟哀弦》、《碧海青天》二部曲，乃正式展開其長達十年的武俠創作生涯。
持平而論，郎紅浣文筆清新脫俗，剛柔並濟，有新文藝之風；運用京白對話時，狀聲狀色，極為生動傳神。可與老舍的“京味”，王度廬的“悲情武俠”相媲美。他尤善於描摹江湖兒女情態，或纏mian悱惻，或悲歌斷腸，忽張忽弛，跌宕起伏，頗能引人入勝。無怪當代詩家張劍芬，李漁叔曾譽之為“仙心妙筆，當世無雙”！而滬上名士陳定山亦以“獨異”二字稱揚。此外，郎氏久歷風塵，腹笥寬廣，描寫舊社會之風俗習尚、穿著打扮乃至典章文物、器皿用具均極考究，非一般道聽途可比。
為其出書的國華出版社嘗如此介紹：“郎先生少遭家難，流浪天涯，足跡遍中國；閱人既多，所學亦博，於拳擊劍術尤精。”（參見《莫愁兒女一九五七年初版扉頁簡介》）這也可從側面看出郎氏饒富人生閱歷，見多識廣；而其早期所述拳劍技擊皆有憑有據，大抵寫實，並未刻意渲染武功妙用。惟其敘事習於故常，且喜以清初鼎盛時期為故事背景；寫滿、漢之爭與宗室恩怨，則多緬懷白山黑水故國（清朝）之思。特別是其晚期作品如《黑胭脂》因受到後起之秀臥龍生、司馬翎等神化武功的刺激，竟無端摻入奇門遁甲、神仙術數乃至飛劍法寶等玄妙素材，又走*初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的老路；遂令人有捍格突兀之感，破壞了他一貫平實的俠情風格，殊為不值。
惟無論如何，郎紅浣以年過五十知命之年始下海從事武俠創作，正如曹操樂府詩〈龜雖壽〉所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其前後十年間的武俠作品固然有得有失，但也的確證明了他寶刀未老，筆力遒健，乃能見重士林。
由於郎氏“但開風氣不為師”，是臺灣第一個職業武俠作家，故筆者用較多的篇幅追述其人其事，並簡略介紹其創作風貌、特色。以下則按各家成名先後及其作品的影響力，分別作扼要的明如次。
“一劍驚虹”臥龍生
眾所周知，臥龍生是一九六○年代各方公認的臺灣武俠泰斗。他幾乎同時以《風塵俠隱》和《驚虹一劍震江湖》（一九五七年）二書發跡；繼則以《飛燕驚龍》（一九五八年）、《玉釵盟》（一九六○年）二書成就大名，而與司馬翎、諸葛青雲並稱“臺灣三劍客”，享譽垂三十年之久。其中尤以《飛燕驚龍》開創了一代武俠新風，影響獨大！從而奠定了他在臺灣武俠發展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一位曾經叱吒風雲、不可忽視的著名通俗作家。
臥龍生，本名牛鶴亭（一九三○～一九九七年），河南鎮平人。據其自雲，他出身於商賈之家，從嗜讀《三國》、《水滸》、《紅樓》等古典及《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等武俠先驅作品；對於所謂“北派五大家”（還珠樓主、白羽、鄭證因、王度廬及朱貞木）皆所愛重，尤喜朱貞木的筆法、佈局，乃建立了他的武俠審美觀。高中肄業期間，他加入青年軍，轉戰各地。
一九四八年赴南京考上由孫立人將軍主持的軍官訓練班，旋即隨軍來臺，從少尉排長做到上尉政工指導員，從事部隊文宣工作。此時他始接觸到西方翻譯，如《金銀島》、《俠隱記》、《基督山恩仇記》等，皆為西洋傳奇名著，鹹以故事曲折離奇取勝。一九五六年因受到“孫立人事件”牽累，提前自軍中退伍。一時百無聊賴，生計艱難；為了餬口，曾幹過三個月的三輪車夫，境遇至慘。後得友人童昌哲（即伴霞樓主，時任《成功晚報》副刊編輯）鼓勵，始嘗試走武俠創作之路。（按：以上為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臥龍生病中接受筆者專訪所述，與坊間傳聞略有出入。）
牛氏祖居南陽臥龍崗，當地有一所“臥龍書院”，乃特為紀念三國時代蜀漢大政治家諸葛亮所建。牛鶴亭青少年時曾在臥龍書院求學，因取“臥龍生”（意為臥龍書院學生）為筆名，於一九五七年春，在臺南《成功晚報》發表武俠長篇處女作《風塵俠隱》；旋又於臺中《民聲日報》發表連載《驚虹一劍震江湖》，皆獲得好評。惟此二部初試啼聲之作，均因病輟筆；後由臺中《武俠旬刊》接載，陸續交玉書出版社結集印行。
但問題來了！據臥龍生的法，當時《風塵俠隱》出到第十集七十五章，尚未結束；而《驚虹一劍震江湖》則出到正七集、續六集，已經完稿（即書主俞劍英因情債難償而跳下懸崖隕身，以悲劇收場）。奈何作者忽遭車禍，不能命筆；玉書出版社發行人黃玉書以利藪所在，乃請人代筆一續再續。由是文情雜沓不堪，遂成漫漶之局，不可收拾矣。這宗公案姑不論孰是孰非，真相如何，但其的確首開臺灣武俠代筆偽續之惡例，則為不爭的事實。嗣後臥龍生作品每多虎頭蛇尾，或任令“掛名”偽書氾濫成災，當與作者不自重令譽有關，委實難辭其咎。
一九五八年夏，臥龍生應《大華晚報》之邀，發表武俠長篇連載《飛燕驚龍》；一時聲名大噪，取代了郎紅浣在該報“一枝獨秀”的特殊地位，同時也標誌著他由地方性報刊擴充套件到全國性報刊的一個創作里程碑。此書博採前人各家之長，首倡“武林九大門派”及“江湖大一統”之，當早於金庸《笑傲江湖》（一九六七年）多達九年以上。流風所及，臺、港武俠作家無不有樣學樣。所謂“武林九大門派”、“武林盟主”、“武林霸業”云云，竟成為社會大眾耳熟能詳的流行術語了。
