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的日子裡，寧衛民一下子進入到極度繁忙的狀態。
因為銀座的壇宮分店要想順利開業，還有太多的後續工作需要去做，並不是只把人從國內帶過來就算完事。
除了他要幫助這些國內來的職工，儘快適應東京的生活，熟悉分店的工作環境，規範他們的工作流程之外。
剛裝修好的店鋪和後廚，餐廳裡的舞臺，甚至是進貨通道和庫房，他都得帶著這些人仔細演練演練。
看看還有什麼不合適的，有礙經營和實際操作的地方，必得在開業前解決問題才是。
還有，寧衛民秉承“博物館餐廳”的經營理念，為增加銀座壇宮分店的文化情趣，營造出相應的文化氛圍，這次還專程從京城帶過來一批比較特殊陳列品。
比如說，電影《火燒圓明園》中鹹豐帝和兩宮皇後整套朝服、盔甲的複製品。
乾隆朝內務府膳單、膳牌、菜譜，以及御用酒具、餐具、手爐、酒膳食挑的複製品。
明代《京城宮殿之圖》的複製品。
末代王爺和來自日本的末代王妃——傅傑、嵯峨浩夫婦的親筆題字。
整套《三國演義》的絹人，用蟬蛻製作的毛猴佈置的乾清宮御膳房的場景。
以及九龍戲珠的宮燈，花卉果品料器盆景，瓜果蔬菜擺件，飛禽走獸的彷生瓷，螺鈿的漆器、鎏金的如意，粉彩的葫蘆、琺琅彩炭火鍋子……等等。
這些東西統統需要他費心思安置妥善展示位置，並且科學合理安排好照明燈具才是。
何況最重要的是，菜品的原材料選用，也得抓緊時間儘快確定，這才是當務之急。
別看寧衛民和廚師們已經擬定出了比較合理的選單，也早在東京就聯絡好了提供食材、調料的供貨商。
但這只是理論上的設想，仍然是一廂情願，並不是完全從實際出發。
來到東京之後，為了儘可能的排除經營風險，最大程度追求菜品的質量和口感。
寧衛民就必須得帶著廚師去摸清東京本地的口味，食材行情，掌握日本市場上的食材種類和特性才行。
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會不計金錢，先帶著國內的這幫人海吃海喝了足足兩天。
然後又和廚師們組團去逛了附近的築地市場。
什麼雞鴨魚肉、海參鮑翅、松茸蘑孤、蔬菜水果，買回來不知道多少。
不但幾乎按照預定的選單做了一個遍，甚至有的菜用不同材料做了好幾遍呢。
這真的不是無用功。
別的不說，光家禽選用上的較真就極有必要。
要知道，在日本可是吃不上活雞的，而且冷鮮雞和冰凍雞的質地也不大好。
市面上見得著的，老百姓能吃到嘴裡的，基本都是西方種。
什麼美國羅德島紅雞，英國白科尼什肉雞，價錢便宜，但柴而無味，完全不符合壇宮烹飪菜餚的標準。
對於國內的廚師們來說，其實跟木頭渣滓沒什麼區別，嘗過之後，只有嗤之以鼻。
尤其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麼大的東京，連整隻的雞都不好找。
無論超市還是菜市場，賣的雞，全是被拆分肢解的。
當然，日本並不是沒有柴雞和土雞，他們也有，在當地叫做“地雞”。
可問題是，什麼比內地雞、名古屋雞，薩摩地雞，奇貴無比，而且數量稀少。
一隻動輒幾萬円，十幾萬円，年產量才不過萬只。
即便不考慮價格，想要長期穩定供貨，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寧衛民帶著廚師們幾乎逛遍了築地市場，才好不容易找到一種湊合能用的日本白羽矮腳雞。
這種雞肯定比不上真正散養一百七十天的柴雞。
但比普通肉雞質量上要好一些，是能吃出點鮮味的。
