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九江太守盧植上奏一事，諸位看了奏章，有何看法？”皇帝劉宏問道。

太尉東海陳耽是一個古板正直的人：“盧植剿平叛亂，就是有功，有功當賞。怎麼能隨便辭職呢？把國家的名器，太不當回事啦。我的意見就是不許辭職！”

司徒袁隗的妻子是馬融的女兒，而盧植是馬融的得意弟子，兩人也算熟悉。袁隗卻不說話，拿眼睛去看司空許訓。

司空許訓是汝南郡人，他的族侄大大的有名，一人叫許邵、字子將，後來開創了月旦評。另一人叫許靖、字文休，也以評論人物著名：“這個，盧植有功，該賞就要賞嘛。至於辭職，奏章裡寫了原因，主要是身體不好，北方人不適應南方氣候，也算情有可原。

當然，盧植這麼急著辭職是不對的。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陛下和我們三公九卿用他時，給他官職，不用他就逼著他辭職呢。”

許訓說幾句，都是和稀泥，兩邊不得罪！如同沒說。

楊賜鄙視的看了一眼許訓，大部分人眼中，許訓才幹、名氣不算突出。之所以能當上司空，一個原因是緊緊抱住同鄉袁隗的大腿，另一個原因是緊緊抱住宦官們的大腿，簡而言之就是兩頭倒、應聲蟲、和稀泥，毫無士大夫的風骨。

楊賜出自弘農楊氏，祖父楊震，少年時即好學，跟隨太常桓鬱學習《歐陽尚書》，當時的儒生稱讚他“關西孔子”，長期隱居，不接受各級徵辟，直到五十歲才在州郡任職，以剛直著稱於世，留下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典故，之後逐步做到司徒、太尉，被誣陷免職之後，在雒陽西門飲鴆而卒。父親楊秉，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四十多歲才接受徵辟，司空徵辟，歷任四州刺史，以廉潔著稱，後亦官至太尉。

楊賜本人，少年時精研經文，也是名大儒，亦不接受徵辟。後接受大將軍梁冀徵辟，之後歷任地方、中央，並當上皇帝劉宏的老師。曾任司空、司徒，只是因為災害頻發，改任了光祿大夫。

楊賜家族，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三世三公，位高權重，處於鬥爭的中央卻能三世不衰，比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稍弱，並為東漢一等一的世家豪門，隋文帝楊堅既是楊賜的直系後代。二是經歷三世，從楊震、袁安的耿直、剛烈、堅持理想，逐漸演變為更加圓滑、更加務實，又與龍亢桓氏等世代交好，構成了一張權貴網路。

楊賜家族第三個特點，就是通曉今文《尚書》為家學，是今文經文的有力傳導者，與研究修行古文馬融、盧植、鄭玄等終究有古文、今文之爭！

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大量經學著作失傳。西漢建立之後，一些學者口口相傳的經書，稱之為今文經書。但不同學者腦中記憶和解釋的就有差別。

東漢時期，從牆壁、宅地、墳墓中發現了埋藏的古文經書。

矛盾的基礎是，古文和今文內容不完全一樣，就像學校用的歷史課本，韓國的歷史上寫著中國東北是韓國的，這還得了？

矛盾的發展是經書的解釋不一樣，兩派互相指責，古文學者認為今文經書在傳授過程中，已經改變了，不是真經書，要求返古搞原教旨的古文。今文學者們認為世界是發展的，古代的聖人能寫出經書，為什麼今天學者不能寫呢？

如果任由矛盾進一步發展，或許會如歐洲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從指責對方是異端，發展為互相仇殺。

要說盧植最擅長的古文《禮記》與楊家的今文《歐陽尚書》並沒多大矛盾，但盧植同時還研究並註釋《尚書》，而楊賜也不可能只研究《尚書》、不研究《禮記》，兩人就有著學術上的矛盾，還有著大批學生和支持者，有時候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是錯的！

古文、今文學術上的矛盾，逐步發展為觀念上的差別，進而演變為政治立場的差別，加上關西、關東地域上的矛盾，使得楊賜並不願意盧植參與修訂經書：“陛下以我為首修訂經書。盧子幹想回來修訂經書，也不是不可以，但應該聽我指揮，不能隨便刪除今文！

編書時若有分歧，必須經過大儒們討論一致，可不許繞過我直接給陛下彙報，也不許撂挑子，使性子。。。”

皇帝劉宏還只是不滿二十的少年，還在輕佻多動的狀態，換句話說雖然親政了，還沒有完全掌握權力。每當看幾個老頭子爭論過去、議論回來，就忍不住犯困，打著哈氣，想著弄好玩的東西，想著後宮的美人。

站立一旁的張讓，輕輕地推了推皇帝：“陛下，陛下，下面請你發表意見呢。”

皇帝劉宏被搖晃醒，口水流到衣服上，立即感到臺階下重臣、大儒們不善的眼光，他根本沒聽清楚完整下面說什麼，不好意思地說：“這個，太尉說的有道理，那個，司空說的也有道理，光祿大夫說的也有道理。都有道理，怎麼辦呢？”

張讓悄悄在皇帝耳邊說：“有事不絕，可問大長秋。”

皇帝劉宏立即振奮精神，心想幸好我有大長秋：“大長秋怎麼看？”

大長秋曹節有擁立之功，很得皇帝信任：“宦官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佑等五人，特別喜歡經學，平日都在里巷中學習、研究經學，並傳授給年輕的宦官們。

丁肅等曾經去東觀看過，感覺有些東西跟他學的不一樣。

李巡認為諸博士考試或辯論爭高下，有的甚至行賄改定蘭臺留存的漆書經字。

陛下不如讓宦官中的佼佼者，例如這五人與諸儒生共同勘定刻五經！宦官們沒有利益，應該能站在比較中立的位置來評判！”

陳耽怒道：“不可！宦官缺乏實踐經驗，不知道民間疾苦，如何能讓宦官與儒生共定經書？”“”

楊賜也說不可。

曹節：“當初蘭臺官吏，收受賄賂，如今儒生編訂書籍，難道就不會收受賄賂以修改經文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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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也是宦官，也能寫出史記。趙佑等博學，看書很多，諸儒生都稱讚他，為何不能讓他等參加勘定經書？

禮不辨不明，臣的看法就是讓更多的儒生參與到經書的勘定工作中來。盧子幹可以，趙佑等宦官也可以。”

皇帝劉宏：“好了，這事就這麼定了，讓盧子幹回來擔任博士。什麼，博士已經補了缺？那就讓他先任職議郎，和趙佑等都去勘定經書。”