也許是因筆者有“歷史癖”，故而對於武俠作家的生平經歷、創作動機、人文素養以及人物、故事乃至“武藝美學”的原創力皆饒有興趣。據臥龍生老友胡正群（前《大華晚報》副刊主編）的法，臥龍生由於青年從軍而失學，故起初文筆並不好，僅只通順而已；且常有筆誤，而全靠編者加以修改、潤飾，始能發排付梓。但臥龍生的學習能力頗強，又富於想像力，善故事；所以其全盛期的武俠名著如《飛燕驚龍》（一九五八年）、《鐵笛神劍》（一九五九年）、《玉釵盟》（一九六○年）、《天香飆》（一九六一年）、《無名簫》（一九六一年）、《絳雪玄霜》（一九六三年）及《素手劫》（一九六三年）等書，可讀性均很高，足以引人入勝。
這些作品多先經過臺灣各大報副刊連載，再結集印行，故其影響力日益廣大。尤其是《玉釵盟》在《中央日報》（當年號稱“國內第一大報”）連載期間，更是萬眾爭睹，洛陽紙貴！幾乎到了無人不談少俠徐元平、“神州一君”易天行、紫女蕭奼奼的地步。這固然是因臥龍生博採眾長，自學成材，將“爭霸武林”的主題發揮至極處；乃能縱橫捭闔，扣人心弦！又何嘗不可是由於當時人心苦悶，社會需求孔殷，方有以致之。是故一九六○年代初，當臥龍生首次應邀訪港時，金庸設宴把臂論武俠，即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之喻。後來金庸《天龍八部》（一九六三年）寫武學女博士王語嫣、《笑傲江湖》（一九六七年）寫“君子劍”嶽不群便分別脫胎於臥龍生《玉釵盟》的紫衣女蕭奼奼與“神州一君”易天行的人物原型。但凡老讀者一望即知，固無須饒舌。
據悉，在臥龍生成為“飛龍在天”的黃金時代（即一九六○年代），每月寫稿總收入已高達五萬元新臺幣，相當於一個高階公務員十倍以上的月薪；而他每寫一種稿，至少複製六、七份——除在臺灣報章上連載外，更分寄香港及東南亞各華文報刊。換言之，他只要寫一份稿子，即可賺上六、七倍的報酬。可謂一勞多得，收入極豐，令人羨煞！
正因如此走運多金，臥龍生乃開始不務正業。先是由於各方稿約太多，難以應付，遂央託新秀易容代筆續完《天香飆》、《素手劫》等書；繼而用“拖”字訣，在報刊連載中閒扯淡！如《金劍鵰翎》一寫四年有奇（《自立晚報》一九*年元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長達九十六集之多，打破歷來武俠出版紀錄，即為顯例。後來乾脆只動筆開一個頭，即任令出版商“掛名”找人續寫下去，便不堪聞問了。那麼究竟臥龍生“脫貧致富”之後在幹些什麼呢？原來他除忙著和臺、港電影公司或電視臺接洽改編拍攝《飛燕驚龍》、《玉釵盟》等武俠電影及連續劇的製作權外，又想投資做生意，賺大錢！
據其老友牛哥回憶，當時舉凡天上飛的（航空公司）、海上漂的（漁船）、地上種的（果園）、路上走的（柏油馬路）、頭上戴的（假髮）、桌上吃的（鵪鶉皮蛋）等等，不下十餘種之雜。卻因經營不善，被人連哄帶騙，皆敗個精光。從此臥龍生發財夢醒，只得重拾舊業，但已時不我予了。（詳見牛哥〈臥龍生坎坷江湖行〉，原載於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國時報》副刊）一九七九年臥龍生到中華電視臺出任連續劇製作人，自編自寫《江南遊》、《洛城兒女》、《諜海奇花》及《長江一條龍》等劇，前後達八年之久，方正式退休。
當其盛時，以花天酒地與豪賭傾家；迨至晚年，又為心臟病及糖尿病所苦，卒因此而亡故。撫今思昔，寧不慨然！
臥龍生自承，其一生總共寫了三十八部武俠（偽冒品當數倍於此）；雖乏真才實學，卻得貴人相助，終以傳統派通俗趣味取勝。因而名震一代，堪稱“武俠傳奇”。特別是他身經世變，有切膚之痛；故早年即將二十世紀最值得爭議而為人詬病的“集體主義”及“政治圖騰”意識化入武俠《玉釵盟》之中。較之金庸式“爭天下第一”的個人英雄主義創作取向，則臥龍生不但力求突破，更發展到江湖野心家企圖糾合集團之力“爭霸武俠”，以遂其“定於一尊”的迷夢，且加以反諷撻伐；當更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值得吾人省思。至於文筆優劣，猶為餘事了。
“武林奇葩”司馬翎
在“臺灣三劍客”中，司馬翎排名第二，卻是最有思想內涵、最具創意的武俠作家。對於後起之秀來，他所寫的啟發性與影響力猶在臥龍生之上。尤其早年首創以精神、氣勢克敵制勝的“武藝美學”原理殆已近乎“道”——與金庸、古龍一脈相承的“無劍勝有劍”、“無招破有招”之，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以博學多才，擅長寫情寫欲、鬥智鬥力，皆獨步一時。至今新一代“武俠天王”黃易亦不諱言往昔曾深受司馬翎的影響，即可見其藝術魅力之一斑了。