不過矬子裡拔將軍也有代價，那就是採購成本的額外增加。
這種雞，哪怕壇宮每天都訂購三十只，可供貨的商戶最低也要每只兩千五百円。
一般的凍雞才一千二百円，對比起來，要足足貴了一倍。
那想想看吧，連雞都這麼難選，找鴨子當然就更難了。
寧衛民他們找來找去，市面上的鴨子居然統統不合適，是買一隻失望一次。
最終都要放棄了，卻峰迴路轉，讓楊峰誤打誤撞在一家寵物店裡發現了一種京都鴨。
結果他和寧衛民一合計，倆人乾脆買回去給烤了。
一嘗不錯，這才算是找到了一種勉強能用的鴨子。
雖然這鴨子肉質偏瘦，油脂也不夠香，是做不了鴨油點心的。
但好在肉嫩，味道還過得去，鴨皮的酥脆程度也算勉強過關。
後來經過寧衛民和日本的供貨商彷彿溝通，那邊也答應說可以供貨。
只是提出，這種鴨子都是散養的，是京都的特產，要弄到東京來，經濟代價不小。
最低價四千二百円一隻，每天至少二十五只的訂購數量。
得，就這個價兒，都頂超市裡的三隻加拿大鴨了。
關鍵還是體量上這京都鴨子和別的鴨子根本沒法相提並論。
這玩意大的才五斤毛重，做成鴨胚也就三斤冒頭，比雞大不了多少。
但沒辦法，小鬼子小鬼子，什麼都小，這已經是當下力所能及找著的最佳替代品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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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再說到鴿子嘛……鴿子就更甭想了。
在日本吃鴿子可是違法的。
寧衛民要真敢在日本賣這玩意，就得坐牢罰款，距離關門不遠了。
所以可想而知，這年頭在東京要想把華夏美食做得不走樣，有多麼困難。
原材料難找到合適的不說，關鍵還挺貴。
哪怕按當下的官方匯率算，這都合八十八元人民幣一隻鴨子，五十元人民幣一隻雞了。
這樣的採購成本，做出菜來能不貴嗎？
哪怕日本人，大多數也吃不起啊。
何況一個飯莊所需的選單，哪怕菜品再精簡，也得有個六七十樣才像話。
那牽扯到的食材能多達數百種，如果都這麼一一選定，得耗費多少精力，多少金錢？
光這件事的工程量就大了去了呀！寧衛民他能不累嗎？
但這還不算什麼呢，後面的事兒更多。
大體上的原料缺定了之後，寧衛民還得趕緊去製作日、中、英、法的四語選單。
隨之確定餐具款式、擺盤方式和服務標準的工作也就隨之而來。
偏偏服務人員的數量也不夠，與此同時，寧衛民還得抽時間來招聘人手。
畢竟國內調來的嫡系大部分都是廚師，這麼大的餐廳，如果光指著劉建興他們有限的幾個人根本沒戲。
他只能聘用一些有日本人，來擴充屬於自己的偽軍啊。
好在既然定性是偽軍，那就沒指望這些人能打硬仗。
專業技術方面不用多麼過硬，也不需要豐富的相關從業經驗。
真正需要他們做的，只是門口迎客，與日本顧客正常溝通，負責點菜罷了。
只要性格樂觀，勤快點兒，服從管理，英語水平能和華夏員工進行工作方面的基本溝通就差不離兒。
不過也是因此，兩國員工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卻是個充滿隱憂的麻煩問題。
別忘了，這是日本經濟高歌勐進的鼎盛年代，東京的平均工資是很高的。
尤其是服務業，工作談不上穩定長久，還得賠笑臉。
像如今東京高階餐廳的一般員工，月收入二十五萬円左右。
資深員工和管理職甚至能高達四十萬円，遠遠超過了在一般公司就職的白領。
而且對於日本人來說，給華夏人打工或許也存在一定心理障礙。