司馬翎，本名吳思明（一九三三～一九**年），廣東汕頭人；別署“吳樓居士”、“天心月”，為將門之後。其父吳履遜曾在日本士官學校受業，抗戰時期官拜**少將旅長，功勳卓著；其兄吳乙安則為中華籃壇第一代老國手，有名於時。一九四七年吳氏舉家移居香港，吳思明始進入新法書院就學，接受現代正規教育。據知，吳氏自幼即好古嗜奇，於學無所不窺；對於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金石銘刻、土木建築、堪輿風水、兵法戰陣乃至花道、茶道及版本之學，皆多所涉獵；更喜鑽研佛、道兩家玄義妙諦，悟性極高。這一半固得力於家學淵源，幼承庭訓；另一半則由本身稟賦資質使然。因而雜學廣博，日益精進，乃為日後從事武俠創作打下了可大可久的堅實基礎。
吳氏十四歲赴港定居，此時方接觸到武俠，立刻為書中的傳奇故事所迷；尤酷愛還珠樓主的“奇幻仙俠”作品，曾為《蜀山劍俠傳》廢寢忘食，以致學業一度中輟。一九五七年吳氏以僑生身分來臺，就讀於政治大學政治系。因其始終不能忘情武俠多彩多姿的夢幻世界，乃於大二時用“吳樓居士”筆名，試撰處女作《關洛風雲錄》（一九五八年），交由真善美出版社發行，不意一舉成名。由是又再度休學一年，改用“司馬翎”筆名，於香港《真報》連載發表《劍氣千幻錄》（一九五九年），更獲得海內外讀者一致肯定，被認為是武俠界的奇才、新星。由於《關洛風雲錄》異軍突起，一炮而紅！其後續集《劍神傳》（一九六○年）、《八表雄風》（一九六一年）遂源源推出；號稱“最愛大學生及國外留學生歡迎”。從此《劍神》三部曲乃奠定了司馬翎“新派領袖”傲視群雄的巍然地位，促使後起之秀古龍、蕭逸、上官鼎、易容、蕭瑟等紛紛跟進，掀起了雲蒸霞蔚的武俠創作熱潮。
據當時執臺灣武俠出版業牛耳的真善美出版社主事者宋今人撰文指出：“吳先生的文字清新流暢，略帶新文藝作風，一反過去講故事的老套。武俠中之所謂“新派”，吳先生有首先創造之功；譽之為“新派領袖”，實當之無愧。（中略）吳先生的作品有心理上變化的描寫，有人生哲理方面的闡釋，有各種事物的推理；因此有深度、有含蓄、有啟發。吳先生似乎跑前了一，相信今後的武俠作品，大家會跟蹤前來。”（一九六二年宋今人（出版者的話），收入司馬翎《八表雄風》第二十五集卷後語）文中所謂“吳先生似乎跑前了一”，大概是指司馬翎受到一九六○年西方“新女性主義”前衛思潮（性解放）的洗禮，大膽描寫舊社會的江湖女子也有**、靈肉的心理掙扎；企圖擺脫傳統禮教束縛，力求自我解放（但仍堅守一夫一妻制）。就此而言，似乎司馬翎早在四十年前即得二十世紀末所謂“**文學”風氣之先了。
政大畢業後，吳氏曾任《民族晚報》記者、《新生報》編輯，仍筆耕武俠不輟。惟以走紅之下，各方稿約應接不暇，勢難兼顧；遂主動辭職，專事武俠創作。由於在其四十一部作品中，有二十九部皆署名“司馬翎”，僅有五部署名“吳樓居士”；另外七部署名“天心月”者（各取吳思明三字之半），則為晚期返港後所撰，罕為人知。正因長久以來司馬翎聲名借甚，乃用以鳴世，享譽至今。
猶憶筆者於一九八○年春二度訪港時，金庸在酒酣耳熱間忽問起司馬翎的近況，並對《劍氣千幻錄》推崇備至。其實《劍氣千幻錄》只是司馬翎二十六歲時初出道的習作，技巧尚未成熟。其後一九六一年首度在《聯合報》連載的《劍膽琴魂記》，即能靈活運用“意識流”手法，寫天眼秀士狄夢松死前回憶往事，而臻情景交融之境。迨及《掛劍懸情記》（一九六三年），則打破“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老觀念；寫才女花玉眉一身負天下之重，運用絕世智慧，率領中原豪傑抵禦外族入侵，更凸顯“女智”的迷人魅力。而至《纖手馭龍》（一九*年）及《劍海鷹揚》（一九六七年），則進一步提升到“女性鬥智”的絕妙地步；教巾幗雙雌各率群雄對決，極波譎雲詭之能事。放眼海內外武俠作家，可沒有第二個是像司馬翎這樣高度肯定“女強人”的作用，而將“武俠瓶花”角色徹底解放的！此一思想見識既新潮又前衛，的確值得大書特書！
可惜自一九七一年以後，司馬翎即因被人倒債（一是經營地下錢莊失敗，違反票據法）而黯然離臺返港，輟筆長達三年。在這空窗期，坊間不肖書商有恃無恐，乃大量翻印金庸，冠以司馬翎之名，令人無從追究。及其復出，隔海為《中央日報》寫《人在江湖》（一九七四年）時，便暗喻他本人“身不由己”，難以重振雄風。此後其作品見報率越來越少，遂逐漸淡出武俠之林，為人遺忘。一九八○年左右，他另取“天心月”筆名，寫《強人》系列，企圖東山再起；卻因改走古龍式路數，舍長用短，轉型並不成功。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受《聯合報》發行人之託，代找高手為副刊寫長篇武俠連載，馬上想到困頓風塵的司馬翎。正是：一個要補鍋，一個鍋要補。兩下一拍即合！同年八月司馬翎《飛羽天關》正式登場見報，功力不減當年。但當時正是古龍獨紅的武俠天下，加以編者為了順應時代潮流，求新求變！遂未等故事結束，即促其草草收場。因此這部司馬翎最後的作品實未寫完（按：皇鼎出版社所印《飛羽天關》續集三本皆系偽書），致令一代武俠奇才喪志以歿，抱憾終身。於一九**年七月某夜暴卒於汕頭老家，享年僅有五十六歲而已。
司馬翎是筆者獨行江湖道上第一個交到的“武林高手”；時間大約在一九七七年首次訪港期間，可謂一見如故。據知，他於一九六○年與何美英女士成婚，育有子女三人。當其成為“新派領袖”之際，曾和王潛石（前《聯合報》三版主編，號稱“天下第一名編”）、伴霞樓主、臥龍生等三人結拜，合稱“武林四友”，一時傳為佳話。特附記於此。
“求新求變”論古龍
談到古龍武俠，可是哪個不知，無人不曉！他成名於一九六○年代中期，迅即以“多、快、好、省”的創作筆法，跨過臥龍生，直逼司馬翎！迨至一九七○年代，他更躍登“新派掌門”之位，獨領武俠風騷。終其一生，共寫下六十八部作品，據以拍攝成電影、電視者更不計其數。迄今新生代的讀者皆將他與金庸相提並論，盛名歷久不衰，便足見其文字魔力及影響力之大了。
古龍，本名熊耀華（一九四一～一九八五年），江西南昌人；生於香港，十三歲時隨父母來臺定居。在家譜排行中，他是長子，下有弟妹四人。（按：關於他的生年，外界法不一，今以其身分證及戶籍記載為準。）其父熊鵬聲，曾在臺北市府機要秘書。在他十八歲時，因父母離異，家庭失和，乃憤而棄家出走，過著半工半讀、自食其力的艱苦生活。其叛逆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熊氏從就愛好文藝及武俠，十一、二歲時便開始以編故事自娛。一九五六年《晨光》雜誌分兩期發表了他的文藝處女作《從北國到南國》，給予他很大的鼓勵，更有志做一個“文藝青年”。後來他考上淡江英專（即淡江文理學院、淡江大學的前身）夜間部英語科，始有機會接觸到西洋文學作品，遂廣泛閱讀外國翻譯（如大仲馬、毛姆、海明威、傑克倫敦、史坦貝克等），打下“洋為中用”的基礎。
惟因迫於現實生活的無情壓力，他必須打工餬口；故而只念了一年英專，便辦理休學。有鑑於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等“三劍客”的武俠大行其道，名利雙收！不禁起了“見賢思齊”之心，也想在武俠天地間施展拳腳，爭一席之地。於是他看來看去，初步選中司馬翎作品為觀摩、借鏡的物件，且為之入迷。
一九六○年熊氏以“古龍”為筆名，嘗試寫武俠處女作《蒼穹神劍》，但技巧甚劣，有如故事大綱。嗣後，推出《孤星傳》、《湘妃劍》、《失魂引》及《劍氣書香》等書，文情不俗，乃漸有起色。但古龍初出道就“不老實”，《劍毒梅香》和《長幹行》都是先預支稿費，寫了第一集就跑，而分別由上官鼎、高庸二人接手續完。這當然與他的生活yu望及寫作態度有關。
正如古龍在〈一個作家的成長與轉變〉一文中所：“為了要吃飯、喝酒、坐車、交女友、看電影、住房子，只要能寫出一東西來，就要馬不停蹄的拿去換錢，要預支稿費……為等吃飯而寫稿，雖然不是作家們共有的悲哀，但卻是我的悲哀。我相信有這種悲哀的人大概還不只我一個。”
其實然而不然！據統計，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這四年之間，他就寫出了十四部（全）武俠；每一集稿費自五百到兩三千元新臺幣不等，按當時物價估算，足夠過一個中等以上的生活。以其“迅猛龍”的快筆捷才及豐厚收入（每一部作品至少有十集），何致於為吃飯而悲哀發愁呢！又怎能開了書頭就溜之乎也呢！可見他是多麼的揮霍無度，又是多麼的不負責任！因此有一段時間，沒有一個出版商敢用他的稿子，他只好替臥龍生、諸葛青雲捉刀伐筆，臨時補個一章兩章；或在一旁做“江湖弟”伺候著大爺顏色，甚不得意。
以古龍之心高氣傲，當然不甘就此雌伏。在這段沉潛期，相信他曾流覽了一些日本時代的翻譯本；特別是對有關“劍聖”宮本武藏的傳奇故事及電影產生濃厚興趣。加以真善美出版社長宋今人更高度評價陸魚的《少年行》（一九六一年）：“《少年行》的風格、結構和意境，除掉特別強調武功這一外，較之歐洲十八世紀的文學名著，並不遜色。這種“新型武俠”的寫法，是頗可提倡改進的。”（詳見該書扉頁〈少年行介紹〉文）
凡此種種，均對壯志消沉的古龍起了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因此他發憤圖強，求新求變！終於在一九*年寫出“無招破有招”的《浣花洗劍錄》，以東瀛武士的“迎風一刀斬”取代了中國傳統武術的奇招妙式。他在這部書中，運用了許多饒有詩意的語言文字來營造氣氛，刻畫人性，頗富於生命哲理；尤以對話之雋永，節奏之明快，均非一般武俠作家所及。從此，古龍“破壁飛去”，已不再受傳統武俠套子所拘束；他建立了“新型武俠”的里程碑與典範，卻也是他一切“簡單化”的開始。
與此同時或稍後，《情人箭》、《大旗英雄傳》、《武林外史》、《絕代雙驕》等書源源推出，古龍聲勢越來越盛。迨至一九六七年，以“風liu盜帥”楚留香為主角的《鐵血傳奇》登場，立時轟動武林。古龍終於後來居上，成為“新派掌門”。由是眾望所歸，雄霸天下！而《多情劍客無情劍》（一九六九年）的“李飛刀”李尋歡故事，則與楚留香系列齊名，雙星並耀，一時瑜亮。及搬上電影、電視大銀幕，古龍和他筆下的楚、李二俠更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了。
一個“古龍新派武俠時代”乃正式宣告來臨！