反正與日本本地的餐飲企業相比，寧衛民要不多開點工資，人家肯定不給他幹。
那他至少得用多出三五萬円的價格才能僱到人手。
可反觀來自國內的嫡系部隊，那就立刻顯出不平衡了。
以楊峰和江大春為例，他們在壇宮的廚師裡工資是一流水平，在國內也是毫無疑問的高收入群體。
每月工資差不多能有一千塊人民幣，壇宮獨有的節約獎金還有八百左右，全算上差不多一千八九。
出國後沒了這筆獎金，有出國補助每月有五萬円。
算起來他們現在比國內還要多拿一點，能有兩千冒頭了。
但即便如此，和日本人的收入比較起來仍不夠看。
二十八萬円，目前可相當於六千多人民幣，這裡外裡差哪兒去了！
合著小卡拉蜜幹著碎催的活兒，拿到手的錢卻是大拿們的三四倍，這哪兒說理去？
當然，這倒是可以理解為一種人力成本上的優勢，畢竟國內員工佔大多數。
但問題是，這種便宜是不好佔的，因為太過不公平。
寧衛民要視而不見，時間長了，難保人心盡失，華夏職工情緒上不出問題。
說白了，這事兒就是擱寧衛民身上，他也會想不通。
所以怎麼妥善處理好這個問題，也是寧衛民需要儘快考慮清楚，拿出解決措施來的要務。
總而言之吧，壇宮飯莊距離開業雖然已經比較接近了，但急需解決的問題也是一大把，還基本都是急茬的。
你說這寧衛民能不操心嗎？他能不累嗎？
更何況這還只是銀座的壇宮飯莊一處而已。
別忘了，寧衛民這小子自己還有不少產業呢。
惠文堂書店的改建工作，他是拜託給香川凜子了。
但他回來總得露個面兒，好好表達一下謝意，酬謝一下人家啊。
而且這段時間，書店兩個店員應該又賣出去一些滯銷存貨，他理當給人家結清提成。
還有來自華夏的工藝品，自打去年文化節賣禿嚕了，這次他從京城回來也該去給店裡補貨了。
大刀商社的買賣也是真好，可經營上不足的短板同樣明顯。
拉桿旅行箱的宣傳廣告需要製作，更多的銷售渠道需要打通，倉儲和物流上擴大規模更是迫在眉睫。
偏偏這種情況下，寧衛民還得每天儘量抽時間和松本慶子見面。
即便他是最頂級的時間管理大師，那也分身乏術，忙不過來啊。
實事求是的上，這次回東京，寧衛民是真的先公後私，捨己為人了。
基本上把個人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壇宮飯莊的事情上了。
但凡有點工夫，就是為曲笑母親聯絡醫院，以及兼顧一下張嬙和崔建音樂專輯的製作。
對於他自己的事兒，還真沒怎麼顧得上。
像惠文堂書店和大刀商社的買賣，他只是打電話問了問情況。
聽說未出大事，就完全維持了原狀，沒做任何經營方面的相關指示。
基本上算是躺平了。
但即便如此，有些事兒也是躲不開的，比方說書店和商社的年度彙算。
在日本，三月份是會計年度的最後一個月。
3月15日是確定申報所得稅的截止日期。
為此，不但整個日本都充滿了年末的氣氛。
寧衛民也不得不暫時扔下其他事，硬生生擠出兩天時間，和自己聘請的稅理士仔細對賬。
否則的話，他要是敢用敷衍的態度對待此事，就有牢獄之災的可能性。
當然了，除此之外，對香川凜子表達謝意，也一樣是免不了的。
這是人與人交往的基本禮數。
但寧衛民也只能一切從簡。
就是等在公司門口，待香川和谷口下班，送了些“手信”又請他們吃了頓飯而已。
要想找補一下，也只能忙過這段時間再說了。
正因為忙到了這個程度，甚至連個人名下股票和不動產漲到什麼價位了，寧衛民都無暇顧及。
這對於他個人來說，可是頭一次，是前所未有的“視金錢如糞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