古龍之所以會在短短幾年間蛻變成功，除靠自己本身能掌握時代的脈動（臺灣經濟起飛，讀者口味講求精簡實惠），努力突破創新外，亦與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名導演楚原特別激賞古龍有關。據知在一九七○年代初，楚原即執導了《流星?蝴蝶?劍》（一九七○年）、《蕭十一郎》（一九七○年）及《天涯?明月?刀》（一九七四年）等名著，為古龍錦上添花，大張其目。而金庸則在一九七二年寫完《鹿鼎記》後封筆，並將古龍視為《武俠接班人》（由倪匡推薦），力邀他在香港《明報》上發表《陸鳳》系列作品；由此聲勢更盛於前，幾乎可以與金庸分庭抗禮了。
在此必須要補充明的是，據旅加女作家馮湘湘考證研判：不論是古龍筆下的楚留香或陸鳳，都明顯脫胎自日本武俠大師柴田煉三郎（一九五一年榮獲“直木文學獎”）的人物源氏九郎與脈狂四郎（分見《秘劍血宴》、《脈狂四郎》二書）。因而作張作智，乾坤大挪移！乃將日人所謂“風雅的暴力”和“苦澀的美感”化入，卒能產生出奇的效果。（拜見馮湘湘作〈古龍與柴田煉三郎〉，原載二○○一年三月《香港文學》。）這自然是與古龍不斷求新求變、借力使力的審美心理有關。
的確，古龍很早就有革新武俠創作的自覺。在《歡樂英雄》（一九七一年）卷首，他寫了〈武俠〉一文，很能代表他求新求變的看法，值得引述：
“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俠非但不是文學，甚至也不能算是；正如蚯蚓雖然也會動，卻很少有人將它當作動物。造成這種看法的固然是因為某些人的偏見，但我們自己也不能完全推卸責任。武俠有時的確寫得太荒唐無稽、太鮮血淋漓；卻忘了只有“人性”才是每本中都不能缺少的。人性並不僅是憤怒、仇恨、悲哀、恐懼，其中也包括了愛與友情、慷慨與俠義、幽默與同情的。我們為什麼要特別看重其中醜惡的一面呢？（下略）
“所以武俠若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得變！若想提高讀者的興趣，也得變！不但應該變，而且是非變不可！怎麼變呢？有人，應該從“武”變到“俠”。若將這句話得更明白些，也就是武俠中應該多寫些光明，少寫些黑暗；多寫些人性，少寫些血！（中略）我們不敢奢望別人將我們的武俠看成“文學”，至少總希望別人能將它看成“”；也和別的有同等的地位，同樣能振奮人心，同樣能激起人心的共鳴。”
這固然是一針見血、擲地有聲之論，但可惜古龍首先將革新求變的矛頭指向文體，指向傳統文化——前者針對報刊及出版社“論稿紙行數計酬”的慣例，濫用散文詩體或敘事詩體分行分段，遂使句與句、段與段之間的文理、文氣乃至語法結構全拆成碎片，不知所云！後者則打破中國 固有的思想觀念，而以近代西方超人理論、存在主義、行為主義及心理分析學之皮毛取代了儒、釋、道三家生命哲學內容。於是通篇只見尼采、沙特式偏頗語句出沒其間，到處充斥“絕對”或武斷之詞。這又導致“大男人主義”無限膨脹，只重朋友交情，卻輕視女性的自主能力（與司馬翎恰恰相反）。但世人習焉不察，竟視其簡單化的邏輯推理及語法為時尚，實在可悲！
總之，名成利就後的古龍終日與醇酒、美人為伴，吃喝玩樂，無所不為。其放縱酒色的結果，自然造成健康受損，腦力亦大不如前。故有《白玉老虎》（一九七五年）以降，他就再也寫不出什麼好作品，而陷於“為新而新，為變而變”的困境。
一九八○年古龍自組“寶龍電影公司”，拍了一些武俠片，企圖力挽狂瀾，終告失敗。同年與元配梅寶珠離婚，其二子一女均隨母而去，他更加寂寞、苦悶。後與於秀玲女士再婚（未正式辦理登記），幾次戒酒不果，卻已發現罹患肝癌。但他在病中仍然酗酒，不聽人勸；並口述故事，命其私淑弟子丁情（為打仔出身）代筆寫武俠中、短篇，多不成氣候，乏善可陳。拖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古龍終於撒手人寰，享年只有四十四歲。當真是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我與古龍並無私交，但不能不承認他確實是一代“武俠怪傑”。及其乘酒而去，香港作家倪匡等一干故友曾合送了四十八瓶ＸＯ白蘭地酒陪葬（他們都以為古龍享年四十八歲），一時傳為奇譚。在眾人追思中，作家喬奇有兩句輓詩寫得好：“李飛刀成絕響，人間不見楚留香。”似可作為古龍藝術蓋棺論定的最佳寫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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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青雲及二“分身”
在臺灣“三劍客”中，諸葛青雲敬陪末座。這自然是由於他的原創力、市場號召力及社會影響力皆不如臥龍生、司馬翎之故。但因拜孔明先生之賜，讀者習慣以臥龍、諸葛並稱；故其早年名氣響亮，幾與臥龍生並駕齊驅。特別是他親手栽培了兩名私淑弟子——即司馬紫煙和獨孤紅，作為他的“分身”；代筆捉刀之下，居然可以亂真。此二位新秀後來亦分別在武林中揚名立方，寫了不少作品；所以不妨納入諸葛帳下一併來談。
諸葛青雲，本名張建新（一九二九～一九九八年），山西解縣人。為臺北行政專科學校（即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前身），曾任總統府第一局科員。張氏自幼稚好詞章，國學根柢深厚；少年時即喜閱讀古典文學名著及各種通俗，及長乃以文筆典雅、詩才佳妙蜚聲士林。嘗自謂還珠樓主代表作《蜀山劍俠傳》是其“最愛”，並能將《蜀山》回目倒背如流。
一九五八年底，張氏偶見臥龍生成名甚易，不禁技癢；遂取“諸葛青雲”為筆名，撰寫武俠處女作《墨劍雙英》，祖述《蜀山》至寶紫青雙劍封存之遺事，交由春秋出版社印行。蓋有以“青雲直上”之諸葛壓倒“臥龍復生”之志，令人莞爾。
但不知何故，《墨劍雙英》只出了三集未完，他即應《自立晚報》之邀，連載發表《紫電青霜》（一九五九年）、《天心七劍》（一九六○年）姐妹作，以“武林十三奇”名震江湖！而書中武功最高的諸、葛雙仙，分明是青雲自況，可見其目無餘子之一斑。後來諸葛與臥龍齊名，以詩言志，曾有“各以聲華驚海宇”名句，其亦風靡一時。
從武俠創作淵源上來看，諸葛青雲受還珠樓主最深，朱貞木次之，金庸又次之。尤其是他的文字、筆法、詠物、寫景，乃至人物、奇禽怪蛇、玄功秘藝等等，幾乎全面“還珠化”，殆有五六分神似。而其酷喜用“眾女倒追男”及“一床多好”的愛情模式，則仿效朱貞木；回風舞柳，搖曳生姿。至於以五行方位比喻天下奇人異士者，則學步金庸；如《豆莞干戈》（一九六一年）、《奪魂旗》（一九六二年）等書皆是。
這樣，並不意味諸葛青雲沒有自己獨創的風格；相反地，正因他國學功深，腹笥寬廣，遂能立足於還珠樓主的奇幻武學基礎上，充分發揮其文采風liu的專長；而將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這類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發揮至極致，乃建立“才子型”武俠風格——與香港梁羽生同好，可謂無獨有偶了。
總之，諸葛青雲以《紫電青霜》成名，旋辭去公職，專事武俠創作。其早期諸作如《一劍光寒十四州》（一九六○年）、《折劍為盟》（一九六一年）、《鐵劍朱痕》（一九六一年）及《霹靂薔薇》（一九六二年）等書，皆屬佳構。尤以《奪魂旗》（一九六二年）套用朱貞木《羅剎夫人》故事佈局，也弄出五個真假“奪魂旗”（此旗既是兵器亦為人物綽號），更富奇趣。卒能後來居上，成為諸葛青雲最知名的武俠。
不特此也！由於《奪魂旗》開場之屍骨如山、血腥滿地，竟促使銷路激增，乃予稍後聞風而起、一哄而上的“鬼派”武俠起了惡劣的催化作用；遂造就出陳青雲（也師法諸葛青雲）、田歌等“鬼派”作家，內容非鬼即魔，且嗜血嗜殺，令人不忍卒睹！殆非其始料所及。
關於為諸葛青雲代筆者，曾先後有古龍、倪匡、司馬紫煙、獨孤紅、隆中客（本名楊開湘）及蕭瑟（本名武鳴）等人。特以《江湖夜雨十年燈》（一九六三年）一書，由諸葛開筆寫第一集，古龍續寫第二集，倪匡則由第三集續到第十集；以後至三十集全由司馬紫煙續完，又破了一項代筆記錄。其中司馬紫煙與獨孤紅的筆名皆為諸葛青雲所取，爰附傳於後。
司馬紫煙，本名張祖傳（一九四一～一九九一年），安徽人氏；為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用本名張祖傳撰處女作《環劍爭輝》（1961年），大約是在剛剛考上師大國文系之時。在學時，正巧《江湖夜雨十年燈》在香港《明報》連載，諸葛青雲臨時改筆名為“司馬紫煙”（一是金庸所取），打算另起爐灶；後見張祖傳文筆流暢，續得有模有樣，大為心喜，遂將此筆名轉贈給他。《江湖夜雨十年燈》（1963年）全20集，11－20集由司馬代筆續完，作者仍掛諸葛名。《江湖夜雨十年燈續》（1963年）全30集，始正式掛司馬之名。《白頭吟》（1964年）即為《江湖夜雨十年燈》後傳。司馬紫煙敘事神奇處近乎還殊樓主，白描處又彷彿王度廬。惜英年早逝，截至1971年以前，寫下《寶刀歌》、《羅剎劫》、《萬里江山一孤騎》及《英雄》等二十五部武俠。此後即少有新作問世。其最後見報的連載是：《鷲與鷹》（1982年，臺灣時報），《北雁南飛》（1982年，臺灣新生報）。
獨孤紅，本名李炳坤，生於一九三七年，河南人氏；亦為師大國文系畢業，系司馬紫煙學長。一九六五年諸葛青雲撰《血掌龍幡》第一集後，即交李炳坤代筆續完，幾可亂真。因而贈以“獨孤紅”筆名，祝其一炮而紅，旗開得勝。獨孤紅首部作可能是《紫鳳釵》（一九六六年），或為《雍幹飛龍傳》（一九六六年），分別由大美、春秋二出版社印行。前者平平無奇，而後者的王度廬味兒十足，允稱佳構。但奇怪的是，其代表作《丹心錄》、《滿江紅》、《玉翎雕》三部曲中部分人物故事，卻分明襲自郎紅浣所撰《瀛海恩仇錄》及同名《玉翎雕》。因此，頗有讀者懷疑獨孤紅是郎老高第，或為郎老復出後之化身。其實大謬不然！兩者除一“紅”字外，可是毫不相干。獨孤紅的作品頗多，迄今約近五十部，其中即有四部以“紅”為書名。其最大特色是筆下人物個個郎才女貌，運用京白對話極溜；可惜千人一面，泰半雷同，故一般評價不高。
慕容美與“大美”群英
大美出版社是“臺灣武俠八大書系”中，唯一倡導“武俠革新運動”的正派經營者，時常公開舉辦徵稿活動。其培養新秀之多，僅次於真善美、春秋二出版社；成為名家者計有慕容美、東方玉、高庸及秦紅等人。今分別介紹於次：
慕容美，本名王復古（一九三二～一九九二年）江蘇無錫人；學歷不詳，亦曾隨青年軍來臺，做過桃園、鳳山等地稅務員多年。王氏青年時期頗愛好文藝，經常向臺灣各大報副刊投稿；曾用筆名“勞影”、“筆鳴”發表散文品及中短篇，引起文壇注意。（參見《聯合報三十年文學大系》部第一卷）
退出文壇後的王復古，一心想在武俠圈中出人頭地。一九六○年初，先以“菸酒上人”（他平生只好煙、酒）筆名撰武俠處女作《英雄淚》、《混元秘錄》等書，未獲重視；旋化名“慕容美”，改以詩情畫意、亦莊亦諧的筆調，推出《黑白道》（一九六一年）、《風雲榜》（一九六二年），立即令人一新耳目，廣受讀者歡迎。而其真正享譽最隆的作品，卻是一度被《徵信新聞報》（即中國時報前身）腰斬的《燭影搖紅》（一九*年），至二十六集結束。以後出版商見此書銷路太好，曾私下找人偽續多集；但慕容美始終不予認可，每每引為憾事。
據知，慕容美早先一直將武俠創作視為“賺外快”的副業；迄至一九七九年始辭去公職，專心寫武俠。故與其他名家相較，產量並不算多，僅有二十七部。嘗自嘲是“駝子摔跤，兩不著地”！卻已有大美派王牌作家之目。他生前最後一部武俠連載是《殺手傳奇》（一九八四年刊完），不久即因中風而輟筆；以迄病故為止，享年整整六十歲。
東方玉，本名陳瑜，浙江餘姚人；生於一九二三年，為上海大學國文系畢業，曾任“青年*救國團”秘書，是李煥左右手，老作家柏楊（郭衣洞）同事。他出道亦早，一九六○年在《臺灣新生報》發表武俠處女作《縱鶴擒龍》，以“紅色魔教”（赤衣匪教）影射**組織，又雜用“匪酋”、“附匪靠攏分子”及“恐赤（共）病”等現代新名詞。這在當年*形勢高漲的臺灣，洵名借古諷今之作。但因處理手法過於粗糙，令人反感，故評價不高。後推出《神劍金釵》（一九六一年）、《紅線俠侶》（一九六一年）、《鳳簫龍劍》（一九六二年）等書，始漸入佳境。尤以《北山驚龍》（一九*年）將溶洞造型之千姿百態化入武功，堪稱別開生面，構思奇絕！
從一九六七年起，東方玉即因受到《中國時報》創辦人餘紀忠先生賞識，在該報“長期抗戰”達十三年之久。如《九轉簫》、《流香谷》、《珍珠令》、《孤劍行》及《七步驚龍》等等，皆為此一階段所作，紅極一時。迄至一九九○年“封劍”為上，其作品超過五十部，是典型的多產作家。
高庸，本名王澤遠，四川西充人；一九三二年生，曾就讀重慶巴蜀中學。其父陸軍上將王贊緒與楊森老將齊名，號稱“四川王”。王澤遠雖為將門“衙內”出身，自幼就好勇鬥狠；但卻嗜讀雜書，雅好詞章，穎悟過人。抗戰勝利後，原想到京滬繼續升學；旋因國共內戰之故，十六歲時即放棄學業，加入海軍服務。不久隨軍來臺，於一九五五年以少尉軍官退伍，一度曾在美軍十三航空隊工作。離職後為了生活，獨自經營出租店，始與武俠結緣。
一九五九年他先以“令狐玄”筆名撰武俠處女作《九玄神功》，初露頭角；繼則寫《血影人》、《殘劍孤星》、《鏽劍瘦馬》等書，多拾還珠餘唾，皆不如理想。乃輟筆一年，潛心鑽研各家武俠名著，閉門練功。
一九六二年王氏改筆名為“高庸”（有高於金庸之志），重整旗鼓，參加大美出版社首屆武俠徵文比賽；卒以《感天錄》一書入選佳作，從此乃正式踏上武俠創作征途，成為職業家。高庸文筆洗練，構思巧妙，彷彿金庸。其代表作《天龍捲》（一九六六年）最早在新加坡《南洋商報》連載時，正接手刊登於金庸《天龍八部》之後。該報編者恐引起不必要的誤會，遂情商高庸改用“林非”筆名發表；刊出後果然佳評如潮，多誤以為是金庸新作，可見其文字功力之深。截至一九七六年高庸急流勇退，轉任中華電視臺編劇為上，他一共寫了近二十部武俠。其中尤以《天龍捲》、《風鈴劍》及《紙刀》聲名最著，堪稱“武林三絕”。
秦紅，本名黃振芳，臺灣彰化人，生於一九三六年。少時因家貧失學，未受過完整教育；惟以長期從事印刷廠工作，遂廣泛接觸到各類文史書刊，多所涉獵，乃自學成材。一九六三年大美出版社舉辦第二屆武俠徵文比賽，黃氏首度以“秦紅”筆名撰《無雙劍》參選，不料竟獲得佳作獎。從此即被大美出版社羅致旗下，成為專屬武俠作家。
實事求是地，在臺灣武俠作者群中，秦紅是唯一“本土派”的臺籍名家。但從語言上來看，他的文筆清新流暢，遣詞造句、引經據典無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沒有時下一般臺籍作者動輒用臺語行文的“草根性”或“本土化”傾向，頗堪玩味。截至一九八六年秦紅封筆為止，總共寫了四十多部武俠作品；其中尤以《九龍燈》（一九六六年）、《傀儡俠》（一九七○年）之奇詭、懸疑筆法為最，迄今仍令人回味無窮。
其他各派武俠名家將錄
上官鼎，是劉兆藜、劉兆玄、劉兆凱三兄弟集體創作的筆名，隱喻三足鼎立之意。其中實以劉兆玄為主要執筆人，今將其生平經歷及創作概況簡介於次。
劉兆玄生於一九四三年，湖南衡陽人；臺大化學系畢業，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化學博士。曾任國科會副主委、清華大學校長、交通部長及行政院副院長等要職。據劉氏親手校訂“上官鼎創作年表”顯示，其武俠處女作是《蘆野俠蹤》（一九五九年），正就讀高中二年級；較接替古龍代筆寫《劍毒梅香》尤早一年。而其真正的成名作《沉沙谷》（一九六一年），則為甫考上臺大時的精心妙構，年方十八歲。當真是“英雄出少年”！
持平而論，《沉沙谷》因出於劉氏三兄弟“車輪戰”之手，故文筆忽好忽壞，水平殊不一致。但此書所描寫的少年英雄之死，實出於公義、私情交逼之無奈；又其悲劇俠情結構之壯美，亦戛戛獨絕當世，在在令人激賞！及其代表作《七步干戈》（一九六二年）出版，更糅合金庸、司馬翎之長，文情並茂，精采絕倫！迄至一九六七年劉氏寫至《金刀亭》十六集，封筆出國深造為止，一共只寫了九部武俠；卻已名震武林，傳為佳話。
蕭逸，本名蕭敬人，一九三六年生，山東菏澤人。其父蕭之楚為海軍宿將，曾參加過北伐、抗日諸役，名聞全國。蕭氏自幼愛好文藝及武俠，自承受還珠樓主與王度廬影響頗深。高中時期，即開始投稿，多以散文品為主，發表於《野風》、《半月》文藝等青年園地。由於他初為繼承父志，曾一度保送海軍官校就讀；後因故退學，乃轉進中原理工學院化工系完成學業。
一九五九年底，蕭氏以“蕭逸”為筆名，同時寫《鐵雁霜翎》、《七禽掌》兩部武俠，原為“好玩”，不料竟一舉成名。由是欲罷不能，遂與乃第蕭安人（筆名“古如風”）先後下海，專事武俠創作。蕭逸筆鋒常帶感情，有王度廬味；演武述異則學步還珠，模仿之處不一而足。其早期諸作如《虎月娥眉》、《金剪鐵旗》、《鳳棲梧桐》及《壯士圖》等書多有可觀，遂以“新藝俠情”鳴世。
自一九七○年起，蕭逸受聘為臺視、中視、華視及光啟社特約編劇；六年間所編各類單元劇、連續劇多達一百二十部（集），拍成電影的則有十部。因有此影視編劇經驗，其後赴美定居，所撰武俠風格遂大異於前。其代表作《馬鳴風蕭蕭》（一九七七年）與《甘十九妹》（一九八○年）均著重人性之刻畫，以及氣氛之營造。迄至一九九○年為止，其武俠作品約計有五十六部之多，僅次於古龍。
伴霞樓主，本名童昌哲，一九二七年生，四川人氏。學歷不詳，曾任臺南《成功晚報》副刊編輯，是臥龍生入行的引路人。因其每日下班時已近黃昏，常見晚霞滿天，故自號“伴霞樓主”，並用作筆名。一九五七年至六○年間，他接連推出《劍底情仇》、《神州劍侶》及《青燈白虹》三部曲，文筆輕鬆俏皮，大受讀者歡迎。同時期《聯合報》亦陸續連載其《八荒英雄傳》（一九五九年）、《紫府迷蹤》（一九六○年）姊妹作，因此聲名大噪，幾可與“三劍客”比肩。其早期作品多由“真善美”出版，有一定的號召力。一九六三年以後，則另組奔雷出版社，自寫自印；由是文風漸變，味道大不如前。迄至一九七○年代初退隱江湖為止，他總共寫了二十五部武俠。後竟不知所終，令人詫異。
柳殘陽，本名高見幾，一九四一年生，山東青島人。為員林實驗中學畢業，少年時混過幫派，故對黑幫內幕知之甚詳。一九六一年高氏以“柳殘陽”筆名撰武俠處女作《玉面修羅》，引起讀者注意；翌年又推出《千佛掌》及《金雕龍紋》二書，亦頗受歡迎。從此即揮別“現實江湖”而踏入“紙上江湖”，專事武俠創作。柳殘陽文筆新穎有力，自一九六六年《梟中雄》、《梟霸》兄弟作問世，乃獨創“鐵血江湖派”陽剛風格，自成一家。對於獨行俠盜、職業殺手之習性及行為模式，皆刻畫入微，具有一定程度的現實意義。惟其殺伐太慘，血肉橫飛！致令時人評價兩極化，而為智者、仁者所不取。柳殘陽於一九八五年赴美定居，仍創作不輟。迄至一九九○年為止，他一共寫下四十部武俠長篇，中短篇作品無數。可算是一位能又能武的“江湖奇人”！
雲中嶽，本名蔣林，一九三○年生，廣西南寧人。為中央軍校二十四期畢業，來臺後進入陸軍特種部隊服務，練就一身武技；可“空手入白刃”，力敵三五人。一九六三年蔣氏尚在軍中時，用“雲中嶽”筆名，試撰武俠處女作《劍海情濤》，獲得好評。翌年即以少校軍階退役，專事武俠創作至今。
據知，雲中嶽早年便對歷史有興趣，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會交代歷史背景，並在相關史實上加以考證，以免誤導讀者。特別是他治明史用力最深，已不亞於學者水平。這在絕大多數惟恐觸犯政治禁忌而逃避史實（如南宋、南明）的武俠界，堪稱異數！而雲中嶽卻能悠遊於歷史與武術之間，求真求實，殆為他人所不及。在其已出版問世的三十多部作品中，他自認“最喜歡”的是《京華魅影》（？）乃系半生戎馬生涯縮影。其實他早期所作《大地龍騰》（一九六六年）、《八荒龍蛇》（一九六八年）、《劍底揚塵》（一九七○年）等書均屬佳構。而《古劍懺情記》（一九六六年）更入選為四維出版社“特選佳作”，不可等閒視之。
其他軍中出身的武俠老作家另有墨餘生（本名吳鍾綺，陸軍少將）、玉翎燕（本名繆綸，陸軍少將）、東方英（本名盧讓泉，陸軍上校）、武陵樵子（本名熊仁杞，陸軍上校）及龍井天（本名魏龍驤，陸軍中校）等多人。因限於篇幅，不及備述。容以後有機會，再為細表。
後記：
本文承武俠出版家於志宏先生及林保淳教授提供不少有關作家、作品的基本資料，獲益良多，特此致謝。
又，溫瑞安在一九七○年以“溫涼玉”筆名寫作，尚未成為武俠名家，故亦存而不論，祈讀者諒之。
再及：欲知郎老十年間作品細目，可參見武漢《今古傳奇》2002年2月號拙作《臺灣俠壇將錄》（同一篇，改了題），便知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